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志绎》为明代人文地理书籍，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该书作者王士性为浙江临海人，曾在广西、河南、山东以及北京、南京等地任职，有机会深入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把王士性与徐霞客相并列，认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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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志绎》为明代人文地理书籍，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该书作者王士性为浙江临海人，曾在广西、河南、山东以及北京、南京等地任职，有机会深入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把王士性与徐霞客相并列，认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那么，在《广志绎》中，究竟可以看到怎样的南北物产、东西风俗呢？
“东西有别”的浙江——
王士性把当时的浙江百姓分为三类：宁波、绍兴等地读书氛围较浓，不少人以文字为生，包括帮人写书、打官司；金华、衢州等地百姓勇武刚健，英勇抵抗倭寇，很多地方官衙的杂役出自于此；台州、温州等地靠山靠海，当地人主要以渔猎、种田为生。
王士性进一步提出，杭州、嘉兴、湖州是平原水乡，是“泽国之民”；金华、衢州等地为丘陵地带，是“山谷之民”；宁波、绍兴、台州、温州等地靠近大海，是“海滨之民”。“泽国之民”因为河道便利，故物流发达，商品经济繁荣，百姓容易致富；“山谷之民”因为靠近山区，故性格刚强，习俗俭朴，心气较高；“海滨之民”出海打鱼，常同惊涛骇浪作斗争，九死一生，赚钱不易。
他还特意提到绍兴、金华两地，一些头脑灵活、口才好的人在北京从事打官司、管家等方面的工作。北京方面对这类人才需求很大，遇到难事基本上都是请浙江人帮忙参谋、打理。
“南北差异”的河南——
河南是很多圣贤、明君的家乡，“有古代遗风”。王士性注意到当时的河南藩王较多，如开封的周王后裔到万历朝时有郡王48名，宗室人员达5000人。有的宗室人员到六七十岁时，还未能向朝廷请得姓名；一些地位较低的宗室人员，有俸禄的只能勉强糊口，无俸禄的过得比普通人还苦。虽有宗室之名，但实际上跟被囚禁的犯人差不多。
《广志绎》中提到，河南也有不少良好的风俗：一是遇到熟人破产无以为生时，会召集一帮人出钱助他脱困。二是会定期邀请亲朋“AA制”聚餐，餐后多余的钱交给组织者保管。如果谁家无力承担丧葬等事，组织者可拿出历次累积的钱来资助。
王士性还敏锐地注意到，河南地区也存在“南北差异”。比如，驻马店确山县以南地区多种稻田，习俗上更像湖广；确山以北地区基本上种麦子，像北方。
风俗独特的湖广——
湖广地区在春秋战国时就号称“六千里大楚地”，北部疆域靠近黄河流域；明朝时，湖广布政司辖地涵盖湖南、湖北，依然面积广大，省内探亲访友行程颇远。
张居正当年担任内阁首辅时，朝廷的九列公卿几乎一半是湖广人，如内阁次辅吕调阳、兵部尚书方逢时和工部尚书李幼滋、曾省吾等。这些湖广乡人占据朝廷的重要职位，成为张居正理政的重要助手。
《广志绎》介绍，蕲州、黄州一带文人辈出，但大多以志向旷远自居，对世俗之事不太关心，有东晋士人清逸好玄之风格。
而在永州，乡下风俗近似广西，男子下裳很长，走路时拖在地上，女子的裙裤反倒只到膝盖处。当地衙门服役的、给官员抬轿的、驿站传送文件的乃至给马车御马的，基本上都是女子。
在施州等地，男子不裹头，女子喜欢穿花布衣服。生病后，会请人敲锣打鼓来驱除疾病。亲属去世后，不会停棺很久，基本上当日就安排入葬。此外，当地民众尚武，腰间常别弯刀。
勤俭创业的江西——
王士性认为江西人稠地狭，当地人不得不外出谋生，且多有一技之长，如医术、造车、木工、看风水、看星相等。所以，即便遇到荒年，江西也很少有饥民，因为不能糊口的人早就外出了。
他还专门提到江西抚州地区有很多外出谋生的人，云南的汉人不少都是抚州人。这些人最初在云南的城镇做生意，后来慢慢深入云南各地，以至于当地土司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不少抚州人，甚至成为土司的下属官员。
王士性指出，江西人忧患意识强，享乐风气不重。老百姓赚了钱一般会存下来以备急用，生活上也量入为出，不铺张浪费，很少有奢侈的宴席或请戏班子唱戏。这种勤俭节约、居安思危的性格，使得他们长远受益。
山川清丽的云南——
明代，云南土地空旷、人口较少。丽江地区山高险阻，但多产金银。每当下雨后，土司就会让百姓到水田里犁地淘金，然后上交。由于淘金，很多田地被损毁，以致粮食减产乃至绝收。
当年诸葛亮征孟获时，曾在云南永昌一带击败藤甲兵。王士性发现，当地还有穿藤甲的习俗。
云南保山一地，不少人是明初军人的后裔，居民肤色红润白皙，“得山川清丽之气，而言语、服食悉与陪京（南京）同”。这里的工匠手艺很好，有些技艺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
“也产荔枝”的四川——
王士性描述，四川为“天府之国”，但当时川人劳役很重：一是打仗时的临时劳役，二是平时的采木之役。
他还饶有兴致地讲述，四川部分地区习俗比较奇特，有的男孩子13岁就娶媳妇，一般会娶比自己大的女子。这跟古代徽州地区有点像，但徽州人早娶，是因为要外出做生意，娶了媳妇就可以安心去各地经商。四川为何如此，原因值得探讨。
《广志绎》还特意记载，四川保宁和顺庆二府的城镇和乡村，都用大石板铺路，道路质量很好。
在明代，除了广东和福建，产荔枝较多的地方还有四川。王士性认为，“一骑红尘妃子笑，乃涪州荔园所贡也，故飞骑由子午谷七日而达长安，荔子尚鲜”。大意是说，唐代杨贵妃吃的一些荔枝，是从四川运到陕西的，而非源自岭南。
长于经商的山西——
《广志绎》提到，山西人习俗俭朴，“有上古之风”。百金之家，夏天也不舍得买个布帽遮太阳；千金之家，冬天不舍得买长衣御寒；万金之家，饭菜简单，生活朴素。这里的人还喜欢挖地窖，用以储存食物、避暑和躲避战乱，且地窖不止一个出口，最后发展成了地道，以至于有人不小心挖地窖挖到了他人屋下。
王士性还发现，山西商人之所以能把生意做大做强，关键在于有良好的运营生态，团体素质高。有人出了本钱，其他人就愿意赞助入股，且很少相互猜忌，颇讲信用。
在这样的良性生态下，贷方和借方身份经常相互转换。因为相互信赖，资金周转成本较低。商人致富了也不是一味把钱藏起来，而是经常给合伙人或工作人员分红，大家一起致富。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邓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马林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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