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牢城是怎样的？罪犯居住条件如何？

牢城与监狱

牢城和监狱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监狱是国家暴力机关之一，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监狱的起源很早，据《艺林汇考》记载：“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圜土，即古代监狱。可见早在夏朝时期就出现了监狱。

徽宗时期为惩治日益增多的强盗，解决刺配道途之累，曾仿照西周设置了圜土，“今欲仿周官司圜之法，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昼则役作，夜则拘之。视罪之轻重以为久近之限，许出圜土日充军，无过者纵释之。从之”。但宋朝的圜土与夏朝的“圜土”已有较大区别，其功能更像当时的牢城。

夏商以后，中国法律制度不断发展，至宋朝封建的法律体系基本确立。与之相伴的监狱也在不断完善。宋代的监狱非常发达，中央有御史台狱、大理寺狱、开封府狱、四排岸司狱，地方上主要是州县狱。”诸州军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可见，监狱的分布也非常广，县一级行政单位也有狱的设置。

从监狱分布范围和主要功能来看，它和牢城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总的来看两者的区别多于相似。首先，所羁押罪犯的属性不同。宋代“狱”中所关押的多为未决犯。《汉语大字典》解释道：“狱之言，确也，从犬犬，从言。二犬，所以守也”。狱字中有两犬，说明其原始含义有守备和监押的意思，从言，是争讼之意。

可见，监狱中羁押的多是“讼”而未决之人。真宗咸平元年（998）二月五日诏曰：“朕钦承先训，嗣守鸿图，视民如伤，惟刑是恤，言念庶狱，尚多系囚，或冤枉莫伸，或滞淹未决，感伤和气，莫甚斯，凡尔庶僚，各宜匪懈。应在京禁囚，已亲疏决，其西京诸路系囚，限整到日，长吏尽时决断”，诏书中的”系囚”即是未决犯。宋代监狱中系囚很多。

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未经审理的疑犯和相关证人；二是已判决尚未执行的罪犯。三是已决仍在上诉者。其中第一类系囚人数最多。而牢城囚徒都是已决犯，是经有司审判后，已判刺配或贷死重罪之人。由于罪犯属性的不同，监狱和牢城对待罪囚的方式亦有所不同：一般来讲，监狱管理较严。

宋代狱中制定了专门羁押法。徒罪以上还需戴枷，对宋代的：“枷”，宋代监狱刑具有长枷、盘枷、杻、钳、锁。宋法，禁囚依罪之轻重分等戴长枷。北宋初，长枷分为两等：徒、流罪，枷重二十斤；死罪，重二十五斤。

淳化四年（993）又定杖罪枷，重十五斤，遂为三等枷制。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五云：

“旧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为限。景德初，陈纲提点河北路刑狱，上言请制杖罪枷十五斤为三等，诏可其奏，遂为常法。长枷五尺至六尺，颊长二尺五至二尺六寸，阔一尺四至一尺六寸，径三至四寸；盘枷重十斤。枷皆以干木制成。杻长一尺六至二尺，宽三寸，厚一寸；钳重八两至一斤，长一尺至一尺五寸；锁长八尺至一丈二尺”。

可见，狱中戴枷制度相当完备，而牢城罪犯除押解至配所途中外，一般无需戴枷。其二，羁押时间不同。宋代监狱羁押罪犯时间较短且有明确规定。宋初为防止有司推诿，曾就长吏虑（录）囚和听狱下达了专门诏书，宋太宗诏曰：“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听狱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可见北宋时狱中系囚的法定时间，最短为四天，最长为四十天。

南宋时，狱中系囚的时间增长，最长可延至一年。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大理少卿薛仁辅乞：“天下狱有半年未決者，委提点刑狱所奏则许及半年或一年矣”，上以为然。相较之下，牢城系囚的时间则长许多。关于牢城内罪犯的羁押时间无明确规定，宋朝主要通过赦降、拣选、移配和放停减轻对罪犯的惩罚。牢城内罪行较轻的且表现较好，服役期满后由当地政府发给”公据”放归，罪大恶极者和遇赦不还的罪犯则永隶牢城。

所属系统性质不同。监狱属于司法系统。宋代司法体系完整且发达。皇帝是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同时也是宋代法律的执行者，皇帝常以“诏狱”的形式处理各类案件，涉案人员既有高级官员，也有普通平民百姓。皇帝之下为审刑院、大理寺等专门中央司法机构。最后则是各地府州县为首的地方政府兼管司法事宜。监狱则作为司法系统的辅助性机构——主要用于暂时羁押罪犯，广泛分布于宋朝司法系统之中。而牢城则属于厢军系统，其职官系统和管理制度都与厢军无二且牢城军法严于厢军。

牢城人员

牢城内人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防守禁军，二是在押罪犯。防守禁军不是本文叙述的重点总的来看，罪犯的成分非常复杂，几乎涵盖的宋代各类犯罪人员。官吏坐赃是宋代一个突出的犯罪现象，因此，宋朝对此类官员也进行了严厉惩处。

远恶地区牢城重刑犯居多。宋代按照刺配地里远近不同，把牢城分为本州牢城、五百里外牢城、千里外牢城、二千里外牢城、 三千里外牢城、远恶州军牢城六个等级。罪行愈大，发配地越远，这就形成了以京师为核心向周边地区辐射的局面。广南远恶州军牢城（琼、崖、儋、万州）是最险恶的配所。

牢城内没有外国人。宋代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发达，一些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经常在宋朝境内从事经济活动，触犯宋朝法律人数不少。宋朝对外国人在境内犯罪处罚较轻。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十一月二十五日，秘书丞朱正臣言：

“前通判广州，窃见蕃商多往交州贸易，赍黎字及砂蜡钱至州，颇紊中国之法。望自今犯者，决杖配牢城，随行赀货尽没入官”

番商私自贸易，违反宋朝法律，当配牢城，但皇帝以为“以刑名太重，非来远之道，故令减而申明之”，其量刑明显为轻，并明确了牢城不收容外国人。

牢城罪犯居住条件

从居住条件来看，牢城的条件最为恶劣。由于宋朝实行募兵制度，“一人当兵，就意味着全家受朝廷军俸的赡养，兵士及其家属往往公居于军营”。比照募兵制度，牢城罪犯决讫后，带契家人一同被解送至配所，一般居住条件很差。仁宗天圣九年（1031）十月十六日侍御史李纮上言：

川陕配军抵达配所后，连同家属只有房屋一间，居住面积狭小，加之日食不足，生活极为悲惨。后宋廷为宽悯罪犯，也为解决居住问题，宋代特许罪犯家属如“不欲从”，即可放归。南宋时，有关牢城营房年久失修，无法居住的记载屡屡见诸史料。南宋孝宗时期曾两次大规模修葺牢城营。

淳熙四年（1177）四月二十二日诏：“广南东西路，重行修葺牢城营，其有阙处，即行创造，尽收管配隶人在营著役”；淳熙十三年（1186）正月六日枢密院言：

宁宗时“军营府之军营凡十有二……曰牢城指挥。废坏久不葺，军兵皆僦居于外。嘉定十六年守汪纲葺旧外，添创屋一千余间，尽括军兵迁入营垒，于是军制稍严整矣”。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七月“大使丞相既修两狱，因念牢城损圯尤甚，乃拨钱四千五百七十五贯二百文、米八石六斗八升，并为葺治囚者便焉”。

上述牢城营房损坏虽非集中于一个地区，但 80 余年间 5 处牢城营房或 “十阙八九”或“废坏”致牢城罪犯无法居住，说明牢城罪犯居住条件问题已相当严重。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牢城罪犯地位低下、宋代军政的腐败以及地方官府财政状况恶化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宋军等级分明，一般来讲，禁军地位高于厢军，牢城军地位最低；就粮军出现后，各军地位有所变化，但牢城军地位总体未变。宋军资源依照等级逐级配发。最高等级的禁军尚且“大率贫困，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地位最低的牢城军资源不足，营房屡屡出现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