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作用被夸大了，秦国的成功，地缘优势也不容忽视

但事实上在战国时期，七国内部都掀起了轰轰烈烈地改革运动，除了秦国商鞅变法之外，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等都提升了各国的实力。

秦国之所以能够从七国之中脱颖而出、力战群雄，一定程度上还要考虑其地缘优势，秦国地处六国以西，偏居一隅，北、西、南皆无强敌，而且坐拥巴、蜀，尽享天府之利，如此才能默默积蓄实力，惊艳华夏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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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变法，大同小异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型的关键期，列国之间兼并战争愈演愈烈，逐渐形成了“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局面，各国若想在战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想办法强兵富国，提高实力。

同时，传统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国内经济衰弱，军队人心涣散，贵族特权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因而人们渴望变革的呼声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各个诸侯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

公元前422年，李悝首先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担任魏国之相，主持变法，他剥夺贵族的特权，招徕四方人才，任之以官，授之以爵禄，建立起一套封建的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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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还主持编订了中国第一部法典——《法经》，打破了奴隶社会中“刑不上大夫”的规矩，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打击奴隶贵族势力提供了依据。

同时在经济上，李悝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农业生产，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小农经济制度。

军事上，他实行严格考选制度的“武卒制”不论财产多寡，以身体、技巧作为征兵条件，提高兵卒的社会地位，不再区分“国人”与“野人”，入伍者还可赐田宅，免除家中徭役。

李悝变法之后，魏国的实力迅速增强，到魏惠王时，西攻秦国，又灭中山，还联合韩、赵两国败齐伐楚，一时称雄中原，诸侯见此纷纷主动加入改革大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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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86年，楚国任用吴起变法，免除三代以上无功贵族的爵位和俸禄，开发新土地，迁徙旧贵族垦荒，吴起还主张节省费用，鼓励耕战，加强国防，奖励军功，使得楚国国富兵强，能够平百越，并陈蔡，却三晋。

公元前360年前后，邹忌在齐国称相，主持变法，从此齐国渐强，公元前351年，申不害在韩昭侯的支持下实施变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总之，纵观列国的变法，几乎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政治上废除流传上千年的世卿世禄制，任用贤才，制定新的官僚体系和俸禄制度；经济上，承认土地私有，劝课农桑，开垦土地；军事上按照军功奖赏士卒，提拔优秀将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秦国同样如此，公元前356年，商鞅担任左庶长，开始在秦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他大力推广李悝的《法经》，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按军功赏赐设置十二等爵，制度，同时重农抑商，奖励垦荒，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

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后再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制，普遍推行县制，同时统一度量衡制，编订户口，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

商鞅的变法策略实际上是在李悝、吴起等人的基础之上与秦国国情相结合而制定的，与前人大同小异，譬如县制最初是诞生于晋国，当时各国几乎都已经开始实行，秦国应用的其实算比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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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次变法确实为秦国增加了赋税收入，提高了军事实力，但当时列国都在大力变法，国家实力均有提升，商鞅变法对于秦国的崛起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秦国最后的成功归因于商鞅或许言过其实。

背靠巴蜀，俯视东方

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六国，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秦国的地理位置，据学者考证，秦国起源于非子，他因为养马有功而被周孝王分封于秦地以对抗戎狄，当时的秦地是在今甘肃天水一带。

后来周平王迁都雒邑时，秦襄公派兵参加护送，由此被封为诸侯，“秦国”始建，秦人这才有资格与诸侯通聘享之礼，同时势力范围逐渐向关中发展，后经数代国君的英明治理，秦国的疆域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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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秦惠文王末年，秦国的疆域已经到了令六国恐慌的地步：以陕西的关中地区为核心，北部覆盖陕北黄土高原，南方掌握四川盆地以及汉中，东边有黄河与函谷关，西边则是甘肃地区广阔的荒漠草原。

从地图上看，秦国“于称雄诸侯中独僻居住于西北”，而且秦国的北、西、南三个方位都没有强敌：

秦国以西是落后的西戎部落，而秦国从受封于秦地开始就一直在与其作战，周平王曾有言“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公元前750年，秦人取得了第一次伐戎的胜利，从而掌控了岐山以西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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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97至前687年，秦国相继击败彭衙氏、冀戎、卦戎、小虢等部落，公元前637年，秦国用武力赶走了陆浑之戎，十五年后又突然发动攻击，灭掉了陇山以西的戎人集团，从此“西戎八国服于秦”以后无法构成对秦国的威胁

秦国以北则为狄族，春秋初期比较活跃，经常南下骚扰华夏列国，不过早在战国之前便已经被消灭，北狄民众一部分与汉民族融合，另一部分则退出了中原之地，不成气候。

战国晚期，北方匈奴崛起，时而侵扰秦、赵、燕等国的边疆地区，但是当时匈奴的实力还比较弱，列国不惧，而且秦国还有高耸的长城防御，边防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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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以南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地，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互相攻击均求援于秦国，惠文王趁机发兵南下，司马错、张仪联手配合灭掉蜀国，紧接着又灭巴国，占领了今四川盆地全境。

原本巴国与楚国暗通款曲，能够掣肘秦国，但当巴蜀入秦之后，秦国的疆域扩大了将近一倍以上，楚国却元气大伤，再无与秦国抗衡之力。

与此同时，取得富饶的巴蜀，为秦国日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四川盆地物产丰富，良田万顷，“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秦的国力变得更加强盛，此后，“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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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秦国的东方虽然群雄环伺，但其位于高原之上，而我国地形西高东低，总体上看秦国之于六国呈现俯视之姿，《读史方舆纪要》中评述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充分说明了秦国由弱至强的地势优越性。

关关相护，进退得宜

秦国“东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有）……武关、峣关；西有……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可谓是关关相护，易守难攻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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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地又称关中之地，其中的“关”指的就是函谷关，这里是秦国东出的必经之地，函谷周围群山夹峙，路途艰险，“左右绝岸十丈，中容车而已。”全程“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险要的地势使得秦国多次在战争中守住关中门户，保住本土不失。

公元前318年，苏秦推魏怀王为纵约长，联合齐、楚、赵、韩、燕五国之师伐秦。次年，秦将樗里疾率军东出函谷关，与六国联军在原阳一带展开决战，秦军据险以对，击杀敌军八万多人，震惊列国。

公元前298年齐韩魏合纵伐秦，历经三年苦战未能攻入秦国函谷关，公元前288年齐与秦国相约，秦国称西帝、齐国称东帝，惹得诸侯大怒，而秦国函关紧锁，无以施之于秦国，只能施之于齐国，据此便可以看出函谷关之于秦国的重要军事价值。

秦国东南有武关，这是中原进入关中的侧路，亦为“秦、楚两国间往来的大道”，不过“自武关至长安西四百九十里，多从山中行，至蓝田始出险就平，盖自古为险阨矣”，可知武关地处艰险之地，也是易守难攻的关隘。

公元前316年秦楚大战之时，秦国故意吸引楚军从武关入关中，在蓝田大败楚军，公元前299年，秦昭王诱骗楚怀王到武关会谈，待楚王入关之后，便关闭武关，将楚怀王绑架到秦都，逼其割让巫郡、黔中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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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王不允，次年，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其十五城而去”。楚国国力被大幅削弱，而怀王也在两年之后客死咸阳，由此其他诸侯国心生戒备，不敢再直接攻打秦国。

其他如大散关、蒲津关等也都是通过山河环绕的自然屏障与中原各国截然分开，使得秦国进可攻、退可守，在闭关期间能否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休养生息，而一旦出兵又如虎狼之师，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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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战国中期时的秦国如同一个大口袋，前边只有函谷、武关等险要狭窄的山路可通中原，而其背后则是富庶的巴蜀粮仓，能够提供充足的军备物资，可谓地利占尽，秦国能够统一六国显然是毫无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