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臣的第一谥号应该是“忠献”，张浚、史弥远等文臣也纷纷效仿赵普和韩琦

关中客SH

2023-01-07 13:56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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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是古代根据一个人生前事迹对其给予的终极评价，有盖棺定论的意思。谥号分为官谥和私谥两大类，帝王和朝臣的谥号由朝廷选定或者赐予，这属于官谥；一般文人学士或者隐士的谥号，则由其亲友、门生或者故吏所加，称为私谥。

为亡者加谥的做法始于西周中期的周恭王、周懿王时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此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一些邻近国家亦有使用。谥法制度在周王室以及各个诸侯国得到了广泛的施行，直到秦始皇时期，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之嫌，将其废除。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制度。

谥号（官谥）是对帝王和王公贵族以及高官生前的评价，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门槛就是职务。周朝时期，只有周天子、各国诸侯以及卿大夫才有得谥的资格；汉朝和两晋初期是非侯不谥；两晋中后期则是非高官不谥；唐朝二品以上官员才有得谥号的资格；宋代是三品以上的大臣才可以拥有谥号；清朝时期则是一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上谥号。所以，得谥号者本人生前的职务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帝王和群臣的谥号，也有严格的区别。帝王的谥号是在继任者的参与下得到的；末代帝王的谥号是由下一个王朝的皇帝追赠，或者由遗民政权为其上谥。大臣的谥号一般是由朝廷赐予的，一般是在皇帝的同意下，由礼部（礼官）主持赐谥。

根据谥号所表达的含义，谥号又分为美谥、平谥、悯谥和恶谥四类。谥号中含有庄、文、武、襄、戴、孝、桓、昭、穆、惠等字的为美谥；谥号中含有元、敬、简、景、成、康、定、理、献、平、懿等字的为平谥；谥号中含有伤、殇、哀、愍、悼等字的为谥；谥号中含有厉、灵、隐、顷、炀、戾等字的为恶谥。

历史上，各个朝代谥号的名称不尽相同，谥号的字数也不定，少则一两个字，多则达二十余字，而且每个字或词都具有相应的含义。在官谥中，谥号的用字具有特定的规范，不可以随意用字，也不能对立谥之字进行任意解释。

对于古代的士大夫来说，极其重视名节，因此谥号的美恶于士大夫看来是天大的事情。隋唐之前对于大臣赐谥比较混乱，没有一定的规制，有的是单字谥号，有的是多字谥号。如赵云谥号为顺平，张飞的谥号是桓。

隋唐以后，对于大臣赐谥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外，谥号必为两字。文臣一般获赐的是“文”字加一个单字的谥号，如文贞、文襄、文献等；武将谥号一般为“武”字加一单字谥号，如武穆、武宁、武肃等。

古代的士大夫们对谥号中“文”字的追求是情有独钟，曹操一心想做周文王，以体现自己的文治武功，他梦寐以求的“文”字最终没能实现，却得了一个“武”的谥号。曹操的谥号是他儿子曹丕坐江山时定下的，即便儿子想为父亲涂脂抹粉也办不到。这说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谥法大体上还算公正，就连皇帝也左右不了。到了后来，谥号逐渐发展成了对亡者的追捧，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从谥法上来说，“文”字并没有固定的配合字，如张昭、司马昭、宇文泰等人都是单谥一个“文”字。西汉的张良，谥号是“文成”，萧何谥号是“文终”；东晋的王导，谥号是“文献”，历经前秦、翟魏、后燕及北魏的元老崔宏获赐的谥号是“文贞”。

唐朝时，魏征、陆象先、宋璟等人先后获赐了“文贞”的谥号。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张说，一生三次为相，是当时天下的文宗。张说除了脾气差外，还贪财受贿，所以他死后被赐谥号“文贞”，引起当时朝臣很大的争议，最终还是唐玄宗亲自下诏，才结束了这场争论。可以说，张说的“文贞”谥号是皇帝为他争取来的。

宋朝之前的文臣，获赐的谥号有很多，每个人的谥号都是根据他们生前的功绩和能力来给予，并没有高低等级之分。比如唐初名臣秦琼的谥号为“壮”，杜如晦的谥号是“成”，房玄龄的谥号为“文昭”，高士廉的谥号为“文献”，虞世南的谥号是“文懿”等等，这些人都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他们每个人都有非凡的功绩，他们死后的谥号自然不会有等级之分。

如果非要在宋朝之前的群臣谥号中选出一个最高等级的，非“忠武”莫属。第一个获赐“忠武”谥号的是西汉末期的匈奴人莎车王延，因“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去世后被追谥为“忠武”。

在莎车王延之后获赐“忠武”谥号的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司马师，东晋名将温峤，前秦丞相王猛，兰陵王高长恭，唐代的名将尉迟恭、郭子仪等。

北宋文臣的谥号基本承袭了唐时的风气，北宋初年的李昉、王旦获赐的谥号为“文贞”。宋仁宗时，因为谥号“文贞”中的“贞”字与皇帝赵祯的名讳字形相近，字音相同，为了避讳，将“文贞”改为了“文正”。

宋仁宗的授业老师夏竦去世后，礼部所拟的谥号为“文献”，但是皇帝想特赐自己老师“文正”的谥号，却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群臣的反对，司马光的理由是“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在司马光看来，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夏竦获赐“文正”的谥号还不够格。最终，夏竦的谥号由“文正”改为了“文庄”。

经过司马光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他是把“文正”抬到“谥之极美”第一人。有宋一朝，获赐“文正”谥号的有李昉、王旦、范仲淹、司马光、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陈康伯、蔡沈等十人。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去世后，获赐的谥号为一个单字“文”。因此有人认为谥号单字“文”的地位要比双字的要高。事实真是如此吗？

王安石之前获赐单字“文”谥号的有韩愈、杨忆、陆希声、权德舆等人。仅从这些人的职位和名望来看，很难让人相信单字“文”是一个极美的谥号。

杨忆的学生李遵勖，曾经请求朝廷将杨忆的谥号改成“文忠”，但最终没能成功。可见，在李遵勖的眼中，“文忠”这个谥号要好于“文”。

欧阳修最初的谥号也是“文”，但是常秩认为欧阳修有定策之功，应加“忠”字。最后，朝廷为欧阳修给予的谥号为“文忠”。可见，在常秩的心中，“文忠”要比“文”好。

宋仁宗曾想将“文”的谥号赐于一个叫王洙的官员，但因为王洙的品级达不到获得谥号的标准，所以没成功。由此可见，“文”这个谥号在当时算不上高大上的谥号。

但是王安石“文”的谥号却是由宋哲宗追尊亲赐，王安石也配享神宗庙庭。这一点着实让人难以理解，只能作为特例看待。

谥号不存在级别高低的绝对客观标准，其高下是由第一位（或者前几位）获得该谥号的人决定的。因此，宋朝文臣的第一谥号应该是“忠献”。第一位获得“忠献”谥号的是三次拜相，并配飨太祖庙的赵普。之后的三朝为相，立二帝，两朝顾命定策，配享英宗庙庭的韩琦，因其功业可以和赵普比肩，所以也获得了“忠献”的谥号。然后张浚、秦桧、史弥远等文臣也纷纷效仿赵普和韩琦，“忠献”逐渐成为了宋朝文臣第一谥号。

当然，宋朝文臣获赐的谥号也是多元的，比如吕端（贞惠）、张咏（忠定）、文彦博（忠烈）、寇准（忠愍）、钱若水（宣靖）、包拯（孝肃）、庞籍（庄敏）、赵抃（清献）等等。

所以说，宋朝时期，美谥最好的是赵普、韩琦、文彦博、寇准、秦桧、岳飞等等“忠”字头的谥号，其次才是“文正”之类的谥号。至于王安石的“文”字谥号，因为情况特殊，他的谥号和其他臣子无可比性，也就没有高低之分。

至于司马光对“文正”谥号的大力推崇，其实他真正想推崇的是获得这个谥号的魏征、宋璟、王旦、范仲淹等人，尤其是范仲淹。

南宋时，人们对范仲淹的评价已经远远超过了北宋。当时范仲淹已获得了“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等称赞。而范仲淹的谥号“文正”也成为了他的代名词，被人们称为范文正。因此，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在其所著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说：“大臣之谥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论德业则文正为美。”

范文正所倡导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的节操，对后世的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以后的元朝、明朝及清朝，对范文正是极尽褒扬。清朝时期，范文正开始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

随着范仲淹地位的提升，作为他谥号的“文正”，也是水涨船高。再加上之前获得“文正（文贞）”谥号的魏征、宋璟等人，以及之后获得“文正”谥号的司马光等人，都是后世文人推崇效仿的对方，“文正”这个谥号也自然成为了第一等的谥号。到了明清之际，“文正”成为官方认定的文臣最高谥号。

金朝时期的虞仲文和张行简，也获赐了“文正”的谥号。元朝建立后，立即恢复了“文贞”这一谥号，因为元朝不可能为宋朝的皇帝避讳。当然，“文正”的谥号继续沿用。元朝获赐“文正”谥号的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等六人。

从明朝开始，对于群臣谥号的给予，有了官方的具体规定。据《明会典》记载，群臣谥号定为两个字，文臣以以“文”字为第一字的谥号，等级最高的是“文正”，其次是“文贞”，正、贞之后，依次与“文”搭配的字为成、忠、献、端、定、简、懿、肃、毅、宪、庄、敬、裕、节、义、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洁、敏、达、通、介、安、烈、和。

《明会典》中对武将的谥号也做了规定，和文臣一样，武将的谥号也定为两字，一般以“武”为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的次序为宁、毅、敏、惠、襄、顺、肃、靖、信、康、壮、恒、愍、烈、勇、僖。

《明会典》中还规定了一种文武官员都通用的通谥，一般以“忠”为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的次序为文、武、定、烈、简、肃、毅、敬、宪、节、贞、靖、襄、敏、安、僖、穆、介、威、端、壮、宣、裕、果 、勇、愍、刚、惠、悫、怀、清。

这样一来，谥号不但具有了特定的含义，而且具有了特定的等次。在明朝的文官中，仅有方孝儒、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五人获赐了“文正”的谥号。

方孝儒因拒绝给燕王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杀，到了南明弘光帝时追谥为“文正”。

明武宗朝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在临死之前还为自己的谥号担忧，当时的大学士杨一清前来探望，杨一清和李东阳二人的私交深厚，在获知李东阳的担忧后，当即表示会给予其“文正”的谥号，李东阳感激之余竟然在病榻之上向杨一清叩头致谢。正因如此，有人写诗对其进行讽刺：“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可见，如果名不副实，即便获得了“文正”的谥号，也是要被人诟病的。

亲贵、大臣死后，朝廷为其赐谥，唐宋时期有议驳的制度，即由太常博士议上，若名实不相符，给事中可以驳奏再议；到明清时期，则由礼部拟定好谥号，然后由皇帝核定，礼部有时也会多拟几个以备皇帝选择。

清朝时期，只有曾入过翰林或获受大学士的一品大臣才能带有“文”字的谥号，而且“文正”这个谥号是不允许出现在礼部草拟的名单中，只能由皇帝自己赐予，只有那些道德功业极其出众的大臣才会被赐予“文正”的谥号。

清朝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汤斌、刘统勋、李鸿藻、孙家鼐八、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八人。

汤斌是康熙朝的理学名臣，直到乾隆元年才被追谥为“文正”；李鸿藻、朱珪、杜受田、孙家鼐是以帝师的身份获得了“文正”的谥号；刘统勋是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为人刚正，深受百姓的爱戴，他获得“文正”的殊荣也算是实至名归；至于曹振镛，则能力较为平庸，后世对他获得“文正”谥号一直争论不休，被人诟病；曾国藩是同治中兴名臣之首，他是历史上最后一位获得“文正”谥号的人。

晚清重臣张之洞，自认为功冠群僚，他在曾国藩获赐“文正”谥号这件事上大感不平，愤愤然道：“如涤生（曾国藩字涤生）者，也能谥‘文正’，那我又该得谥如何？”张之洞怎么也会想到他死后仅仅得了一个“文襄”的谥号，不但和曾国藩的“文正”相差甚远，而且比李鸿章的“文忠”还低了十几个等级。

中国历史上，如果从魏徵开始算起，获得“文正”谥号的亲贵大臣有35位。按照《谥法解》中对“文”和“正”的解释，最符合大臣的就是“与贤同升”和“清白守洁”。也就是说，有资格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是犹如圣贤一样清白守杰洁的人。

在这35位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中，唐朝的张说、明朝的李东阳以及清朝的曹振镛无疑是争议最大的。

《左传》中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古人对德行的追求放在首位。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在获得“文正”谥号的大臣中，最名副其实的是宋朝的范仲淹的清朝的曾国藩。

范仲淹和曾国藩在克己修身、修心养性、齐家治国、为人师表方面无疑做的非常好，是后世的表率。

范仲淹不但抗击西夏，立功于边疆，而且推行庆历新政，立功于朝堂；曾国藩最大的功劳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他还培养了李鸿章，而且成为了毛主席近代以来最佩服的人。

范仲淹和曾国藩都有文集流传于后世。他们的文章观点对当时乃至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人们来说，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学习的意义。他们二人都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是最名副其实的文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