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万历皇帝要在张居正死后下旨抄没其家，逼死其子？

张居正，明嘉靖时期裕王的府臣，隆庆年间的次辅，万历年间的首辅、帝师，小万历也一直尊称张居正为先生，但凡大小事务均以张先生拟票为准。在万历年间推行万历新政从而让一个没落的王朝走向了富强，但在万历十年却因皇帝生厌而让太医下药致死，而且张居正死后万历还下旨抄没其家，逼死其子……其在皇帝面前前后大相径庭的“礼遇”，确让人不得不深思。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张居正这位万历年间的大功臣在皇帝面前有如此差距巨大的“礼遇”呢？笔者认为可以援引一句“势无常也”来概括：初期万历新政的推行全赖李太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皇上的鼎力支持，（为什么把皇上排在最后呢？因为刚刚当上皇帝的万历帝年幼，年仅十岁。）后随着皇帝的成长，皇帝的支持度在变，也就是万历新政最重要的“势”在变，但张居正并没有因为皇帝“势”的变化而变化，最终招至杀身之祸。正如《易经》诠释的“不易、变易、简易”，张居正只做到了“不易”，而没有做到“变易”。所以自己给自己导演了悲剧。

细品之下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万历帝朱翊钧的心德。

万历皇帝朱翊钧由张居正自幼教导，张居正为了教好小万历，不惜亲自画图文并茂的连环画《帝鉴图说》以教之。对之可谓披肝沥胆，躹躬尽瘁。但万历皇帝的本性没有得到很好地调教，正如《大学》所讲：“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万历皇帝初长成时，也有几分豪情想做一个明君、圣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本性逐渐显露—-贪图享乐。为了享乐，内庭的收入远不够其挥霍，于是将手伸向了太仓（国库），在遭到张居正的反对后开始对这位元辅逐渐产生了厌恶之感。

那么万历帝的享乐之情是否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教呢？笔者认为可以调教，试想当万历帝在豪情初长时，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张居正如果给予适时诱导，让其逐步涉政、逐步培养他的政治见解，从而让自己的一些想法得到重视、一些政见得以实施，那么万历帝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万历帝。因为当一个人豪情初成时，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就很有可能将这种豪情转于他处。特别是万历帝初期，李太后凡事都让他请张先生守夺，从而在小万历心中种下了“什么都是张先生说了算”的阴影。

2、皇帝成长土壤劣质。

过去的皇宫中要求太监、宫女最好不识字。但正因为他们不识字，所以对道理就懂得很少，往往都是从皇帝的喜好出发：视皇帝乐为乐，视皇帝悲为悲，而很少从国家大局、道德礼义去评判。当万历帝向太仓伸手遭到张居正的拒绝以后，贴身太监张鲸立即帮皇帝鸣冤，从而助长了皇帝心中的怒火；当万历帝嫌内庭银钱太少想自铸铜钱再次遭到张居正的拒绝时，张鲸立即献计可趁张居正患病而除去张居正的歹计，并立刻得到万历帝的首肯……虽然身边人都是视“主子”之乐为乐、之悲为悲，但是如果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识大体、知大局的人在其身边又会截然不同。因此我认为身居要职之人的枕边人、司机、秘书的重要性远胜其高职下属。假如在李世民在要扬言杀死魏征这“山野村夫”时，皇后娘娘不是立即下跪，祝贺皇上得一诤臣、谏臣，而是立即献上谗言或者毒计，我想唐朝的历史就有可能改写。

本例中我们看张居正对待冯保与张鲸的态度截然相反，也可预知张居正的结果。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初登首辅之位时，对冯保不说是言听计从，但至少是给予了不少薄面。所以冯保在皇上、太后面前多多美言，以使万历新政得以顺利实施。但张居正对待张鲸就不是那样了，以致张鲸心生怨恨，总想借机泄泄私愤，所以当皇上不满时献计献策立即会得到皇帝的首肯。如果张居正对待张鲸能够像对待冯保那样，其结果肯定会截然不同。可以语之曰：“成为萧何，败也萧何。”

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这种事例也举不胜举。有很多“贪官”其实自己本意是不想贪，无奈其妻、子、父母甚至远亲贪财、好财。枕边风频吹，久而久之也让清者浊矣。

正所谓：“国易治，家难齐。”

所以当我们管理一个企业的时候，不要仅盯着企业的成员，还要把眼光盯在企业成员的家庭成员身上，在这一点上，蒙牛的经验值得学习与借鉴：他们不仅组织企业成员进行学习，而且还组织他们的家属进行学习，尽量给企业成员培植一个干净的生存土壤。

3、张居正身为人臣，没有谨遵“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句话

张居正身为臣子，虽然有先帝的顾名大臣之谥，但臣子终旧是臣子。代天子而行权，皇帝偶有所言亦未得施行，久而久之，大家只知张首辅而不知万历帝，这就逾越了君臣之别。虽然张君正心中诚惶诚恐，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再加上那些张君正得罪了的权贵们的添油加醋，必然在万历帝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

张君正回乡葬父，接受了沿途省、州、府官员的拜谒，礼仪之隆遭人所忌。特别是接受了32人抬的大桥而不拒斥，在“制”为严重逾越。因为皇帝贵为九五，也仅16人抬桥，试想万历帝知道此事后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张君正在葬父时遭到何心隐的指责，后何心隐被抓遭杀，张君正也未“秉公”。由此可见张君正身居高位以后，并没有初登高位时的严谨。而是放松了警惕，也是导致其悲剧的原因之一。

张居正在万历新政之初，得罪了权贵；后因为父亲仙逝需要回家守制，但遭到万历帝与李太后的强留，因违制而得罪了天下读书人；后因整顿学政而再次得罪天下读书人；再后来因为没有及时还政于帝而得罪了万历帝，自此张君正在朝野上下仅剩下几个孤怜怜的支持者，以致死后家中被抄朝堂之上也没有几人为其鸣冤伸屈。在清朝和绅只以康熙为势而权倾朝野，最后将小皇帝嘉庆没有放在眼中，失去了嘉庆这个势。后来康熙辞世和绅立即就得到了现世报。

太极图教会了我们“阴盛阳衰，阳盛阴衰”这个道理，试观本例中：假定皇帝为阳，张居正为阴。在万历初年，朝堂上下一切事务均以张居正的拟票为准，那么属于阴盛；但随着皇帝的成长，这个阳在变化，在慢慢强大，因而不断地会有自己的政见与独断，这在平常的事例中也有体现。但是张先生这个“阴”并没有变化，而是延续了以往的强势。虽然有李太后的“30岁以前不还政与皇帝”在做支撑，但随着皇帝的成长，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势也在发生变化，太后这句话的效力自然也就在悄悄发生改变。当皇帝的“阳”在逐渐强大，张居正的“阴”并没有因为皇帝“阳”的强大而减弱，而是延续强势，那么太极的圆也就发生了变异，最终导致了裂变。如果在皇帝这个“阳”势由弱转强的过程中，张居正这个“阴”势逐渐由强转弱，适时还政于万历，那么太极的平衡将不会被打破，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裂变。

张居正是辅助万历帝的顾名大臣，辅助是其本职。但是他没有适时还政于万历帝，也引起了万历帝的不满。其实在清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鳌拜也是顾名大臣，同样是因为没有适时还政于帝，引起了皇帝不悦，最终遭致杀身之祸。

人有时候往往会因为参与得久了，就把自己当成了主人，从而毫无顾忌地做主、表态，最终这番“好意”惹怒了真正的主人而让自己下场难堪。我在深圳的时候就见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例：我们以前的公司中的王姐与徐姐。徐姐是老板，王姐是徐姐的表妹，在公司里面相当于总经理。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这间公司是她们俩开的，因为公司里面的很多事王姐都可以作主，久而久之王姐认为自己能够表态的就直接表态处理。后来很多事根本不向徐姐请示就直接做主。

2002年我离开时她们的合作还非常好，04年我回到深圳，见到徐姐时，徐姐向我聊起说已把王姐解聘了，问起缘由，徐姐说：“王姐的胆子越来越大，很多事问都不问我就直接做了，甚至很多代理只知道王姐而不知道徐姐。”由此可见无论是平民还是帝王之家，当权利受到挑战时，都会打响“维权”之战。因此我认为：“当我们得到权力时，一定要慎用，绝不可逾越，要知道自己的本、要知道界限在哪里，否则‘好心’会把我们送入深渊、火坑。”

汤银平

2011年7月写于四川南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