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余辉：形塑秦桧——南宋元明秦桧形象的制作

2023-01-28 02:07:42　来源: 硬核设计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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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桧是宋代历史极具争议性的人物，特别是其涉嫌谋害一代名将岳飞，坚持主张屈辱的和平理念，使得其在世就被时人议论纷纷。但是宋高宗充分信任秦桧，并且再三强调与秦桧一起中兴天下，为此高宗特意题跋秦桧之画像。此后高宗与秦桧共同制作石刻儒家经典，高宗书写经文，秦桧书写赞语，合刊石碑放置太学，共成一代君臣崇儒圣典。宋代道学家虽然痛斥秦桧，却无人敢否认定这两件文物。元代以后，南宋太学故址渐渐荒废，明代巡按御史吴讷首抹秦桧墨迹，加刻秦桧罪行于石碑后。探论秦桧形象的制作与变迁，使得我们认识传统社会《在世与身后》、《忠与奸》、《公与私》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典范意义。

一、传世秦桧画像的再认识

南宋以来由于道学的兴起，加上秦桧作为反面权奸的典型。后世秦桧的形象被定格为岳庙前的跪像，秦桧的真实画像反而难以寻迹。所幸经过学者的努力，可以确认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八相图卷》中卷尾像为秦桧画像，也可能是唯一见存秦桧在世时期的画像，弥足珍贵。 [1] 这幅《八相图卷》绘制了从西周到宋八位德高望重的勋臣，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初步定八人为：周公旦、张良、魏征、狄仁杰、郭子仪、司马光、韩琦、周必大，其中一人相对七人。其中许浩然首次发现这幅图最后一位并非是传统认为的周必大，而是秦桧。陈磊则考释这幅图作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作者为陈抃。但是都没有认真分析画中像赞，对秦桧与前面七位贤臣关系做出详细的剖析。 [2]

图一：《八相图卷》[3]

这里把秦桧画像像赞中全文引如下：

太师公相画像赞

天之苍苍，其命灼然，将兴太平，必生真贤。堂堂益公，起江之东。受天间气，出建大功。节气凛然，归秉国均。建万世策，交欢宝邻。长乐正位，清朝偃兵。四时协和，万邦咸宁。道大不器，德全难名。高勋巍巍，日月并明。皇帝神圣，师臣赞襄。多历年所，相得益彰。图形凌烟，褒赞有光。其永相予，雍容庙堂。风采德威，外传四方。真汉相矣，岂惟王商。南山之高，岩岩其石。民怀姬公，师保之德。千载具瞻，与山无极。

□尝观周宣王，得申、甫之徒，以致中兴，董仲舒称之曰：「天祐周宣，为生贤佐。」 唐明皇得姚、宋之贤，以成至治。史臣赞之曰：「天以姚、宋佐唐中兴。」 夫人君得人，以济大业。论者必归之于天者，何哉？愚知之矣。天欲启太平之运，则必兴大有为之君; 辅大有为之君，则必有不世出之臣。故商宗之得于梦，周王之应于卜。凡古之圣贤，得君行道，建功立名，卓冠今古，究其所以□□□也。□家藏周室汉唐以至我宋重臣画像凡八人，是皆道德之尊，才略之远，功业之高，使百世之下，望其风采，耸然畏而仰之，有不可企及。自非天将大任，命之以济天下畴克尔哉！然则周宣唐宗之得贤佐，论者归之于天，为可信矣！恭惟太师公相，心传大道之微，身任天下之重，位为帝王之师，则全太公、留侯之大略。上以尧舜其君则，体郑公之直道。远谋以安社稷，有狄梁公之忠。重望之得人心，有司马温公之德。至于立大勋业，坐致太平，享福寿之隆，延世数之远，固将度越汾阳，而与周公、韩忠献并驱者焉。仰惟盛德□□□□□□□□□如此。盖天实生之，以光辅□□□庆□□□□□□□□□□□□庆原川增，固未有艾，皆上帝有以阴之。献仰祝庄椿之寿。□□□□□□十二月门人右朝奉大夫谨□□...... [4]

其中赞语有这幅画制作的关键时间，所谓「图形凌烟，褒赞有光。其永相予，雍容庙堂。」 可见这幅图完成必在高宗为秦桧画像制作藏之内府之后。高宗为秦桧画像，亲题像赞在绍兴十九年（1149），御书像赞云：

戊申，上命绘秦桧像，自为赞曰：「惟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元功“。寻出示群臣，藏之秘阁。 [5]

许浩然以为《八相图卷》就作于绍兴十七年─绍兴二十五年（1147-1155），而且很可能作于绍兴十九年（1149），这种单纯从传世文献推测忽视了题赞中「图形凌烟」，即高宗御赐像赞之前是不可能产生这种题赞的。陈磊认为此图作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笔者认为据《宋史‧秦桧传》：「（绍兴）十九年，帝命绘桧像，自为赞」的记载，该图实际可能完成于绍兴二十年（1150）之后。

近年经过学者辨析，范浚《香溪集》还有一种秦桧在世时期的启文，被人改编成像赞。这幅启文原题为《代贺赵丞相画像启》，据学者研究，对比明清几个版本《香溪集》，实则为《代贺秦丞相画像启》：

伏审宸心眷注，绘鼎铉之英姿; 天语褒崇，洒奎钩之妙画。恩隆当代，事掩前闻，朝野谜传，华夷咏颂。窃稽简策，间纪明良。西平刻图象之文，非时君肆笔; 马令拜白书之赐，无宿德大勋。必逢上圣之有为，斯见元臣之被遇。恭惟某官佑时生甫，同德暨汤。先定成规，尽辟异议。决驱戎之策，登论道之司。治格一隆，力成再造。长乐温清，遂明王孝理之心; 海宇阜丰，跻斯民仁寿之域。公棐功迪，帝庸作歌。画焕麒麟，章腾鸵凤，式赞股肱之美，示严体貌之尊。列辟具瞻，谓相君之形惟肖; 睿辞敦奖，见王者之制坦明。郁郁乎其文哉，皜皜不可尚矣。实系垂休于万世，岂惟示宠于一时。永镇庙堂，敉宁区夏。某猥叨知遇，久玷钧陶，衔戴恩私，获逢荣盛。诵圣言之浑灏，窃仰昭回; 慕真相之威棱，莫遑称庆。驰心欣快，矫首瞻依。 [6]

这幅启文比较全面概括秦桧的生平，启文被改编成像赞，其图也作于绍兴十九年（1149）以后，所谓「绘鼎铉之英姿; 天语褒崇，洒奎钩之妙画」，都只能是高宗御赐像赞以后，范浚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可见像赞作于1149-1151之间，图则未可知。 [7] 此图在元代尚有人寓目，载姚桐寿《乐郊私语》，只是当时之人多已不识这是秦桧画像。 [8] 此后再也没有此图的记载。比起见存《八相图卷》的像赞，这个像赞比较精要，没有《八相图卷》赞语透露出秦桧评价信息多。此外江西安抚司参议官，临时代理秀州知州在秦桧死前十月前，专门建造一座「衮绣堂」供奉秦桧父子的画像。 [9]

《八相图卷》其中秦桧面对七位贤相也不是随性绘制，都蕴含当时对于事功道德的评价。我们尝试把其余六人都放在当时语境之内去理解。首先看张良的绘制，在于他是高祖定策之相。绍兴十二年（1142）有臣僚上书云：

帝王之兴，非一士之略，各士固以多为善，然所以用天下士，特在于一相...... 若高祖之张良，光武之邓禹，蜀先主之孔明，苻坚之王猛皆一人而已。 [10]

高宗对任用国政之关键在于一相深表认同，他言道：

朕谓用人虽人主之权，然深宫之中，安能尽知贤否？惟在论一相耳。一相得人，遴简乃僚而进之，则人主当断而用之。若百官有司尽要人主拣择，毋乃太繁乎？昔人君好要，则百事详; 好详，则百事荒，此善论人君之道者也。 [11]

我们从上文可以看出高宗对于君相一心，很体认任用一人为辅政肱骨的人君之道。所以掌握南宋政权命脉的秦桧被称为有留侯之大略。

魏征为唐代著名骨鲠忠臣，但是为唐太宗所忌恨，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与秦桧论唐太宗魏征之关系。秦桧以唐太宗先是虚心纳谏而终恨魏征，是其伪也。高宗则言：「朕谓专以至诚为上，太宗英明有余，诚有未至也」。 [12] 宋高宗以诚自居，并有贬低唐太宗之诚意。宋高宗、秦桧君臣以唐太宗、魏征君臣作对比，突显高宗君臣关系之推诚相待，远超前代典范。正如上述像赞所言：「上以尧舜其君则，体郑公之直道」。这一面通过贬低唐太宗而抬高宋高宗，使之得以成尧舜之举，这当然都是宋高宗与秦桧乐见的。

《八相图卷》中狄仁杰的绘制上图，在于他不仕武周，迓续唐祚。 [13] 以狄仁杰对唐室的忠诚推戴秦桧之忠诚，所以称呼自北归南的秦桧「有狄梁公之忠」。而且高宗在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为江州彭泽县（今江西彭泽县）狄梁公祠赐额「显正」，以其「祈求必应，有功于民，岁旱雨泽感应。累经贼马，万室皆焚，其庙独存“。 [14] 可以看出南宋初期宋廷给予狄仁杰庙有护境安民的评价，所以狄仁杰在南宋初年地位进一步高涨。朱熹也认为假使狄仁杰出仕武周的话，他的评价不会如此之高。 [15] 所以南宋初年推崇赓续李唐命脉的狄仁杰。

绘制郭子仪并不是简单如像赞所示：「至于立大勋业，坐致太平，享福寿之隆，延世数之远，固将度越汾阳，而与周公、韩忠献并驱者焉。」 宋高宗对郭子仪评价甚高，《高宗圣政》记载道：

（绍兴）十一年正月，上曰：「张俊昨日殿内奏事，朕问曾读〈子仪传〉否？俊对曰：'臣理会不得。' 朕谕云：郭子仪时方多虞，虽握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芥顾望，故身享厚福，富贵寿考，时莫比，而又子子孙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马，若知尊朝廷如郭子仪，则非特身享厚福，子孙昌盛亦须如郭子仪也。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凡有诏命不即禀从，则非恃子孙不享福，恐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 秦桧等闻圣训悚然，真得论将臣之体。 [16]

秦桧不是擅权武将，而是文臣之首，居然听得高宗赞扬郭子仪不居功自傲而悚然，作为武将的张俊却没有任何反应，这显然也有一定美化秦桧的历史书写。此段必定出自《高宗日历》，而被收入《高宗圣政》，但是这段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摘录，唯把秦桧这一句删除。宋高宗曾经称赞：「杨存中唯命东西，忠无与二，朕之郭子仪也」。 [17] 秦桧以文臣知进退，表示诚服且悸动，所以秦桧气量必将超越汾阳（郭子仪），所以画上郭子仪就十分自然了。

高宗喜爱郭子仪还可见于绍兴十一年（1131）一段诏书中：

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嫌隙; 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着明。 [18]

高宗对于郭子仪手握重兵而无不臣之心十分看好，一再强调这才是武臣保富贵禄位的法门，秦桧当然心知肚明。宋朴与秦桧有一段对话，以秦桧功业超过郭子仪多矣，却未及超过张良之胸怀。

桧问朴曰：某比可古何人。朴曰：「太师过郭子仪，不及张子房。」 桧曰：「何故」。朴曰：「子仪为宦者，发其先墓，无如之何。今太师能令此辈屏息，过之远矣。所以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勋业，太师是去不得底勋业。」 秦拊髀叹息，遂荐之至执政。 [19]

秦桧满意宋朴的话语，提携他为执政，可见时人多以秦桧权势功业超过郭子仪，但是却雅量不及古人。

韩琦在高宗朝地位非常尊崇，绍兴八年（1138），韩琦被宋高宗称为「两朝定策」大臣。 [20] 绍兴十八年（1148）六月，更是绘制北宋名臣十六人于景灵宫墙壁，其中包括韩琦、韩忠彦父子，[21] 一时间相州韩氏门第潢贵无比。秦桧也不能不忌惮这种影响力，所以像赞只能说与韩忠献、周公并驾齐驱。

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元老，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派的领袖，而且在高宗初年批评新法误国的社会舆论环境，司马光地位自然很高，宋高宗也曾说过，司马光有「雅有宰相器识」，[22] 可以得人心。所以像赞表彰司马光重望得人心，也就是侧面表彰秦桧之功绩。

像赞还提到「唐明皇得姚、宋之贤，以成至治。史臣赞之曰：'天以姚、宋佐唐中兴。' 」这并不是一时腴美之词，而是高宗自己的赞语。绍兴九年（1139）吉州布衣上书指出，高宗待秦桧有「除秦桧以丙魏、姚、宋望之」的心态。 [23] 可见这些像赞的制作都是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是非常贴合宋高宗与秦桧本人的心态。那么这幅图为什么不多画房、杜、姚、宋，周紫芝有段谄媚秦桧的启文，谈及秦桧功业「扶颠持危，岂房、杜、姚、宋之可及」，[24]既然房、杜、姚、宋不能及，自然秦桧不能与之同列，也就不能绘制上《图卷》中。

此外宋高宗在《秦桧加太师制》称赞秦桧「节义着于艰难，正程婴存赵孤之比; 平生伏乎重信，见子卿思汉室之深“。 [25] 高宗用程婴存赵氏孤儿、苏武牧羊孤忠标榜秦桧与南宋政权之间的关系，使得秦桧地位崇高，「师臣存亡救孤」成为南宋初期重要政治宣传话语。

这幅《八相图卷》关于周公的图赞是：「师表万民，吐握待士。群叔汹汹，流言纷至。天威彰显，闻望无愧。盛德元勋，下蟠上际“。周公有定乾坤之功，又是成王叔父，加之师表万民。绍兴十二年（1142）瞿汝文在〈贺秦太师启〉中已经把秦桧比照周公。 [26] 无独有偶，绍兴二十年（1150），秦桧被汤思退冠以「师臣」这一称呼，当来自前述高宗对秦桧的像赞「惟师益公」。 [27] 而南宋朝廷以下臣僚对秦桧也以师臣相称，秦桧也以宋朝周公自居。此外这幅图中秦桧幅巾鹤氅的形象，也接近陆游所叙秦桧家居喜戴头巾的记载。 [28] 南宋时代相传秦桧眼睛有夜光，而且脚比较长，且秦桧不是清瘦之人，而是厚貌。 [29] 从这幅图厚貌倒是能够看出来，人物比较富态丰腴，但是由于衣物的关系，长脚在画中则很难显现，长脚也不符合美学比例。

当时南宋大内称秦桧「太平翁翁」，[30] 这幅图秦桧看起来一团和气，有相当的太平气象。南宋初年对于秦桧的神态的记载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桧性阴密，乘轿马或默坐，常嚼齿动腮，谓之马啗，相家谓得此相者，可以杀人。内深阻如崖穽，世不可测“。 [31] 马啗（啖）在古代是吃东西意犹未尽之意，未曾翻检出有人面相此者，会有杀人之意，这恐怕是言过其实。 [32] 南宋时人牟献说：「生则绘其像，谓之传神。殁则香花奉之，谓之影堂“。 [33] 可见当事人在世绘制的像则要有传神之味，死后才能接受香火，供奉在影堂中。总而言之，《八相图卷》中的秦太师是一幅秦桧在世时的画像，必然相当写实，或许适当美学加工。

图二：《八相图》中的秦桧像[34]

二、秦桧「一德大臣」考

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思念母后韦太后回到南宋。宋高宗有感于韦太后顺利回銮，于本年加封秦桧为太师诏书有「三公论道，莫隆帝者之师; 一德格天，乃大贤人之业」之语，[35] 秦桧子秦熺于同年上书曰：「（高宗）专任一德大臣，以为腹心」。 [36] 后于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为秦桧家中书阁赐名并亲自书写「一德格天之阁」。故而南宋有时称呼秦桧为一德大臣。 [37] 秦桧在世时期，他的形象不只于像赞与图绢绘画，而是摹之于石，放入孔庙，传之后世。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江宾王撰〈建康府句容县重修夫子庙记〉，刻碑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树立，提及句容县文庙树立有「益公一德之像」与高宗〈大观八行之碑〉相对。 [38] 〈大观八行之碑〉乃高宗御书籍田手诏，绍兴十六年（1146）刻石，周应合《（景定）建康志》载其放置于大成殿内，[39] 则「益公一德之像」与之相对，也在大成殿内，可见当时对于秦桧的吹捧与谄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块「益公一德之像」立时绍兴二十四年（1154），此时距离秦桧去世还有一年，秦桧在世时一德大臣已经作为他的尊称，并已经和秦桧的公开画像进行联系，共同组成秦桧晚年公开形象。所以后世也多以「一德大臣」作为秦桧的称呼。

那么何谓「一德」：

《尚书》云：「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纯一之德以戒太甲。（汉）孔安国《尚书》注疏云：「伊尹作咸有一德」○《正义》曰太甲既归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纯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经称尹躬及汤有一德言己，君臣皆有纯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经，云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 [40]

《易‧系辞下》：「恒以一德。」 孔颖达疏：「恒能始终不移，是纯一其德也。」 这里「一德」是始终如一，永恒其德。《孟子‧公孙丑下》：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奠加齿，辅世长民莫如德。」 可见以辅政安民为一德。《管子》：「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 这里一德可谓是精于一事。桓宽《盐铁论‧世务》：「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 谓君臣一德，共息干戈，上下协睦。

宋代陈经阐释这一段为：「有尧舜为之君，必有禹臯为之臣，若有一德之君，而无一德之臣，皆不足以共治。然一德之臣亦在乎？有是君，足以知之任之而已。...... 大抵言有一德之君者，斯能用一德之臣也。」 [41] 北宋末明道先生程灏〈王霸论〉发挥《尚书》言：「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已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 [42] 由上文叙可以「一德」来源于《尚书》，宋代解释「一德」相承历代解释：君臣一心，仿效前代君臣故事，首要君要一德，才会有一德之臣。宋高宗赞美秦桧主张和议始终如一; 作为宰相辅政安民有功; 君臣一德，共息干戈; 办事老练，法令画一。这几点意思是可以确认的，可以说也包括上述各种涵意。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虽然称秦桧为「一德」，但是高宗是要先法尧舜，为「一德之君」，才会有「一德之臣」。上揭程明道〈王霸论〉则为：「成就尧舜之治的关键在于人主心术」。 [43] 钱穆说〈王霸论〉：「人生观分为两翼，徘徊于建功立业与求法修心的向往之间，而王霸论直指相异只在一心，重新建立起世间事业的积极价值，将世间功业与心性合一。」 [44] 所以绍兴十二年（1142）的诏书才有「上既日新厥德，内修政事，专任一德之臣，以为腹心」[45] 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南宋初年称赞秦桧「一德」话语确实法程明道先生言「择同心一德大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而且强调高宗首先法尧舜得宜才能寻一德一心的大臣，共成王业。可见宋高宗君臣在慢慢吸收洛学对其统治有力的言论，这即是典型例证。 [46]

我们从上文可以看出高宗对于君相一心，君相也要兼备「一德」而法令画一至为重视，所谓重视以「一德」也。秦桧在世时，谄媚之人揣度高宗赐予秦桧「一德格天」乃是：「一德之名，本取精忠之意，锡益都之号，又归辅弼之功，皆出圣神之自知，考诸书传，而未有某论。」 [47] 这把一德作精忠解。又有人言道为：「恭惟某官惇大而持正，高明而守中。格于皇天，夙负耕莘之蕴; 保兹天子，共推降岳之英。」 [48] 这里把一德当成稳重守正来解。但是也说是未有某论，即就是顺着经典经行附会，这点秦桧也都一概笑纳，未见有任何指正之举动。高宗也不以这些人揣度圣心为忤。宋高宗是南宋开基君主，秦桧有一方私印曰江宁开国，自诩不凡，可见其内心必定接受这些人对他的吹捧。 [49]

前引江宾王《建康府句容县重修夫子庙记》则说秦桧一德为：「负伊皋之器，怀孔孟之业」。朱熹曾经两次使用「一德大臣」称呼秦桧。可视为南宋初年此称呼尚不带有贬义。朝鲜王朝理学领袖的宋时烈说：「古之一德。秦桧自以和议致平，作一德格天阁。朱子每谓之一德大臣，先生引之，以比时宰今之君子。出孟子。」 [50] 后世有人甚至有对朱熹称呼秦桧「一德大臣」表示不解，「称秦桧之为一德大臣是也，盖贬在称号之中，亦不必每称辄号也。」 [51] 后世还有「偃月格天之奸。唐李林甫，有偃月堂。宋秦桧有一德格天阁。故引而用之」[52] 之类的谚语，对于名物与历史记忆的错觉，所以才会出现批评朱熹以称号带贬。这其实是不懂南宋时代对于秦桧的称呼，而以为这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兵南下，汤思退奉命留守行宫兼知临安府，[53] 史浩也称其「一德格天于吾主」以鼓励其心，除此之外史浩也以「一德格天」赞美张俊的忠诚。 [54] 宁宗皇后韩氏的册封诏也有称赞韩琦家族的话：「惟尔祖一德格天之业，为我家两朝定策之勋。」 [55] 可见南宋年间，一德格天似乎并不是专属于秦桧的称呼，只是后世渐渐的变成了秦桧的代称。南宋后期，秦桧评价日益下降，就有士人揶揄「一德格天之阁」为「五体投地之楼」或「一德吓天之阁」，或者对仗为「三公乱道之邦」，[56] 以讽刺秦桧这项无上恩典。后世多不以「一德大臣」称呼贤臣，而以独称秦桧为多，这才坐实了「一德大臣」等同「秦桧奸臣」的贬义。

秦桧建所谓「一德格天之阁」不仅仅是高宗所赐的宸翰匾额，高宗更是赐予文物，以复古之器物铭记秦桧的功勋。高宗赐予秦桧的实物已经不可见到，明代陆深曾记他见过常熟县人王文洁得到一宋代「锲鼎」，其中铸有铭文「维绍兴丙寅三月己丑，太师秦公桧一德协济，配兹乾坤，乃作铬鼎，赐家庙以奉时祀，子孙其永保」。 [57]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宋高宗赐予秦桧家庙的器物，而且其中再次重申对秦桧「一德格天」的美誉。绍兴丙寅是绍兴十六年（1146），铰鼎在此时赐予秦桧，可见高宗的用意。宋高宗御赐秦桧家庙的器物，流传至今还有一件铜豆，先后为近人阮元、刘体智等所收藏，其铭文曰：「惟绍兴丙寅三月己丑，帝命作豆赐师臣桧宗庙，以荐葅盐，惟予永世用享」。 [58] 如果我们仔细分辨这两件器物的铭文，前一件应该是御制铭文，后一件似乎是秦桧自己命人刻上去的。所以读起来主语不一样。这里是高宗仿照政和六年（1116）徽宗赐给蔡京家庙器物故事，赐给秦桧祭器。对此李心传评述道：「其后，外戚韦、吴等诸家及将相虞雍公、杨和王、吴信王皆赐祭器，盖自秦益公始。」 [59] 李心传突出了秦桧家庙祭器的独特性，开启了南宋赐给大臣家庙祭器之滥觞。

绍兴十六年（1146）高宗给予秦桧较多恩典。绍兴十六年二月十四日，高宗诏「太师秦桧，合盖家庙」，令临安府为秦桧建之; 当月，桧兄秦梓卒，除资政殿大学士，恩数视参知政事，特增七官为左光禄大夫，官给葬事。 [60] 八月高宗以玉牒所取秦桧向者围城中推戴赵氏事迹，高宗谕秦桧曰：「忠义之节，书之信史，万世不朽。」 [61] 十一月十八日，以秦桧言陛下：「既定宇内，归功于天，有雪呈瑞于斋宫，望宣付史馆。」 上谓桧曰：「朕自即位以来，无如今次，非卿等协赞，何以致此。」 十九日，以吏部奏秦桧合封赠三代恩典并妻，高宗下诏依拟定。 [62] 绍兴十六年不单单是高宗称赞秦桧「一德格天」并颁赐铭文铜器等事，秦桧也为高宗献上新铸景钟铭文：

皇帝绍兴十六年，中兴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众宇廼作乐，畅天地之化以和神。维兹景钟，首出众乐。天子专用，诸禋祀有。诏臣桧铭且书：臣窃唯文德武功，犹阴阳之暏，而虞舜用文明之用心，世莫之职。盖较胜则迹显，兼怀则度宏，不可使后世无传也。夫铭天子令德，臣敢不对杨休命，谨拜稽首而献铭曰：德纯懿兮; 舜文继跻寿域兮; 孰内外荐上帝兮; 伟兹器声气应兮，同久视贻子孙兮。弥万世。 [63]

这是绍兴十六年闰十月，在高宗赐予秦桧匾额的后八个月。高宗接受这部由秦桧率领礼器局监造的乐器，但是表示还有乐器不甚和谐音律。高宗说：「钟磬音律其余皆和，惟黄钟大吕未甚应律，更宜详加考究。」 [64] 这段话一方面可认为是南宋初年难以铸造合服礼制与音律的器具，也可见高宗非常的谨严来对待礼器的铸造和使用，以及略显谦虚的态度对待秦桧的溢美之词。

孝宗淳熙七年八月七日，太常寺在谈论赐给大臣家庙祭器事件写到：「人臣之家不当僭天子之器，以周公之勋劳，成王之叔父，用之于鲁。后世议者且以为非，况余人乎。」 [65] 上文所叙南宋《八相图卷》，第一人就是周公，并且像赞里突出他「师表万民，盛德元勋」的辅政功勋，秦桧也以师臣自号，但是从孝宗明显把秦桧地位放置于周公之下，我们可以看出秦桧地位微妙的转折。韩世忠后人曾经呈请孝宗赐给铜制祭器于韩世忠家庙，但是太常寺以不敢多开先例，最后以文思院造竹木器替代铜器给韩世忠家庙祭祀。 [66] 我们可知孝宗朝已经在赐予的器物上以简易繁，并开始收紧给这些无上的恩典。

秦桧死后，他的家庙立即被高宗改建成高宗退养之所「德寿宫」，器物也就流散四方。南宋中期王厚之曾经收集这些属于「一德格天阁」的故物，精心拓片并著录款识，装订成书，这说明一德格天阁收藏极为丰富，而且品质也属上乘。流传到清代的有「周师旦鼎」、「楚公钟」、「虢姜鼎」，加上明代陆深看到的「铬鼎」，还是有不少流传于世。王厚之因为支持理学，与朱熹同被贬于庆元党禁中，后世声望较佳，故而是书得到理学家高度评价。阮元得到这本册子，发出这些曾经属于「一德格天阁」的古物的感慨，他言道：「三代法物自足万古，不以遇秦氏为辱，不以归王氏为幸。」 [67] 如果仔细推敲阮元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南宋以后士人文化心态上，这些铜器重宝在文化的脉络上已经沾染上秦桧以及「一德格天」的痕迹了，器物依旧，只是在中国士人心中的文化传统上可以说是受辱了。

明代是秦桧历史评价关键定性的时期，虽然朝野士人心态上很讨厌「一德大臣」这个称呼，但是张居正秉政时期，有人送对联与张居正，称赞他「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 [68] 他很高兴把对联挂在家里，丝毫不以这个称呼曾经称呼过秦桧为意。这不知道是张居正不明白这个故事，还是以「一德」乃出于孟子本意。总之，张居正身故后，其家被明神宗清算，这副对联也成为了他擅权的一个罪状，认为其功高震主，不避专权之祸，遭到朝野舆论的声讨。也是「一德」称呼辅臣在历史流衍的一个小插曲。

三、孔庙圣域秦桧形象制作与退却

前文叙及绍兴二十四年（1154），建康府邑人江宾王撰〈建康府句容县重修夫子庙记〉，这是关于秦桧形象制作很重要的一个文献。前文叙及该文称呼秦桧的线描图为「一德之相」，而该文后半段着力叙述了秦桧与孔庙圣域之间的关系。

太师益国秦公预乡贡选，以职事□来负伊臯之器，怀孔孟之业，讲解六艺，启后□□□□者，咸□得折衷。春诵夏弦，彬彬然有洙泗之风。自是命乡论秀赐第于庭者，肩磨袂属，登枢府践华□□□，其人呜呼，师儒之训，其效至于是耶，独是历时滋久。...... 又揭大观八行之碑，图益公一德之像，迺左迺右，各有攸居，栏宇屹然，可瞻可仰。 [69]

江宾王描绘了秦桧作为孔子忠实门徒的形象，而且身居高位，可以负伊臯之器以怀孔孟之业，讲解孔子六艺。其中特别提及秦桧礼贤下士，有师儒之表征，历时滋久。这些显然都是江宾王对于秦桧的溢美之词，但是这块碑提及象征秦太师的「益公一德之像」，却正式进入建康府句容县孔庙中，且放置在大成殿中，接受学子的参拜。据研究秦桧籍贯可能是建康府句容县，所以作为同乡后学的江宾王才得以大张旗鼓吹捧秦桧。 [70] 绍兴中，玉山知县也曾为秦桧父亲设立祠堂。 [71] 绍兴二十六年（1156），祠部员外郎陈己肖被罢免，其根源是他在秀州州学教授任上于秀州学宫为秦桧立祠堂。这个秦桧祠堂在绍兴末年也被移除。 [72] 秦桧去世后，其门徒党羽是在各地学宫为秦桧附建祠堂，引起了道学的反感。于是从南宋初年道学人物开始了清除孔庙中秦桧的祠堂与象征物。淳熙八年（1181）朱熹行文移除温州学宫的秦桧祠堂。朱熹〈除秦桧祠移文〉写道：

窃见故相秦桧归自虏庭，久专国柄，内忍事雠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奬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隅，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 徘徊汉鼎之旁，已闻图九锡而来献。天不诛桧，谁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识，犹皆愤惋而不平; 而朝廷于其家，亦且撵绝而不用。况永嘉号礼义之地，学校实风化之源，尚使有祠，无乃未讲。虽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巿恩，然设像以厕英贤，何以为训？ [73]

淳熙八年（1181）距离秦桧逝世绍兴二十五年（1155）只有26年，秦桧的形象就从温州孔庙被驱逐出去。朱熹移除秦桧祠堂是代表地方官的个人行为，南宋中央也没有明确的命令要把秦桧移出孔庭圣域。秦桧在杭州学宫的祠堂据说明初尚存。 [74]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句容县孔庙秦桧形象是石刻线描图，秀州、温州孔庙供奉的则是秦桧的画像，至于杭州孔庙的则无法得知其具体供奉物。其余的秦桧祠堂一定还有，但是不见于历史记载，这里的祠堂既然主祀是秦桧，一定有秦桧形象的象征物，例如牌位、塑像、线描石刻等，惟现有文献不足以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里秦桧形象究竟以何种形式存在。这里温州孔庙的秦桧祠堂可能为宋代兴起先贤祠祭祀建筑。 [75] 句容县秦桧像放在大成殿，则又比孔庙附属先贤祠还高一个层级。

南宋的太学，原来是武将岳飞的宅邸。绍兴末年，宋高宗陆续亲笔书写儒家经典并镌刻于石，又有高宗御制〈先圣先贤图赞〉，碑阴均有秦桧亲笔赞语。其中秦桧《先圣先贤图赞》碑后的赞语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臣闻：王者位天地之中，作人民之主，故《说文》谓王者通天地人，信乎其为说也。扬子曰：“通天地人曰儒。」 又以知王者之道与儒同宗。出治者为纯王，赞治者为王佐，直上下之位异耳。

自周东迁，王者之迹已熄。独孔圣以儒道设教洙泗之间，其高弟曰：七十二子。虽入室升堂，所造有浅深，要皆未能全尽器而用之。

共成一王之业. 必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也。主上躬天纵之圣. 系炎正之统; 推天地之大德，沃涂炭之余燼。而搢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 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前未遭宋魑之难，讵肯易言之。

今氛噎已廓。由于正路者，盍一隆所宗，上以佐佑纯文之收功，下以先后秉文之多士。国治身修，毫发无恨。方日斋心服形，鼓舞雷声，而模范奎画，其必有所得矣。

绍兴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辛巳，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令、提举编修玉牒所、益国公臣秦桧谨记。 [76]

这段题记在宋代道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蔡涵墨教授有着精湛的分析，[77] 本文不拟多赘余笔。本节则是分析这份文献进入孔庙的过程与驱除。秦桧书写这段呼应则是高宗本人的题记。宋高宗亲撰《高宗御制孔子像赞并序》写道：

至圣文宣王孔某，字仲尼，鲁人。开元二十七年制，追谥为宣王。朕自睦邻息兵，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继幸太学，延见诸生，济济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赞，机政余间。历叙颜回而下七十二人，亦为制赞。用广列圣崇儒右文之声，复知师弟子间纓弁森森、覃精绎思之训，其于治道心庶几焉。大哉宣圣，斯文在兹。帝王之式，古今之师。志则春秋，道由忠恕。贤于尧舜，日月其誉。惟时载雍，戢此武功。肃昭圣仪，海宇聿崇。 [78]

高宗的题记则说明儒家教育需要治道，需要贤能忠良之士。他认为国家教育体系应该教育多士并提拔忠良。他自己身兼君与师这两重身份，使得他具有儒家所具备帝王期许和王者君临之气度。 [79] 高宗让秦桧在碑阴作题记，可以认为高宗愿意开放这一盛业与秦桧分享，而且秦桧也以臣僚身份赞扬高宗的君师合一的身份，更说出到了高宗不仅具有北宋以来君王治统的合法性，也兼有全国学术之「道统」，这使得很多道学家们哑口无言。这份题记在南宋时代无疑具有权威性的模板，但是很少看见宋代以及后世对其进行评论，也即是被道学家们有意的忽视了。

高宗允许秦桧在自己御笔石碑后题记，并且放置于孔庙圣域之内，可以说贯彻前揭与秦桧君臣一心的决心，并且昭示天下。朱熹曾经多次对弟子说，就高宗御书像赞进行评论，但是只是就像赞的官衔进行纠错。他认为应该加上宋代加封后的爵号，以彰显本朝恩典，重视孔门弟子。朱熹认为：

高宗御制七十二子赞，曾见他处所附封爵姓名，多用唐封官号。本朝已经两番加封，如何恁地？释奠散斋，因云：「陈肤仲以书问释奠之仪。今学中仪，乃礼院所班，多参差不可用。唐开元礼却好。开宝礼只是全录开元礼，易去帝号耳。若政和五礼则甚错。今释奠有伯鱼而无子思，又十哲亦皆差互，仲弓反在上。且如绍兴中作七十二子赞，只据唐爵号，不知后来已经加封矣。近尝申明之。」 [80]

朱熹没有盛赞高宗对于孔子及其弟子的褒奖，而是说起宋代对孔门弟子也有加封，而制作封爵姓名却没有加上，显然是一个缺陷，虽然没有具体对像赞的意见，但是朱熹的态度可见一斑。朱熹不便对于高宗退出直接批评，也就不可能对于书于高宗御笔碑后秦桧题记进行评论，只能避而不谈。景定二年（1261）临安的太学生强烈建议宋廷将太学，也就是岳飞故宅的土地庙提升地位，并将庙神岳飞封爵提高，对此宋理宗表示同意。 [81] 秦桧与岳飞形象在南宋太学的此消彼长，可见秦桧评价之一落千丈，但是石碑上题记依然没有敢提出质疑，而搬迁或重新制作，因为这是宋高宗与秦桧一起制作的盛典，南宋后几位皇帝无法直接清除这些石碑。

宋代太学在元代被废置，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改建成西湖书院，西域番僧杨琏真加从中破坏了许多石碑，并把它们作为佛寺的建材。至元十五年（1278）改建成仁和县学。元儒黄溍《书先圣先贤图赞后》曾经记录下他看到秦桧题记的感受。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赞，附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秦桧记，不知何人书。桡所谓：搢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骋狙诈权谲之说，以徼幸于功利。盖指当时言恢复者。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则夫言恢复者，未必与孔子异意也，讵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桧作此记时，距其卒仅七十六日，其罔上诬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说犹与图赞并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览者详焉。 [82]

黄溍看到石刻题记时，这些碑刻已经散乱，而且已经损毁不少，但是他坚持贬斥秦桧的言论，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而且把石碑留给后来者详细阅览，自己分辨其中的奥妙。他虽然身在元朝这一异族统治下的时代，他坚持褒奖那些被秦桧贬斥为「顾驰骋狙诈权谲之说，以徼幸于功利」的北伐者，并且他把题记制作时间与秦桧死亡时间联系起来，以证实秦桧至死不肯松懈其误国欺君之心。秦桧题记写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制作完成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可见高宗不以秦桧亡故而废其题记。黄溍之后，明初吴讷是维护碑刻与改变题记的官员。宣德元年（1426）巡按御史吴讷重修了仁和县学，并收集了残存高宗石碑，并磨去秦桧的题记，代之以自己所书的题记。吴讷宣称他是仿照朱熹驱除秦桧祠堂出庙学而磨去石碑上秦桧题记。他在〈晦庵除秦桧祠移文后题〉写道：

右徽国文公先生所着，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举浙东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桧家在金陵，绍兴五年，除知温州，舍田盖是时矣。曰：赵汾狱者，桧恨赵鼎等，必欲杀之鼎死，犹不巳。乃令徐嚞论鼎子汾与宗室令衿奸谋，送大理狱逼汾自诬，与令衿、张俊、李光、胡寅、胡铨等五十三人谋大逆，欲加族诛，狱成，桧病不能书，乃释。曰：图九锡者，镇江守王循友，乞加桧九锡，为图以献也。曰：谁其弱秦者。吕愿中率宾佐作〈秦城王气诗〉。高宗既不能讨桧，若天不诛，则王气谁能弱之也。又按先生语类云：高宗悉以国柄付桧，举朝悉秦之人，毎事与高宗争胜。曹筠言：水涨诏逐之。桧陞为从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桧不待高宗应便，改除之。由是张扶请桧乘金根车，其势须如曹操而后已。故椩死诏谓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克防桧逆谋，岂非徘徊汉鼎之旁之验乎。桧之外孽熺、埙、堪，其秽浊淫黩，奚足道哉。 [83]

吴讷以朱熹为楷模，开始了进一步清理秦桧留在孔庙的印记，因为吴讷正在恢复杭州府学圣域这一神圣的空间。吴讷有很深远的考虑，他进一步发挥元儒黄溍对于秦桧的批评，认为秦桧批评南宋北伐者皆为自己谋取名利是陷害忠良。

呜呼。靖康之祸，徽钦蒙尘，汴都沦覆。当时臣子正宜枕戈尝胆，以图恢复，而桧力主和议，攘斥众谋，尽指一时忠义之言，为徂诈权谲之论。先儒朱熹谓其倡和说以误国，挟敌势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者是也。...... 讷一介书生，幸际圣明。备员风纪，兹于仁和县学，得观石刻，见桧之记尚与图赞并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诒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厠于圣贤图像之后。 [84]

吴讷激一时义愤，磨去了《先圣先贤图赞》后秦桧题记，代之以自己的题记。明清以来，都认为吴讷毁去了高宗御书〈石经碑〉后其他秦桧的题记，但是吴讷只磨去了这一幅石刻并未完全把秦桧的印记驱除出孔庙圣域。实际上，据吴讷自己所说，他详细检查每一块石刻，并小心把他们放置保护起来。 [85] 他不可能看不到秦桧在其他碑后的题记。这点还是值得仔细思索。吴讷是出于对石碑的保护才磨去一个，还是这段秦桧的题记最重要而毁去。我们看吴讷的文集，可以看出他对于《先圣先贤图》也有十分的喜爱，他考证这是宋代李公麟的遗迹，并且找到苏州吴某藏传世《宣圣十哲图像卷》进行对比，益加觉得石刻《先圣先贤图》的精妙。 [86] 吴讷与元儒黄溍都对秦桧在像赞中诋毁坚持北伐大义者十分反感，他们在跋文反复引述「搢练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骋狙诈权谲之说，以徼幸于功利」。他们认为这是秦桧故意污蔑这些坚持北伐大义与救亡图存者，而且秦桧以其未纯乎儒术，从儒家核心教养观进行打击，这不能不使得招引正义人士的反感。尽管吴讷没有详细说明只毁去这一块书迹的原因，但这无疑是重要的因素。吴讷此举在明代虽然褒扬者多，但是依旧有不同的声音。万历时黄景昉言道：

宋高宗尝撰先圣贤赞，刻石附秦桧记于后，在杭都仁和学宫。吴讷抚浙时，命磨去桧记，称崇正辟邪义举矣。后邵宝守许州，毁魏受禅碑，同然。观国初宋濂、张孟兼玉兔泉联句诗泉，亦桧旧迹，不为嫌，所见又别。 [87]

黄景昉对于吴讷、邵宝任职地方官时，凭借个人好恶肆意毁坏文物很不以为然。他以洪武时宋濂、张孟兼依旧可以在秦桧墨迹上吟咏歌诗，并不以这是奸臣旧迹为忤，这其实是一种胸怀。高宗御书〈石经〉其他秦桧题记虽然没有被毁，但是名讳多被人划去。

清代翁方纲、叶昌炽等金石大家，他们在得到这些石刻拓片后，分析后面题名的官衔与时间，认为秦桧墨迹依旧在石碑，吴讷毁去只是一幅秦桧的题记，其他的题记还在原石上。叶昌炽说：「秦桧题记，后人磨去其姓名，然书固未损也。朱竹垞（彝尊）云：秦桧记为明吴讷椎碎，《碧溪文集》辨之云：今两碑之跋俨然，盖讷所椎碎者，乃宣圣及弟子赞之跋非石经也。」 [88] 陆以湉说：「秦桧跋刊在诗经碑尾者尚存，楷法遒整，宛似思陵。乃其人既遗臭后世，则翰墨亦为儒林所羞称，虽字画端好，适为此碑之玷耳。」 [89] 晚清名士俞桧游历浙江雁荡山，发现一摩崖石刻很像老秦（秦桧）手笔，一查果真是秦桧手迹，只是名讳留款被人磨去。 [90] 大家都认为秦桧墨迹是遒整，只是其人名声太差，影响他这些留下墨迹的命运。吴讷以及后世之人虽然对石碑原刻多有毁坏，但是依然有宋代石碑原拓本留存于世，归有光就得到带有秦桧题记的原拓本，并做题跋〈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门人，其贤者多矣，而世称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为列传，然与家语小异。荀卿称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详也。汉文翁石室图，仲尼弟子别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党，史记所不载。宋思陵摹石临安，有御赞，及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秦桧记。此卷盖从临安石本传摹。虽年代久远，而典刑具存，仿佛复见洙、泗之间龃龃如也。韩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时揖让其间。」 抚卷太息者久之。 [91]

归有光没有任何对秦桧的褒贬，而是说明这份来自宋代绍兴年代的传拓，仿佛复见洙、泗之间龅龅如也，这显然看到秦桧题记所发出的感慨，可惜这份完整保留宋代遗迹的拓片并不为世熟知。随后这份珍贵的宋拓本也不知去向，只有留在杭州府学的残石碑诉说历史的印记。

我们综合来看，可见秦桧在世时，其党羽千方百计把秦桧形象放入孔庙和先贤祠中，甚至宋高宗也与秦桧共同制作石碑，放之孔庙，希冀永传后世。但是后世秦桧的祠堂被撤去，他的墨迹也被磨去。后人虽不能肆意毁坏古迹，但依旧把秦桧的名讳划去，撇清这些南宋古物与秦桧的联系，抹去秦桧的历史痕迹。

四、结语：秦桧形象存留的意涵

秦桧形象的制作，有几个关键的节点。秦桧在世的时候，其本人非常在乎制作其太平救世之主的图像，绍兴年间出现秦桧画像与题赞很多，大多是这个主旨。秦桧死后，高宗钦定谛号为忠献，亲书神道碑额「决策元功精忠全德」，然而秦桧大众评价一再降低，开禧二年（1206）北伐前夕被改谥为谬丑，周南在〈秦桧降爵易谥号敕〉云：「方军前之抗议，其言几类于程婴; 及塞上之北还，此节何如于苏武？」 [92] 虽然用典同于宋高宗加封秦桧为太师的制书，但是涵义已经朝着负面发展，可见北伐派进一步否定绍兴时期秦桧加封太师制书背后确认的功绩，并且切割秦桧与南宋立国之间的联系，随着开禧北伐的失败，两年后又被改复。理宗时期，又被改为「谬恶」，比「谬丑」更进一步。 [93] 理学家也在各地清理秦桧的祠堂以及其象征物，彻底把秦桧从儒门的公共视域中消失。

宋高宗把与秦桧共同制作太平气象的孔庙石碑放入临安太学，而且孝宗以及其后的皇帝对石碑保护有加，使得理学家无法全部除秦桧的痕迹，只能选择忽视这一点。随着南宋的覆灭，原南宋太学在元代几经破坏，石碑所处地方已经不是元廷最高学府，所以文献只有零星的记载。明代恢复南宋太学旧址为临安县学，巡按御史吴讷磨去秦桧一方关键的题记，并代替以自己的赞语。吴讷并没有磨去所有的题记，但是其他题记上秦桧的名字却被磨去，故而明人多以吴讷尽磨秦桧墨迹，直到清朝才有人发现秦桧的其他题记尚存人间。

后人对于秦桧的观感，一般以南宋晚期评价为基调，而且随着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本文以秦桧在世制作两大文物为剖析对象，使得我们可以观摩秦桧本人为自己营造的形象，秦桧画像与题记制作形象是南宋初年政治文化的反映。同时也可以看出宋高宗、秦桧君臣确实联手为「儒门圣域」造势，给孔庙文化留下来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得后世理学家等人，为了剔除秦桧在孔庙的影响确是煞费苦心。关于这批秦桧在世时期的文物存留也是后世争论不休的焦点，即这些文物象征秦桧在世的荣光，也代表着秦桧在后世的影响力，[94] 我们侧面可以看出秦桧形象的变化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当然还有关联历史文物的遭遇与历史背景下的评价变动。

注 释

[1] 许浩然，〈一幅南宋绍兴年间的秦桧画像──故宫博物院藏《八相图卷》考辨〉，《中华文史论丛》，总119期（上海，2015），页185-194; 陈磊，《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八相图卷》考》，《荣宝斋》，2016年第11期（北京），页196-207。

[2] 陆敏珍，〈宋代文人的画像与画像赞〉，《浙江学刊》，2019年第2期（杭州），页208-215。

[3] 余辉主编，《晋唐两宋绘画•人物风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页284。

[4] 余辉主编，《晋唐两宋绘画‧人物风俗》，页284-285。

[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160，页235b，绍兴十九年九月戊申。

[6] （宋）范浚，《香溪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卷139，〈代贺赵（秦）丞相画像启〉，页63。

[7] 张剑，〈宋范浚《香溪集》版本源流考〉，《文献》，2013年第1期（北京），页16-22。

[8] （元）姚桐寿，《乐郊私语》（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页405-406。

[9]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8，页354，绍兴二十五年四月乙丑。

[10] （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10，页1513炎兴下帙一百十二。

[11] 佚名编，《国朝册府画一元龟》（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丛书》，第42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乙集卷20，〈任用门‧用人〉，页728。

[1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页40a，绍兴十二年八月甲戌。

[13] （宋）高斯得，《耻堂存稿》（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4，〈彭泽县狄梁公庙记〉，页56-57。

[14] （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礼〉二之20，页1003。

[15]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130，〈自熙宁至靖康用人〉，页3136。

[16] 佚名编，《国朝册府画一元龟》，第423册，甲集卷43，〈百官门‧将帅〉，页490。粗体字为《国朝册府元龟》引用《高宗圣政》所独有。

[17] （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367，〈杨存中传〉，页11438。

[18]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页872。

[19] （明）徐树丕，《识小录》（台北：新兴书局，1990），卷1，〈宋仆答秦桧语〉，页33。

[2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9，页611a，绍兴八年四月丁卯。

[21] （宋）熊克，《中兴记事本末》（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卷71，绍兴十八年六月，页1269。

[22] （宋）熊克，《中兴纪事本末》，卷39，页756。

[23] （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卷193，页1390，炎兴下帙九十三。

[24] （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55，〈贺秦太师改封益国公启〉，页393-394。

[25] （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卷212，页1524，炎兴下帙一百十二。

[26] （宋）翟汝文，《忠惠集》（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9，〈贺秦太师启〉，页285。

[27] （宋）熊克，《中兴纪事本末》，卷75，页1309。

[28] （宋）陆游着，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10，页126。

[29] （清）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1981），卷15，〈秦桧〉，页821。

[30] （宋）陆游着，钱忠联校注，《剑南诗稿》（收入《陆游全集校注》5，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追感往事〉，页331。

[31] （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卷220，页1580，炎兴下帙一百二十。

[32] （隋）虞世南，《北堂书钞》（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142，〈酒食部〉一，页723。

[33] （宋）牟献，《牟氏陵阳集》（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15，〈题赵主簿遗像〉，页131-132。

[34] 余辉主编，《晋唐两宋绘画•人物风俗》，页284。

[35] （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卷212，页1524，炎兴下帙一百十二。

[3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页44，绍兴十二年八月乙丑。

[3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页362b，绍兴二十五年秋七月癸亥; （宋）朱熹，《朱子文集》（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点校，2001），卷27，〈答詹帅书二〉，页1032。

[38] （宋）江宾王，〈建康府句容县重修夫子庙记〉，收入《历代碑志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18册，（宋）严观，《江宁金石记》，卷5，页654-655。

[39]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卷4，〈留都录〉四，页55。

[40] （汉）孔安国，《尚书注疏》（标点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卷8，页349。

[41] （宋）陈经，《尚书详解》（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15，页115。

[42] （宋）程颢，《二程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2，〈论王霸之辨〉，页451-452。

[43] 参考纪晏如，〈二程治道论的内涵及其思想史背景〉，《中正历史学刊》，第19期（嘉义，2016），页71-72。

[44] 钱穆，〈初期宋学〉，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页6-10。

[4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页44，绍兴十二年八月丙戌。

[46] 参见高纪春，〈宋高宗朝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中州学刊》，1996年第1期（郑州），页140-145; 高纪春，〈秦桧与洛学〉，《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北京），页97-108; 高纪春，〈秦桧与王安石新学〉，收入李华瑞、姜锡东主编，《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页344-359。

[47] （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55，〈贺秦太师改封益国公启〉，页393-394。

[48] （宋）葛胜仲，《丹阳集》，卷24，〈贺秦太师启〉，收入栾贵明编，《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624。

[49] （清）吴庆坻撰，（清）刘承干校，张文其、刘德麟点校，《蕉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范仲淹书伯夷颂长卷〉，页256。

[50] （朝鲜）宋时烈，《宋子大全》（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116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3），卷86，〈随劄〉卷9，页423。

[51] （朝鲜）奇正镇，《芦沙先生文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310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3），卷8，〈答金子元〉，页184。

[52] （朝鲜）宋秉璇，《渊斋先生文集》（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329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3），卷15，〈答林士尚〉，页255。

[53]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7，页823，绍兴三十二年二月己未。

[54] （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25，〈贺汤丞相知绍兴府启〉，页726; （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6，〈除张俊少傅依前观文殿大学士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进封魏国公制〉，页578。

[55]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五三，页1941。

[56] （明）陶宗仪编，《说郛》（上海：涵芬楼排印，1931），卷21，〈三柳轩杂识〉，页14a。

[57] （明）陆深，《俨山集》（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52，〈锇鼎记〉，页323。

[58] 吴东迈整理，《吴昌硕谈艺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页158。

[59] 秦桧家庙形制参看（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甲集卷3，〈群臣家庙神版祭器〉，页99。

[60]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页161a，绍兴十六年二月甲辰。

[61]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页170a，绍兴十六年八月壬寅。

[6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5，页174b-175a，绍兴十六年十一月甲申。

[63] （宋）太常寺纂，（清）徐松编，《中兴礼书》（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3，〈吉礼‧郊祀大乐〉，页57。

[64] （宋）太常寺纂，《中兴礼书》，卷13，〈吉礼‧郊祀大乐〉，页57。

[65] （宋）太常寺纂，《中兴礼书》，卷170，〈吉礼‧群臣家庙二〉，页566。

[66] （宋）太常寺纂，《中兴礼书》，卷170，〈吉礼‧群臣家庙二〉，页569。

[67] （清）阮元，《揅经室集》三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4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3，〈王复斋钟鼎款识跋〉，页215。

[68]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9，〈宰相对联〉，页230。

[69] （宋）江宾王，〈建康府句容县重修夫子庙记〉，页654-655。

[70] 韩酉山，《秦桧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2-4。

[71]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日人物〉，页3175。

[7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页417，绍兴二十六年三月癸亥。

[73] （宋）朱熹，《朱子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页4853。

[74] （明）曹安，《谰言长语》（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上，页36页。

[75] 参见郑丞良，《南宋明州先贤祠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页55-81。

[76] 这段录文来自蔡涵墨，《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105-106。

[77]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页98-159。

[78] （宋）太常寺纂，《中兴礼书》，卷142，〈吉礼‧释奠至圣文宣王庙〉，页507。

[79] 蔡涵墨，《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页120-121。

[80]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90，〈礼七. 祭〉，页2294。

[81] （宋）谢起岩，《忠文王纪事实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卷1，页34。另参方震华，《复仇大义与南宋后期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2分（台北，2017），页309-339。

[82] （元）黄溍着，王颔点校，《黄溍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第2集，〈书先圣先贤图赞后〉，页312。

[83] （明）吴讷，《思菴先生文粹》（收入《台湾珍藏善本丛刊‧古钞本明代诗文集》，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国家图书馆，2013），卷9，〈晦庵除秦桧祠移文后题〉，页335-336。

[84] （明）吴讷，《思菴先生文粹》，卷9，〈书先圣先贤图赞后〉，页291-292。

[85] （明）吴讷，《思菴先生文粹》，卷2，〈石经歌有序〉，页69-70。

[86] （明）吴讷，《思菴先生文粹》，卷8，〈跋宣圣十哲像卷〉，页279-280。

[87] （明）黄景昉，《国史唯疑》（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4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2，页34。

[88] 叶启发，〈宋开封绍兴石经释文（翁方纲手稿本）〉，收入《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长沙：岳麓书社，2011），页160-161; （清）叶昌炽着，韩锐校注，《语石校注》（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卷8，页755-756。

[89] （清）陆以湉撰，崔凡芝点校，《冷庐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6，〈宋石经〉，页332。

[90] （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北京：中华书局，1995），续钞卷4，〈秦桧自诡为诺讵罗转世〉，页566。

[91] （明）归有光着，周本淳点校，《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5，〈跋仲尼七十子像〉，页105。

[92] （宋）周南，《山房集》（收入《宋集珍本丛刊》，第69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卷2，页705。对此问题的研究参见蒋振泽，《古典新意：南宋政治语境中赵氏孤儿》典故意涵之演变，《第十二届宋史博士生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2018），页73-92。

[93] 当时道学家对于「谥号」的态度参阅郑丞良，〈试由科举与赐谥探讨嘉定时期官方对道学的态度及其转变〉，收入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编，《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页272-287。

[94] Kenneth Burke著，ジョーゼフ・R. ガスフィールド編，森長治譯，《象徴と社会》（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4），頁85-199。

原文载《中正历史学刊》2020年第23期，转载自公众号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