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技术和文明是汉武帝和唐太宗在对外战争中不同结局之因

所谓国际格局：汉武帝时期，是西汉、匈奴两强直接挽袖子上阵，一对一硬碰硬；唐太宗年间，突厥被从背后捅刀子，唐朝捡了个现成便宜。

匈奴之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存在感极强，原因在于它是第一个统一了黄河流域以北的游牧政权。

秦朝统一中原时，北方由西到东布列着西域诸国、月氏、匈奴、东胡、箕子朝鲜，所以蒙恬很容易把头曼单于统领的匈奴驱逐出河套地区；秦汉之交，中原放松了对北方的压制，匈奴出现了一位心思缜密、残暴坚毅的领袖：头曼之子冒顿，他通过“鸣镝弑父”夺取单于宝座后，以铁血手段统治匈奴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随后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汉文帝时期，冒顿拿下西域，西起中亚、东到朝鲜，辽阔的北方全部处于铁腕统治之下，那时的匈奴凭借独特的军事优势长期睥睨东亚大陆，汉武帝继位时，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敌人。

唐朝初年，史称东突厥“控弦百万，东自契丹 、西尽吐 谷浑、高昌 ”，控制区域接近当初的匈奴；正在中原角逐的隋末群雄，诸如李渊、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等等纷纷向其借势，此时的突厥俨然有成为东亚之主的架势。

不过，相对于全盛时的匈奴，突厥有以下缺陷：从当初为柔然打铁的小部落到横亘北方的霸主，突厥的崛起太过于迅速，内部没有形成高效的统一组织。 比如，匈奴只有一个统领全局的“单于”，而统领一方的突厥首领都称为“可汗”，他们的地位跟 “大可汗”没有丝毫差异；因此，在隋朝时期，隋文帝就利用这一特点将突厥肢解，并且扶植了一个向中原称臣的启民可汗。

在唐朝时，东突厥再次崛起，不过老毛病还在。比如在渭水之盟时，李世民就判断：“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史书也记载：“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因此，到了贞观初年，随着突厥出现天灾、政治混乱等问题，铁勒、薛延陀、回纥等部落集体背叛，唐太宗趁机联络这些部族、支持他们搞事，随后在突厥只剩半条命时发动突袭，一战将其灭国。

所谓技术条件：汉朝国力虽强，但没有现成的、能在草原上决胜的将领和骑兵；唐朝则万事俱备。

所谓的技术，主要指的是军队。与匈奴、突厥这些游牧民族对决，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派出成规模、高质量的骑兵杀到草原上，给予对方有效杀伤、端掉他们老窝。这就需要具备善于指挥大型骑兵军团的统帅、高质量的战马、训练有素的大规模骑兵等。

汉武帝继位时，上述要素并不齐备：在战马方面，汉初的窘迫是出了名的：“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数十年的持续鼓励养马，这一情况有所改善，但数量、质量跟匈奴相比都有差距；统帅方面更是奇缺，初期屡战屡败，直到卫青、霍去病的出现，局面才得到扭转。

简单来说，西汉是在与匈奴的战斗中逐渐锻炼队伍、发掘人才；但随着战争的持续，汉军的战马、人员消耗也相当巨大。因此，随着霍去病去世，西汉一时找不到像他这样具备大兵团突袭能力的将领，同时鉴于战马消耗过大，一度停止了对匈奴开展大规模战役。

唐朝疆域图

唐朝则不一样。至南北朝以来，北方养马成风、骑兵资源用之不竭。

当初的北魏时期，云中、朔方、 陇右 等地都开辟为牧场，巅峰时期的战马多达300万匹，北魏末期的一代枭雄尔朱荣家族就是养马出身。

唐朝承接南北朝遗风，贞观年间的战马超过70万匹，河朔、陇右、金城 、平凉 、天水遍地是丰沃的养马场，朝廷还设置了八使、四十八监专门管理养马事宜。

在人才方面，持续数百年的民族融合，让中原在骑马方面具备雄厚的“群众基础”，那时的宫廷贵族女子大多可以骑马（打马球）；基于这种土壤，滋养了代代相承、骁勇善战的骑兵队伍，唐军“步军皆有私马”，“冀州产 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而在将领方面，无论是关陇贵族、还是山东豪强，都不乏精通骑兵指挥的俊杰，大名鼎鼎的“二李”：李靖、李世勣就是代表人物，也正是他俩率军突袭灭掉了东突厥；后来，李靖的半个徒弟侯君集，也献上了奔袭千里灭高昌国的壮举；贞观十五年（641年），李世勣曾带着6000精骑追杀薛延陀骑兵，在诺真水（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阵斩3000、俘虏5万。

装备精良、精兵强将，初唐的军队比游牧民族更“游牧”，这就是他们往往能够高效率定点击杀、一剑封喉的秘诀。

所谓文明优势：西汉对匈奴，是两种文明体系首次大规模决战；而在唐朝时，农耕文明处于绝对强势地位。

早在夏商周时期，华夏族就常年处于跟各种游牧民族的鏖战状态，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就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大环境。春秋战国以来，中原虽诸侯林立，但基本都处于军国主义状态，秦、晋（魏、赵）、燕等北方强国面对身边的游牧政权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并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实力、发展壮大（参考胡服骑射）。

冒顿

而随着秦汉统一中原，突厥也统一了草原，冒顿单于曾经写信给汉文帝：“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他的潜台词是：北方马背上的民族已被我统一，可与中原耕地的王朝分庭抗礼。

因此，汉武帝发起的汉匈战争，是两大文明模式的首次终极对决，涉及到今后东亚大陆话语权的大事，双方都只能硬着头皮干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匈奴被霍去病生生杀掉超过1/3壮丁后，还退到漠北顽强苟且的原因。

到了唐朝时，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自从匈奴被打得部分西迁、部分内迁后，中原王朝的霸主地位就不可动摇，华夏文明不断对周边传播、吸收，浸润深远；对于那些周围的政权而言，依附远比对抗有利、和平交易远比打家劫舍划算；即使十六国时期北方乱成一锅粥，各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都不约而同地学习模仿中原政权架构、想方设法让自己融入中原文明。因此，即使曾经出于对抗模式，一旦发现自己不具备打赢的可能，低头认怂、俯首称臣对他们而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远没有当初匈奴那样的心理障碍。“圣人可汗、天可汗”的头衔，放在西汉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隋唐初年之所以都曾高效地降服过突厥，文明的优越性居功至伟。

汉武帝时期，绵延的战事确实给民力、国力造成了巨大的消耗，批评者甚至认为它导致西汉“户口消耗过半”。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实际上，打匈奴只是其一，汉武帝时期的改革，是几乎在所有领域同时进行，军事、经济、制度、文化、乃至礼仪都进行了全面创改，这种利在千秋的事业，一旦开展的过于集中，必然会给所在时代造成极大压力。就像汉武帝告诉戾太子的那样：“我把累活干了、由你享受成果，这难道不是美事一桩吗？”

唐太宗同为英明之主，却胜在前代的经验教训足够深刻，尤其是隋炀帝好大喜功所引发的惨烈后果历历在目。贞观年间虽然对外用兵频繁，但基本都是追求效率的突袭战；对内，则长期以整顿整治、恢复生产为主。因此，打仗不仅没有给国力民力造成负担，反而获得了优厚的战利资源。但到了高宗、玄宗时期，唐朝也因过度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付出了代价。

虽然时代条件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汉武帝、唐太宗都是为历史进步、国家富强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帝王，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