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定国、郑成功通力合作，南明能否与满清南北分治？｜文史宴

弘光、隆武政权相继覆亡后，李定国、郑成功曾计划联手夺取广东，但终因郑成功三心两意而未能成功。如果他们成功地夺取了广东，南明有没有可能苟到准噶尔汗国崛起，从而扭转明清强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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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清初诸多历史人物中，李定国与郑成功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前者出生草莽，早年投身献忠，于乱世中凭借卓越军事才能，一刀一枪杀出不朽军功；后者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家贵公子，却被时代的洪流冲上历史的潮头，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

对于不少熟悉明清史的读者而言，最为期待的莫过于这两位抗清武装的军事主帅能够勠力同心、携手并进，驱除清廷、光复河山。

假设历史真如后人期盼的那样演进，南明中兴奇迹能否出现，我们不妨来做一番推演。

南明双杰——李定国与郑成功

陕北高原、雄浑苍凉，朔风烈烈、旌旗飞扬，这里是李定国的故乡。

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具有同时期顶级军事防御功能的石峁坚城便耸立于此，仿佛预示着这片土地日后将浸染浓郁的尚武之风。延至两宋，以陕北为根据地发展壮大的西夏政权与宋辽呈鼎足之势，是当时不可小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有明一代，陕北为明朝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长期处于抗击蒙古入侵的军事斗争前沿，屡经战阵加之胡汉杂处，养成了此地勇武彪悍的民风。

1627年，陕北澄县农民的抗粮斗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三年后，当时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起义军，被张献忠收为养子，在张的四位义子中排名第二（另外三位分别是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

李定国自参加献军后，跟随张献忠四处献忠，取襄阳、收湖广、入四川、克成都，逐步崭露头角，与孙可望等人一起成为义军四庭柱。

1646年十一月，张献忠阵亡后，李定国与孙可望等率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平息了企图割据自雄的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之乱，并与黔国公沐天波为首的故明云南世袭勋臣和地方官绅联合，开辟了一个较稳固的后方根据地，得以在此休养生息。

在云南，大西军囤积粮草、整饬军纪、操练士卒，以图天下有变之时东山再起。

1650—1651年，眼见清军步步南进，永历朝廷濒于覆亡，大西军领导层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为进取天下，同时报张献忠被清军射杀之仇，决定以朱明王朝为旗号，联明抗清。

大西军主力由滇入黔，渐次靠近清方控制的湘桂等地。李定国率部进入湖南，在靖州城下旗开得胜，歼灭清军五千余人，这是义军首次在野战中击败清军。

此后，李定国相继取得桂林、衡阳大捷，接连击杀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荡平广西全省，兵锋直指湖广，创造了南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清廷遭遇自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顺治帝闻讯哀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出身寒微的李定国历经磨砺，一路升级打怪，终成南明头号战神，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几乎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堪称草莽英雄之典范。

李定国从献到不献

还是有进步，值得夸奖

1624年七月，一个婴儿在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呱呱坠地，多年之后，这个中日混血儿将在中国东南沿海搅动风云，成为清廷统治者心中长期的梦魇。

与家境贫寒的李定国不同，出生海商家庭的郑成功是妥妥的富二代，他是明末东南海商集团首领郑芝龙的长子。

郑氏集团借助航海大发现与晚明隆庆开关的东风，依靠海上贸易起家并累积万金，其商船队遍及日本、台湾、吕宋等地，在东南政商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年轻时的郑芝龙曾游历四方，在日本结识了郑成功生母田川松并与之成婚。1630年，郑芝龙派人将母子二人接回中国，给儿子取名森，字明俨，号大木。

日本有讲郑成功故事的净琉璃剧

《国姓爷合战》

郑芝龙对郑森宠爱有加，不仅聘请饱学之士为其讲授经史，还带他拜见南明隆武帝朱聿键，隆武帝见郑森一表人才、风度翩翩，且于朝堂上对答如流，不觉慨叹英雄出自少年，便赐他姓朱，改名成功（这就是郑成功名字的由来）。

弘光时郑成功入南京国子监就读，师从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钱谦益，但此时风云陡变的中华大地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甲申之际，山河动荡，大明陨落，清军入关。1645年，南下清军摧毁弘光政权，全据江南，继而兵锋直指浙闽边界。值此紧要关头，身为隆武朝廷定策元勋的郑芝龙不思抗清，反被清军兵威吓破胆，下令撤守仙霞岭驻军，遂使福建门户洞开，清军顺利打开入闽通道。

1646年九月，清军兵不血刃占领福州，并派兵收取各地，福建大部沦陷。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劝，执意降清，并亲赴福州拜见清征南大将军博洛，结果自投罗网，被对方软禁并送往北京。

至此，郑氏父子分道扬镳，郑成功在给父亲的一封家书中毅然写道：“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唯有缟素而已。”在叔父郑鸿逵的支持下，郑成功从此坚定走上了抗清之路。

起兵之初的郑成功实力较为弱小，但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出色的军事与组织才能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与清方的反复较量中，郑氏武装以闽南金厦为根据地，历经同安、潮州等一系列战役，屡挫清军，逐步将东南沿海的复明势力汇合成一支令清廷颇为头疼的劲旅，郑成功也由昔日锦衣玉食的富家贵公子逐渐成长为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

天下形势与各方实力分析

如果打开1652年前后的历史地图，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几大势力的分布情况：

清方横跨北方黄河流域、东北龙兴之地、经济富庶的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及岭南核心地区，并得到漠南、漠北蒙古诸部鼎力支持，综合实力最为雄厚；

大西军拥有云南、贵州全境，广西大部，四川除保宁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湖南靖州、武冈、宝庆一线以西地区；

郑氏武装据有闽南漳州、金门厦门三角地带，其水师活动范围以福建为中心、浙粤为两翼；以大顺军余部为主的夔东十三家则占据鄂西北与今重庆交界地带。

位于北方大平原的清方拥有对南方丘陵山地及分散平原地形的地缘压制优势，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具有这一地区的势力都毫无疑问是东亚大陆政治版图的主导者。、

1652年明清形势

军事方面，清廷以尚武悍勇的满蒙八旗军为核心，加上入关前后先后归附的“三顺王”(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部队、吴三桂统领的原明军精锐关宁军、以江北四镇为代表的原明朝官军等一大批降附军，使清方掌握的兵力如滚雪球般增长。

政治方面，努尔哈赤起兵之初，便有范文程等汉人文士为其出谋划策；入关前后，以洪承畴为首的一批明朝归降官僚纷纷又充当带路党，使清廷得以初步建立起在中原汉地的统治。

然而，这种统治并不稳固，古今中外，少数统治多数都是一个难题。圣人云：“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清廷以异族入主中原，动辄采取剃发易服、屠城劫掠等高压乃至残酷手段，并以胜利者的姿态推行重满轻汉的歧视政策，必然引起汉人上至士绅、下至平民的不满与愤懑。

当日后吴三桂以前明叛臣的不堪身份发动三藩之乱时，虽然距离清军入关已近30年，但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四川罗森、郑蛟麟、吴之茂、甘肃王辅臣等一批汉人地方大员纷纷起兵响应，可见清廷统治之不得人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方的军事优势也逐渐削弱，由于种种原因，至1650年前后，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豪格、阿巴泰等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统兵将领几乎凋零殆尽。清军入关之初，八旗军所向披靡的场面犹如昙花一现。

此外，清廷最为信赖且战斗力最强的八旗军大部驻扎北方，南方地区主要依靠归附的汉人武装维持统治，军事实力较弱。

综上所述，清方虽然占据很大的优势，但人心向背却不在己方而在彼方，且在军事上绝非无懈可击。

南明方面，大西军在诸路复明势力中实力最为雄厚。鼎盛时期的大西军总兵力约25万—30万，部队训练有素，尤其擅长南方山岳地形作战。

除李定国之外，大西军还有马宝、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等多位能征善战的将领。

尤其是马宝的军事才能不亚于李定国，在日后的三藩之乱中，身为吴三桂麾下大将的马宝于永兴之战歼灭满洲八旗军上万人，重创八旗最为精锐的前锋营，击杀清方都统、护军统领以下军官41人，取得了比衡阳大捷更辉煌的战果。

吴三桂手下收纳了不少善战的南明将领

在三藩反清战争中大放异彩

大西军除了强大的军政实力与组织能力，还手握复明运动的旗帜性人物——永历帝，俨然成为各方复明势力的盟主，故能以西南一隅之地对抗占据中国核心地带的清方，成为清廷的头号劲敌。

作为典型的大陆型农耕文明国家，中国自古海权不彰，但以海上贸易起家的郑氏武装却是一个另类，在郑成功统领之下，它在明清之际逐步发展壮大，总兵力在鼎盛时期近15万，成为东南最强大的复明势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以海权对抗陆权的先例。

明郑既以海商起家，其海上作战实力自然不容小觑，郑军舟师北可抵舟山群岛乃至长江口、南可达粤东潮州一带，具有很强的机动性，令清廷防不胜防。

1659年长江之役是明郑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趁清军主力集结西南，郑成功避实击虚，亲统三千多艘舰船、十余万大军（包括张煌言率领的鲁王系部队），由浙江乐清磐石卫出发，径取定海，并经吴淞口深入长江，直抵金陵。在镇江城下，郑军精锐步卒铁人军大破清军骑兵，展现出强悍的战斗力。

此役若非郑成功最后因骄傲轻敌而失利，必能克复南京，瓦解清廷在江南的统治。通过此战，郑军无论水师、步卒皆表现出不俗的战力，但 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郑成功缺乏深远战略眼光的缺点，这正是他不如李定国之处。

岭南合击与长江会师

1652年，李定国相继取得桂林、衡阳大捷，正当他摩拳擦掌，准备继续扩大战果之时，以“国主”自居的孙可望出于妒忌心理，竭力限制李定国部的发展，甚至设计加以谋害。

为避免与昔日结义兄弟兵戎相见，李定国忍辱负重，率部由湘入桂，与孙可望部脱离接触，并决定由广西向广东进军，意图打开新的局面。

僻处岭南的广东，在历史上曾长期被视为边蛮烟瘴之地，但中原经永嘉、安史、靖康等一系列战乱，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带去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经营理念，包括广东在内的整个南方实现了华丽转身。

宋元时期，广州是中国三大港口之一，对外贸易十分发达；明清两代，商贾云集的广州是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东依靠外贸积累了海量的财富，在朝廷眼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相比之下，大西军控制的广西作为山高路险、地形崎岖的内陆省份（明清至民国，广西没有出海口），经济实力远逊于广东，晚明广西财赋岁入只有广东的十分之一。

复明势力若能收复人口密集、经济富庶的广东，无疑将大大增强南明的实力，成为打破战略僵局的关键一步。因此，李定国于1653、1654连续两年率部大举进攻广东新会、肇庆，并遣使送书信于郑成功，约其共同出兵。

中日混血的郑成功

为避免重蹈孔有德覆辙，清方驻守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耿仲明之子）拼死抵抗。他们仅仅对付李定国已是勉力支撑，若此时郑成功能从全局着眼，突破明郑小集团利益束缚，亲自统领主力由闽南出发，以强大水师借助海上机动优势与大西军东西夹击，加上广东地方抗清义师密切配合，尚、耿二人必成瓮中之鳖，难逃覆灭的命运。

若李郑联手克复广东，一方面可一举摧毁清廷在南方的两大军事支柱平南、定南二藩，加上之前已兵败身死的孔有德，为清廷打天下甘做马前卒的辽东军事集团将大部被歼；

另一方面，原本横亘在两大抗清武装之间的阻隔地带消失，闽粤桂三省连成一片，复明势力声势大振，尔后继续北上，以破竹之势收复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整个东南半壁的抗清局面会有很大改观。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唐长庆四年（824年），刘禹锡登临长江西塞山，观滔滔江水，念岁月流逝，发思古幽情，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西塞山怀古》。全诗风格豪迈、词句豁达，体现了作者一贯有之的风格，借西晋灭吴的史事道出了长江在中国古代军事历史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大部分主要河流均向东奔流入海。因此，处于江河上游的一方往往有地利之优。西晋（曹魏）灭吴、隋（北周）灭陈、元（蒙古）灭南宋都是先占上游，继而沿江东进、一鼓而下，完成统一大业。

1653年七月，包括原弘光朝礼部尚书钱谦益、原鲁监国政权仁武伯姚志卓在内的一批位于清方统治区的故明臣僚与复明志士秘密提出一个宏伟的“长江会师”计划。

钱谦益将用兵比作弈棋：“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他们提出：“明军应北下洞庭，义无反顾，顺江而下，将处处相应，一旦克复南京，则天心既转，人谋允藏。”

该计划虽然草率且具书生意气，却给各方复明势力指出了一个大致的战略方向，即顺江而下，直取江南膏腴之地，继而徐图大举。

李定国、郑成功的战绩

一度让已经降清的钱谦益等明臣兴奋不已

大西军拥有长江上游的云贵川，就战略形势而言，若能与据守川东鄂西且战斗力较强的夔东十三家密切配合，由长江顺流东下，必能对清方统治下的中下游地区构成极大威胁。

对于手握雄厚兵力、时刻想建功立业的大西军头号人物孙可望来说，他若能以大局为重，不被权力欲冲昏头脑，抑制或暂时搁置不臣之心，积极部署并实施此项军事计划，乘屯齐部清军北撤，陈泰部清军尚未南下的有利时机，率主力由湘入长江，并积极联络会合夔东十三家，可一举击破清方五省总督洪承畴在湖广拼凑的、由一批前明叛将组成的杂牌军，进而沿江东下，直捣金陵。

若进军途中能与收复广东后挥师北上的李郑联军会师，则必然如虎添翼，数路大军驰骋纵横，将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荡平东南数省，而各地对清廷高压统治不满的民众也将纷纷揭竿而起。

如此一来，清廷在南方的统治势必土崩瓦解，抗清运动将取得巨大成功。

再现南北朝的可能性

李定国、郑成功和孙可望皆为明末清初一时之豪杰，若郑成功胸怀全局，孙可望能克制自身的勃勃野心，大西军、郑氏武装、夔东十三家等彼此密切配合，克复东南半壁，再造东晋、南宋之时势绝非难事，中国历史也将出现第三次南北朝的局面。

与前两次相比，一方面，自西晋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遇游猎民族抄掠与入侵，生产力多次遭到严重破坏，原先相比南方的经济优势荡然无存；另一方面，随着江南、岭南、四川等地获得全面开发，南方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地位陡然上升。宋代以前曾出现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不复存在。

尤其自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达官显贵、下至普通军民均不可避免地依赖通过南方漕运转输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绝非像南宋那样仅仅依靠南方朝廷以“岁币”形式提供金银、绸缎就能解决的。

因此，失去南方的清廷必然不甘心失败，定会全力反扑，这就决定了南明与清方之间的南北对抗将会比前朝更为激烈。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3世纪宋金两家世仇南北对峙之时，漠北草原崛起了强大的蒙古。数百年后，女真人后裔建立的清朝再次入主中原并与南明长期抗衡。

此时，又一颗草原霸主的新星——蒙古准噶尔部正在冉冉升起，准部意图重建成吉思汗昔日的霸业。当清廷、南明、准噶尔三方共同逐鹿中原，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准噶尔如果早兴起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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