汉武帝亲自设计霍去病墓葬，石棺石刻画面居多，有何内涵？

霍去病，祖籍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生活在建元元年和元狩六年。有学者认为霍去病的生年应该在景帝十年。霍去病是平阳县吏与平阳公主府女奴私通所生，其父不敢承认与公主婢女私通。霍去病出生不久，其姨母卫子夫入宫，受到汉武帝宠爱，数年后因生皇长子刘据而受封皇后。霍去病能够较早的参加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得益于他外戚的身份霍去病十八岁就任侍中。当时正是汉匈之间激烈交战的时期，霍去病开始随舅父卫青出征匈奴，并且屡立奇功，成为对匈奴作战的主要将领之一。

霍去病第一次出击匈奴，作为嫖姚校尉，率领八百骑奔袭数百里，斩获颇丰。汉武帝对霍去病这次的战绩相当肯定：“劉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是役，汉军其它部队却在多个战场大败而还，霍去病的这次胜利更显得难能可贵。

元狩四年（前年），西汉抗击匈奴的大决战逐渐展开。由霍去病率军从代郡出发进攻匈奴的王庭。后来，霍去病并未遇到匈奴单于，而是与左贤王部遭遇，卫青阴差阳错进攻匈奴王庭。在这种情况下，霍去病率军长途奔袭两千余里，重创匈奴左贤王部，取得歼灭敌军七万余人的煌煌战绩。卫青对匈奴单于的战役亦取得胜利，匈奴主力受到重创。从此漠南无匈奴王庭汉对匈奴的几次战争的胜利使北边边疆数年安宁，霍去病功不可没。

元封元年武帝在北方巡视，“行自云阳今陕西咸阳，北历上郡今榆林市、西河今黄河晋陕峡谷两岸地区、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西北，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武帝亲临朔方，以十多万骑兵随从巡边的浩荡之势向匈奴展示帝国拥有强大的铁甲部队，并以其他民族的败绩敲打匈奴：“南越王头己悬于汉北网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即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

经过霍去病等将士的努力，汉以对匈奴取得绝对优势，洗刷了汉初对匈奴的耻辱。元狩六年霍去病英年早逝，汉武帝令葬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号景桓侯。霍去病的一生虽然战功赫赫，但是历来对其评价却褒艇不一武帝哀怜其卓越战功，特意对霍去病墓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霍去病墓是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茂陵地处今天的兴平市南位镇策村之南，和其他位皇帝共同长眠于长安北面的咸阳原上。据史书记载，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汉代诸帝中在位最久的皇帝，而茂陵修建时间长达五十三年，是西汉帝陵中最大规模的一座。可见武帝对于身后事的重视程度。

考古调查显示，茂陵陵区包括有陵园、陵邑、陪葬墓区以及修陵人墓地。陪葬墓散布于陵园四周，其中东侧相对集中，墓主人身份较高。霍去病墓位于陵园东侧，西邻卫青墓。封土底部呈长方形南北向，在北侧发现一条斜坡墓道。霍去病墓以北有一处墓葬，地面无封土，南侧立有一石碑，上书“汉霍去病墓”，立于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墓葬平面呈“甲”字形，有斜坡墓道和竖穴土扩墓室。

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刻群中刻画最有代表性的一件，创作者没有直接刻画以为英姿讽爽的青年将军形象，而是用战场上最具标志性的战马探踏异族士兵的场景来反衬霍去病的不凡战功。石刻从整体上看人与马浑然一体，战马昂首挺立，马腹下面未凿空，而是以匈奴士兵仰面挣扎于马蹄之下的形象所代替。作品整体的转折处大刀阔斧，只在关键区域以线刻、浮雕手法细致雕塚。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多种动物石刻，伏虎长2.01米，宽0.84米，原置于封土东部，被人们认为是一件颇具浪漫情怀的作品。老虎的蓄势待发，敏捷的身姿表达得相当生动流畅的斑纹，似乎能让人触摸到柔软的皮肤，尾巴没有呈现放松的姿态，而是翻卷于背部，似乎处于警戒状态。战汉时期的“虎符”，均以虎的形象象征国猛军威。汉代墓地上的石虎遗迹不多见，霍去病墓上的伏虎可以说是个中翘楚。

人熊相搏长2.74米，宽2.2米，是一件组合型题材的石刻，表现了人与熊之间格斗场景。猛士长发披散，额部突出，深目隆鼻，大张着嘴，双肩食起，一双力量十足的大手掐住熊的辟子，熊则反咬人的下唇，拼斗的场面刻画的极有声色。

卧牛长2.6米，宽1.6米，刻画十分真实，牛的姿态相当闲适，外形轮廓圆润，牛腹与四肢相连处施以线刻。牛身形壮硕，头部较大，双目圆挣，牛角前面为原形，与汉代铜质、玉质牛角表现方法相同。牛背上刻有鞯，轉上系有一条横绳，绳的两端各系一牛镫。有说明此牛或不属耕牛，可能是驶负物品的运输工具石牛以安然闲适的卧姿加上背上简单勾勒的鞍鞯将汉王朝的强烈自信心以一种轻描淡写却发人深省的方式传递出来。

怪兽食羊长2.74米，宽2.2米，这件石刻选取的石块形状十分不规则，表面风雨侵烛情况严重，创作者采用浮雕手法刻画出一只不易识别的有角怪兽，口中正在吞嚼一只羊这种构思虽诡异却带有无限妙趣，让人不得不钦佩汉人浪漫和无边的想象力。

野猪，长1.63米，宽0.62米，这件石刻体量较小，刻画线条简单却十分形象，头部处理成三棱形，直截了当的刻画出野猪的长嘴，三角形的眼睛和紧贴于地面的状态无不透露出野生动物特有的精明和机警。野猪的警惕、伏卧象征着匈奴士兵的隐忍和蓄势待发，置身于如此艰险的环境之中，汉朝需要戒骄戒躁抓住有利时机才能不给外族侵略者以反扑的机会，这种时刻保持警醒的态度通过这种狡诈的动物凝固于青年将领的墓冢之上，对参加葬礼緬怀英雄的人无疑是振聲发聩的。

还有两件石马。其一为卧马，高米，长米，这匹马的身体比例十分协调，马的姿态虽是伏卧，马头偏左似乎正在竖耳倾听周围动静，右前腿稍微弯曲，好像时刻准备起立战马是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马腹下的厮杀以及马匹腾跃中展示的瞬间爆发力，催促着帝国将士奋勇杀敌保卫疆土，对于外来敌对势力也是一种高调的震慑。马身下均不凿空，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石材的原貌，显示出汉文化中的博大和沉稳。

《史记》中提及霍去病墓时明确记载总的设计方案是由汉武帝亲自确定的，即“为冢象祁连山”。而通过对分布于墓前和墓上的石刻主题思想的逐一论述，笔者发现一些石刻如卧牛、人熊相搏、石蟾、石蛙等与现实意义中的祁连山关系不大，一些石刻明显的表达出震慑外族的意味，霍去病石刻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墓葬的一个部分，因此它必然包含汉武帝个人对于死亡的认识，这种认识与西汉社会的流行思想密切相关。汉武帝的一生除了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他对于神仙的狂热追求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是整体上“山”的造型还是石刻中丰富的人和动物形象，都能反映出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想。霍去病墓石刻是茂陵园区永久性的地面标识，除了表明墓主人身份、表彰其功绩之外，还有现实性的考虑。首先，霍去病的战功虽然卓著，但是并不是说从此一劳永逸，相反，河西之战是汉匈战争中的一个明显转折点，浑邪王降汉后，汉武帝徙民充实边郡，并且陆续设置河西四郡，结束了匈奴独霸西域的情况，沟通了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匈奴的主力撤出河西走廊，但仍旧蓄势企图重新夺回这一战略要地。

自此，汉武帝为了彻底消灭匈奴在这一地区的残存势力，维持中原与西域的交通顺畅，在元狩四年着急将领筹划出击匈奴事宜，希望一举歼灭主力部队。霍去病墓石刻中的卧象并不是生长于祁连山的动物，造型恭顺的卧象是西南少数民族为表达对中原王朝的臣服而进献的吉祥动物，将这种动物形象列置于祁连山形的墓冢之上，却并不显得突兀。

一方面，只有通过石刻这种造型艺术才能将相隔千里的两处地理环境结合起来，这充分的表明这批石刻中的几件具有标记战功以外的含义，另一方面，多种动物石刻形象能让人直接联想到西南少数民族，因此，将表现西南夷臣服姿态的卧象置于象征对匈奴作战胜利的祁连山上，显示出汉武帝为代表的西汉国家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即武力征服或者主动臣服。卧牛这件石刻用来象征祁连山的地理环境比较牵强。

通过前面的分析，鞍鞯牛镫说明牛的多种用途，其闲适的卧姿象征着西汉国家对于其实力的自信心。人熊相搏石刻刻画出的力量强弱一目了然，这种搏斗场景似乎代表着两种虽激烈扭斗但实力悬殊的两方力量。霍去病墓石刻将征伐帝国最具威胁的少数民族所取得的胜利以一座山来表现，极大地宣扬了西汉的国威，并且展现出惨烈的战争场景，而这几件石刻则表示出对其他少数民族的震慑作用，同时通过隆重的葬礼和皇帝亲自设计的墓葬形制，反映了汉武帝对于霍去病早亡的无限惋惜以及其地位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