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怎样引进人才？浅谈楚国的人才策略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人才表现出政治性、层次性和阶级性。

人才都是通过对一定范围内的人进行比较产生的，在评价者眼中都是出类拔萃者，同时任何阶级都会对有利于本阶级的人才进行褒扬。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包容开放的时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

随着等级制度的破坏，中国历史进入了不可替代的黄金期，人才流动渐渐变为常见现象，对人才的合理任用也成为决定各诸侯国成败的关键。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楚国怎样引进人才？给国家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春秋战国人才交流的背景

第一，“士”阶层崛起。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代，随着宗法制逐渐解体和“士”阶层的崛起，人才交流的出现有了政治保证。

西周和春秋初期，在宗法制的社会下，个人不能实现人身自由。宗法制使社会成员按照血缘关系紧紧连结，对个人的发展造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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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法制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是宗族，决定每个社会成员位置的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

对一般家庭成员来说，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享受个人权利，权益几乎都由家长代表，可以说西周的社会制度下不存在独立的人。

且每个宗族之中，族人对宗子、小宗对大宗都要绝对顺从，因此个人没有人身自由可言。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9年，齐国的大臣晏婴谈到齐国公室的剥削是曾说：“百姓的劳力分为三分，两份归公日常衣食只占一份。

公室贵族的财富堆积如山，老人们却受冻挨饿。”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人们没有人身自由，劳动所得大多数都归于公室，受到贵族的严重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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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家内奴隶的数量也非常多，晋景公赏赐桓子“千室”，若按照一室五人计算，可得桓子一次赏赐就得到奴隶五千人。

充分说明春秋时期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受到贵族阶级的束缚，这也体现了宗法制对社会的限制。

到了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井田制遭到破坏，人们积累大量的私有财产，大宗的地位受到威胁。

与此同时，周天子的势力不断衰落，政权不断下移，造成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世族制度渐渐失去生存基础。

宗法制的破坏使得人才的任用打破了“亲亲”“尊尊”的局限，为人才交流提供了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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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士”阶层崛起，再加上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行动，更进一步推动了人才的流动。

春秋时代宗法制没落，各贵族阶级的统治日益腐朽，百姓对统治者越来越不满，从《诗经》中的一些篇目中能够看出，如《硕鼠》等。

到了春秋后期，由于宗法制的动摇，“士”阶层逐渐分化出来，同时私学逐渐兴起，“士”阶层更加活跃，为人才流动提供了人员基础。

第二，国君对人才的重视。战国时期是一个群雄争霸、诸侯混战的时代，人才成为决定争霸成败的关键因素。

各国诸侯为了国家的发展广泛招揽人才，为人才流动提供了保证。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都以举贤任能为己任，唯才是用，“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

除了国君也有不少公卿大夫延揽宾客，尤以战国四公子最为显著，门下食客多达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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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人才，各国国君都进行了以国情为基础的变法行动，战国初期魏文侯在变法中开创了“布衣将相”和“礼贤下士”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旧贵族势力。

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人所知变法行动，其在变法中对贵族井田制的废除极大加速了宗法制度的瓦解。

第三，人才思想改变。

春秋时期，人们的思想也随着社会的动荡而改变，尤其是人才思想的改变为人才交流的频繁做了充足的理论准备。

商周时期，统治者都强调王权的合法性和“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王权必须通过神权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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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秋时期，所谓“天道”逐渐向“人道”转换，这一思想的变动在当时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处事中逐渐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原则，“重人事”也成为人才流动的思想基础。

诸子百家也始终秉持这一思想，认为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任用贤士。

第四，交通发达为人才流动提供了客观条件。

春秋时期楚国的水陆交通都非常发达，可谓北通中原，东连吴越，南逾五岭，西接巴蜀。

此外，我国很早以前就开始制造车辆，春秋时期的车辆制造更是得到长久的发展，除了为战争而造的战车，不少贵族和平民也有代步车，交通运输四通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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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有春秋时期车载的详细记载，如车、辇、歼车、箱车等。便利的交通使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

孔子能够周游列国便是凭借车马，如果没有发达的交通，儒学的传播范围也不会如此之广。

交通的发达为使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也为人才的交流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楚国引进人才的途径

楚国的兴衰与人才的流动有莫大的关系，其从区区一隅之地到后来成为方圆千里、带甲百万的大国，人才的任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楚国引进人才的方式种类很多，主要包括逃亡入楚、自荐入楚、应招入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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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难贵族逃往楚国避难，楚王委以重任，这在春秋时期是常见现象。

如桓公七子、伯州犁、子革、栾盈、子恶、王子朝、章禹、盖余、夫盖、田忌、陈轸等，只有田忌和陈轸是在战国时期来到楚国。

《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楚文王三十九年，鲁僖公出兵攻打齐国，楚国的使者申侯领兵，夺回谷地，将齐桓公子雍安置在谷。

后来齐桓公七子都前往投奔楚国，楚王让他们做了上大夫。

伯州犁原本是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因为晋国三郤陷害伯宗，馋毁杀害他，伯州犁即逃往楚国，被任命为“大宰”。

革原本是郑国人，郑穆公之孙，为躲避祸乱逃往楚国，任右尹。子恶原本是晋国郤氏的氏族子弟，逃奔到楚国后被任命为左尹，子恶名郤宛。

到楚国后得到楚王的赏识，担任左尹的重要职位，性格温和刚毅，正直不屈，但后来遭到费无极的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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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盖是吴王阖闾的弟弟，当时夫盖看到吴王领兵打仗战败，于是逃走，自立为王。阖闾听闻后，带着兵马离开楚国，回去攻打夫盖。

夫盖败军后逃奔到楚国，楚王将他封于堂谿。官修是齐国管仲的第七世孙，从齐国逃到楚国后被封为阴大夫。

田忌原本是齐国大将，公元前341年遭到邹忌的陷害，于是离开齐国前往楚国。到达楚国后，楚王将田忌封于江南之地。

第二，自荐入楚。

除了因为在本国无法立足而逃往楚国，还有一些人才通过自荐的方式来到楚国，希望能在楚国一展雄才，实现理想。

最为典型的例子有庄寫、吴起、陈終，他们都是在战国时期来到楚国，因在原本的国家怀才不遇，不能发挥才干，于是来到楚国寻求仕途。

庄寫出身贫贱，来到楚国后楚王未问出身就予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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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原本是卫国人，曾经在鲁国、魏国做官，但都没有受到君主的重用，为了让自身更好的发展，其在楚悼王时期来到楚国。

吴起变法虽然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仍给楚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贡献。

陈轸原本是秦国人，楚怀王时期离开秦国来到楚国，成为楚怀王的谋臣。

陈轸曾劝说楚怀王勿信秦言，不可与齐国断交，然而楚怀王利令智昏，最终为秦所骗，客死他乡。

第三，应招入楚。

通过应招入楚来到楚国的人才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申鲜虞、廉颇。

申鲜虞原本是齐庄公的近臣，在齐国内乱时奔往鲁国，楚康王十四年时受到楚人召请，于是来到楚国，担任右尹之职。

廉颇原本是赵国良将，公元前245年因受到朝臣的排挤逃往魏国，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便暗地里派人请他前来，但廉颇在楚国没有大的功绩。

三、引进人才对楚国的影响

首先，在军事斗争方面，楚国的人才引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想发生巨变，许多有识之士奔于各国诸侯之间，由于他们对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熟悉，常在战争中担任重要职务，如楚文王时期任用晋人伯州犁作为晋楚之战的重要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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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利于楚国内政外交的开展。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吴起变法，楚国在长期的世卿世禄制中形成了众多社会恶疾，如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等。

楚悼王从楚国国情出发，任用吴起推行变法，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此次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对楚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语

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为了扩充实力争相招揽人才，社会上一时间养士之风盛行。

楚国作为春秋时期的强国之一，在人才的招揽上也没有放松，这些能人志士在楚国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后来楚国因变法的失败、弊政的积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但其对人才的任用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左传》《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