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的神展开——金朝末年也有个屡破蒙军的“岳武穆”｜文史宴

在宋金战争中，岳飞挽狂澜于既倒，而金蒙战争中，也有一个人一度改变战争节奏，让天下无敌的蒙古军大吃苦头，而此人的生平与岳飞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实在值得一写，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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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满江红》引发了坊间热议，岳飞作为民族英雄之本来面目也终于回到了人们的视觉记忆。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谈论“民族英雄”竟然变得有些难以启齿，这种“叙事难”的背后无非还是怎么看金朝、怎么理解宋金关系等老生常谈的问题。

影片上映后果不出所料地引发了北方朋友“我是金人还是宋人”的不淡定。主张民族团结的一派常常来个“黑不提白不提”，淡化岳飞“民族英雄”的提法；纪念岳飞的人又不免在“壮志饥餐胡虏肉”的仇恨里转圈，仿佛还是一派大宋遗民情结。

然而真正的高明之士恐怕对这两种观念都不以为然。那怎么办呢？不妨换个思路：岳飞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满江红》是烙印于国人集体记忆之文化瑰宝，这都是不刊之论。

只是纪念岳飞时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必要的历史记忆，那就是金朝也有个“岳武穆”——他就是饱读经史的金末大将、在一片颓败中力挽狂澜，战胜成吉思汗“四獒”之一速不台的好汉、人称“中国百年唯得此人”的金镇南军节度使完颜陈和尚。

完颜陈和尚

看官要问，这陈镇南与岳飞能够相提并论吗？我们读史发现，他们之间至少有“五像”：传奇像、文采像、蒙冤像、善战像、忠烈像。且听在下一一道来。

传奇像

岳飞成为演义评书经久不绝的话题，不仅在于他的能征惯战，也在于他生平经历的传奇色彩。

岳飞出生时因“大鹏飞鸣室上”而得名、青年时期“岳母刺字”的典故大家耳熟能详。陈和尚的早年也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陈和尚是丰州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村），系金朝宗室萧王完颜秉德之后，其父系金朝将领完颜乞哥。陈和尚本名彝，字良佐，陈和尚是其小字。

这里稍微解说一下，入金后，特别是经过“世章之治”（大司马按：指金世宗、金章宗），女真人儒化渐深，其姓名多为两级结构。大名一般用体现儒家义理的名和字，小名则从女真语。

如陈和尚的主上金哀宗完颜守绪，女真名宁甲速（汉意青鼠），陈和尚也是如此。但是大概因为汉文化浸淫日久，本属女真语的小名在转写为汉语时成了有意义的“陈和尚”三字，这也是他的名字特别之由来。

岳飞出生在走下坡的徽宗朝，青年时值北宋风雨飘摇的大时代，而陈和尚也是出生在腐朽的宣宗朝，他的青年对金朝来说同样不是个好时候：1211年开始的蒙金战争打破了十几岁的陈和尚平静的生活，很快一场堪比“靖康之变”的“贞祐南渡”于1214年上演，金中都（今北京）沦陷，金朝迁都汴京。

虽然成吉思汗随后调转枪口西征中亚，但十余年后他临终时留下的灭金战略部署正在被窝阔台可汗忠实地执行，金朝南迁二十年也一如南宋，“直把汴州作幽州”，军政并无起色，一片愁云惨雾。

野狐岭战败，金中都沦亡，北方局势已经根本动摇。河北山东尚且朝不保夕，丰州早已在蒙古势力范围。陈和尚年纪轻轻就被蒙军掳走，蒙古大帅还很喜欢他。

野狐岭之战金军战马丧尽

此后长期对蒙军没有还手之力

本来他留在蒙方发展也是不错的职业规划（毕竟金朝已有降蒙勋贵粘合重山等故事在前），但是他只在北方呆了一年多，就借口省母回乡。

蒙军对他并不放心，派小部队监视送还，他与族兄完颜斜烈在快到时劫杀兵卒，夺了马匹，在蒙古大军追击之下推鹿角车驮着老母一路南归渡过黄河，颇有点“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的即视感。

这段经历之传奇，就连当时昏庸到家的宣宗完颜永济听说后都点赞，给兄弟二人授予武职，开始了抗蒙报国的事业。

文采像

中国军事精神的根本处并不在勇悍，也不在谋略，而是由儒家“智仁勇”的道德品质催生出的士君子精神，能够通晓“春秋大义”，事君以忠，志气伉直，行己有耻，对生死有清醒的体认，治军理民不忘“仁政”的理想，文武之士可谓一体同源。

孔子弟子子路“君子死，冠不免”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关羽秉烛读春秋，郭子仪诗文粲然，岳飞写《满江红》，这些都是我国大军事家赖以表现其人格生命的文化柱石。

可以说，没有文化的提斯与涵容，将士尽管骁勇善战、能够死节尽忠，仍然未得军人之真精神、表现其真生命。

陈和尚的文采虽不及岳飞，但是同样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他的族兄完颜斜烈就颇具文化意识，在乱军之中看到欧阳修的后代知道保护。

在戎马倥偬之余，斜烈为弟弟请来了当时的名儒王渥。陈和尚本就雅好文史，在军中被大家视为秀才，王渥一来，和尚更可谓如鱼得水，在老师指导下学习了《孝经》、《论语》、《小学》、《左传》等儒家经典，成长为富有文化精神的一代儒将，史载“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之士，其视世味漠然”。

虽然陈和尚没有留下什么诗文作品，但在金朝军中有如此系统的儒家文化熏陶者亦不多见。

完颜陈和尚还是个理学信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渥很喜爱这个学生，用朱子的作品教授和尚功课，“使知践履之实”，这段教育经历深深形塑了和尚，让他的行止体现出鲜明的理学审美色彩。“征南素有春秋癖，礼接士夫尤退让”，爱与士大夫结交，这也是岳飞与和尚之间的通处。

陈和尚的老师王渥也是个奇人。《金史》评价他能与当时大儒雷渊、李献能比肩；元好问说他“博通经史，有文采，善谈论，工书法，妙于琴事”，他本是金朝兴定二年进士出身，却不就文官，偏要去军中任武职，还曾出使过南宋，因应对敏捷被宋人称为“中州豪士”。

身为文人，王渥却一身侠肝义胆，写过一篇有名的《水龙吟•从商帅国器猎，同裕之赋》，内中多有好句：

短衣匹马清秋，惯曾射虎南山下。

西风白水，石鲸鳞甲，山川图画。

千古神州，一时胜事，宾僚儒雅。

快长堤万弩，平冈千骑，波涛卷，鱼龙夜。

落日孤城鼓角，笑归来、长围初罢。

风云惨淡，貔貅得意，旌旗闲暇。

万里天河，更须一洗，中原兵马。

看鞬橐呜咽，咸阳道左，拜西还驾。

此词虽写射猎，却豪迈雄浑，颇有苏辛之意。尤其是“万里天河，更须一洗，中原兵马”一句，其境界令人玩味神往。王渥虽为文人，最后却与陈和尚在同年赴死蒙金沙场，师生共谱一曲精忠报国的佳话。

蒙冤像

岳飞的风波亭冤案背后牵涉朝堂复杂的政治斗争，也造成了他生命的终局。陈和尚的冤屈却发生在其事业的早年，是一件说小不小的小事。

方城冤案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属下李太和与葛宜翁打架斗殴，告到陈和尚这里来。葛犯错在先，陈和尚就罚之以杖笞。

没想到这葛宜翁是个内伤型人格，挨打之后不堪受辱，竟然emo死了。临死还不忘给妻子托付，定下报复陈和尚的“宏猷大计”，他老婆也是强干人，官司竟然能一路打到御史台、尚书省，传到了皇帝近侍那里。

葛妻放出话来，不给我家死鬼一个说法，老娘就抱一把柴火在龙津桥下烧死自个儿。你们看着办罢！

不知道“按闹分配”是不是在金朝那会儿就管用，还是老葛家上面的人比完颜家的勋贵还有势，反正会哭的孩子有糖吃，陈和尚就这么莫名其妙被抓了起来。

朝中人参奏“陈和尚狎于禁近之习，倚兵阃以为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横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风旨，当以大辟”，好家伙，“容或有之”，这“莫须有”的罪名熟悉不熟悉？只要你掌兵就必怀不轨，直是与大宋有一拼。

还好哀宗没有丧失起码的理智，加上蒙军火烧眉毛，案子落个久拖不决。陈和尚在狱中读书养气，无事人一般，颇有“以死自处”的理学存养工夫。

十八个月后，哀宗看见骨瘦如柴的斜烈哥哥，觉得很对不起和尚，可是刚提起赦免之事，台谏大人们又不干了。就这样直到斜烈哥哥去世，哀宗才把和尚放出来，话术高超：“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议我者。他日汝奋发立功名，国家得汝力，始以我为不妄赦矣”。

这话说的，好像之前全不存在一个冤案似的，你能出来还是皇上看在你哥面子上“曲法相赦”、法外开恩。当然，深受理学影响的陈和尚是不会计较这些的，他“悲动左右”，心中早已立下以死报国的壮志。

如果说，岳飞冤案的背后是皇权对藩镇力量的压制，那么陈和尚的冤案则是反映了曾经强悍的金朝在政治体制剧烈变动后有多么拉胯。

与其他草原王朝相比，金朝的中央集权非常迅速，科举兴盛，官员流动性相对较大，宗室勋贵的影响力被不断削弱。

这些改革虽然在“秦制化”（也即一般讨论时常说的“汉化”）方向上进展迅速，但也带来了治理劣化：金中后期官场谄谀成风，一派腐朽习气，宰相临事不问是非，专好揣摩上意。

女真人缺乏内亚传统，宗王没有封地

很快就完成了秦制化集权

曾经骁勇的金军在成吉思汗铁骑的打击下不堪一击，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金世宗朝就始推猛安谋克省并，又因契丹人叛乱彻底废除了契丹猛安谋克。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进一步加强了君主对军队的控制。

1206年，金军虽击败南宋的开禧北伐，但已然十分吃力。蒙金战争中，金朝将帅竟然多有掩败为胜，欺上瞒下之事；而陈和尚的冤案中，也不难看出皇权和行政官僚系统对武将的猜忌。

元好问后来给这段案情裱糊了一番，说金朝法度爱惜生命，有人命官司者“虽在宗室，与闾巷细民无二律”，我们切莫被这好话哄了，这种话看似平等，实则法家色彩浓重；而元好问的下一句“南渡以后，郡县吏以榜掠过差辄得罪，去者相踵也”，才多少反映了金末政治的实情。

善战像

军人的事业在战场，是否善战是评价军人是否优秀的核心。岳飞的善战是战略层面的。通过四次北伐改善了南宋的战略环境，客观上促成金人同意和议，史有“文武全器、仁智并施”之论。

陈和尚的战功没有岳飞那样伟大，也不像岳飞那样能够独立负责一个战略方面，他的军事生涯基本是作为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的部将参战， 其善战表现在战役层面。不过，他多能在一片颓败之中力挽狂澜，其鼓舞精神的作用更强。

陈和尚是在大昌原之战中一举成名的。

正大五年（1228），蒙军兵至大昌原（今甘肃宁县），陈和尚自请出战，打出“四百骑破八千众”的漂亮仗，史称“军兴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极大鼓舞了金朝人心士气。

早在宣宗朝，金军上下就士气低迷，“军政不修几三十年，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疲老之余，不堪战阵。”贞祐南渡后更是朝不保夕。陈和尚此胜虽小，却有些打破蒙军不可战胜神话的意味。

岳飞没能亲自实现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陈和尚却几近之，他也因此名震天下。

正大七年，蒙军汉人万户史天泽率部围攻卫州（今河南卫辉），哀宗调遣完颜合达、移剌蒲阿、陈和尚等将领解卫州之围。合达率三千骑兵乘夜劫营，蒙军大败，陈和尚又立了战功。

陈和尚最精彩的战役要数倒回谷大捷。经过哀宗和金末诸将的奋战，金蒙之间竟然能够打个有来有回，大汗窝阔台坐不住了。

1230年11月，蒙军名将，成吉思汗“四獒”之一的速不台出马了，窝阔台派其攻打潼关，突入金朝腹地河南境，金潼关总帅纳合买住求援，驻守阌乡的完颜合达遂派陈和尚的一千忠孝军协同都尉樊泽（夹谷泽）的一万步兵前往救援，在倒回谷（今陕西省蓝田县）大破蒙军。

史载“（蒙军）四万人刊石伐木，凿商淤之山，斡腹入蓝关之内，为合达所败，丧万余人及马数万匹”。

这是一次在野外步骑兵混合作战之中大败蒙军的战例——因这种战场传统上极适合蒙军发挥，所以与依靠城墙与器械取胜的战例相比，本战还是稍显硬核。

金国最后的骄傲——忠孝军

岳武穆不仅长于作战，其治军也历来为人津津乐道。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军纪严明是取胜的基石。

陈和尚治军也甚为严明，不过这里有一点大不同：岳家军具有较强的藩镇色彩，其人员多是收编各地流散的军贼和义军而成，岳飞对军政大权说了算，部队民族成分单一、共同体感强，易于约束；而陈和尚的所部“忠孝军”，其治军却是个大难题。

金末的忠孝军是哀宗直接掌握的精锐部队，恢复了金朝初年“一兵二马”旧制，其作战勇猛，较宣宗时期有很大提升，当时人认为“自正大改立马军，队伍鞍勒、兵甲一切更新，将相旧人自谓国家全盛之际马数则有之……中兴之期为有望矣”。

但 忠孝军民族成分复杂，回纥、乃蛮、羌、浑及中原被俘逃来的汉人都有，其组织也完全依靠政权而非大将的个人魅力，史书评价此军“鸷狠凌突，号难治”。更加上金末各民族间矛盾非常深重，稍有不慎就会出乱子。

陈和尚的治军体现出了一些理学工夫：“坐作进退皆中程式，所过州邑常料所给以外秋毫无犯，街曲间不复喧杂，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诸君倚以为重”，临大战之时要“沐浴易衣，若将就木然者”，一旦发动则“擐甲上马不反顾”。

陈和尚头脑冷静，战场感受好，能判断敌人战略意图；在治军上有法度、有仪式，是主敬工夫与骁勇善战结合。 其麾下各民族战士虽鹰狠勇悍，但在陈和尚这份主敬存诚的修养工夫面前，还是感到敬服。

陈和尚之所以没能取得更大的战果，一方面与蒙军战略方向调整有关；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要放到金朝军制中去看。

与岳飞相比，陈和尚是受到很大宰制的，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听命行事，其战略素养和主观能动性没有充分发扬出来，他终身都是标准的体制内军人而非左右时局的藩镇。元儒郝经说他“深知敌情屡献策，常谈不用心怏怏。忧国密坐时拊髀，挥泪无言重惆怅”。

金末并不乏良将，但与蒙宋战争相较却乏善可陈。桓大司马兄在《满江红：说说赵构、秦桧和岳飞》一文中已经揭示，其实提升武力的关键要素往往要靠地方军头的职业化与封建色彩的藩镇化。

但是，在理学的标准来看这又不太能接受。比如朱熹就曾给予岳飞高度评价，但仍然不免说他“恃才不自晦”。以此观之，陈和尚这样“清清爽爽”的行止更合于理学“国士待之、国士报之”的审美文化。

忠烈像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军人善尽天职，以生命蹈仁履义、血洒疆场，这是我国传统武德精神的至高彰显。岳飞如此，陈和尚也是如此。

蒙金战争大局并未因完颜合达等人几次胜仗而扭转，很快到来的三峰山之战可谓是金朝命运的丧钟。

在此役中蒙军主帅拖雷采“三面网开、一面纵放”的疲兵之计，窝阔台自领中路军包围汴梁，另派大将截住金军后路。金军被迫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州）与蒙军展开决战，由于多日行军加天降大雪，金军士气低迷，遭遇惨败。

郝经叹曰：“二十万人皆死国，至今白骨生青苔。”经此一役，完颜合达、移剌蒲阿、杨沃衍、高英、樊泽、张惠等能战之将全部尽忠，“金事己去十九”。

陈和尚自知无力回天，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在在钧州巷战时“趋避隐处”，蒙军杀掠稍定，他只身从容来到蒙军帐前说道：“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也。大昌原之胜者我也，卫州之胜亦我也，倒回谷之胜亦我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

蒙军令其投降，斫其足胫，豁口至耳，陈和尚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含血高呼，至死方绝，得年四十一岁，也正与岳武穆相仿佛。

蒙军一贯尊重英雄，大将以马奶酒为他祷祝：“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金哀宗为表彰陈和尚的忠烈，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像立褒忠庙。元好问在《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死节碑》中高度评价道：“中国百余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

元好问等文化人对完颜陈和尚高度评价

陈和尚的事迹，许多宿儒名臣都有过纪念诗文。郝经《陈和尚马》诗中赞叹：“临终大呼邈吉烈，豹死留皮在今日。壮哉国士当代无，一死又胜移刺都。”明朝弘治年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有一篇《金大将》最为著名：

汝何官？金大将。

汝何名？陈和尚。

好男子，明白死。

生金人，死金鬼。

胫可折，吻可裂，

七尺身躯一腔血。

金人愤泣元人夸，

争愿再生来我家。

吁嗟乎！衣冠左衽尚不耻，夷狄之臣乃如此。

陈镇南的殉国具有主动性，是士君子人格“求仁得仁”的光辉展现。金哀宗虽不济，好歹把陈和尚放了出来，末了也能做到君死社稷。这诚如元好问的评价：“陛下之所以御将，镇南之所以报国，君臣之间可以无愧千古矣。”

结语

我们这篇文章，决不是要在陈镇南与岳武穆之间比个高下。只是想说，中华文化最可宝贵之处就是儒家具有跨族际的影响力与整合力，而我们对历史的判断标准宜有其一贯性。

不知岳武穆之大，则不知民族精神之高贵；不知陈镇南之大，则不知民族精神之宽广。宋金当日虽为仇雠，其后人今日则为兄弟也；南有岳武穆，北有陈镇南，他们同样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金末历次战争中，战死、自杀的殉节之士共473人，其中汉人280人，女真人156人，契丹人11人，几乎涵盖了北方所有民族。这样的数字，在历朝历代中都十分突出，难怪元人虞集感叹：“自古国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

仔细搜检这四百余人的经历恐怕会发现，陈镇南在其中并不十分突出。但是把经历传奇、儒学修养、蒙冤受屈、能征善战和取义成仁加在一起的，恐怕就少见了。这正是我们说陈镇南可算得“金朝岳武穆”的一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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