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进程，其实就是家族化逐渐被职业化取代的过程

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到前221年灭齐国结束，区区10年光景，就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封建王朝。

即使从秦始皇公元前236年决定灭赵开始计算，到公元前221年灭掉齐国，也只是用了15年的时间，就摧枯拉朽般势灭六国。而此时，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帝王秦始皇，仅仅39岁，雄心正待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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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视四方、雄据八荒。

为什么一个偏隅蛮荒之秦国，居然在列强争雄的年代，从弱到强，完成了逆袭，笑到了最后？秦国到底凭什么在短短百余年间崛起，一统华夏？

有人说是军事，可谓一点也不假。

秦国的强大，的确首先体现在军事上的强大。自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起，军事实力一日千里，名将辈出。如樗里疾、司马错、白起、王翦、蒙骜、蒙恬、李信，王贲等。

秦国拥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兵农合一的军事动员能力。凭军功奖授爵位，而不是像六国一样，代代宗室贵族世袭，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夺功之心。

同时，秦国全民皆兵，不分男女、老少。秦人服兵役的年龄从13岁延亘到60岁，长达43年。云梦秦简《编年记》中写道“庄王十二年，喜治狱鄢。”和“十三年，从军。”可见，当时的秦国，即使小官吏也要从军，服兵役。

又据《汉书·严安传》记载，“丁男被甲，丁转输。”《商君书·兵守》记载，“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

为建立起一支英勇善战，能赢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强大军队，秦更是制定了严明而系统的训练管理制度。在吴子《治兵》中记载了当时军队训练的具体方法：如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教习，乃授其兵，是为将事。

正因为军事制度上的完备，才铸造了秦国世代虎狼之师，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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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唯有军事的强大，不足以说明秦国能一统六国。因为当时能与秦国军事能力一较高下的诸侯之国，还有楚国、赵国。

那秦国统一六国，如果说军事只是其图霸的外衣外，其一统天下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借古启智，先认真读一读西汉时期贾谊的名篇《过秦论》，他开篇这样写道：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廖廖数百言，讲尽秦国百余年蟺变之始末、之根本。秦国之所以雄强，莫不是自秦穆公以来，尤自秦孝公七世以来，代代明君，代代重才之结果。而所倚重之才，又莫不是外国客卿之才。这一点在客卿李斯的那一篇《谏逐客书》中，更是说得直白无虞：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正是因为秦王赢政明白了逐客的危险结果，才使得他及时撤销了《逐客书》，延续重用客卿之策，国政才得以顺利推行，统一六国之结果才得以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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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秦国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莫不是明君闪耀下的重用外国客卿之策的结果。换一句今天商战治理中的专业术语而言，即为：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进程，其实就是家族化治理逐渐被职业化治理取代的过程。

这样表述，不仅让我们能从纷乱繁杂的浩瀚史料中，理清头绪，更能让我们知晓史书今读的现实意义。

如将秦国比作今天商界之独角兽，在始创之初，体小业小，无法聘请外援，一般情况下，都是邀朋唤友、合作打拼，以至企业上下亲缘家族关系第一，确保企业根基牢固；直到山水有转机，企业财大业大，急需放纵之才，开疆拓土，这时才发现企业亲缘，才能已跟不上发展，于是只得招募外来人才加盟，襄助事业。这样一来，亲缘与外才，天然各自的思想差异，注定了在矛盾中发展、在发展中倾轧。

而对于秦国而言，宗族与老秦人所组成的本土联盟，即为家族化成员，原有势力；外国客卿却是职业化成员，外来势力。

接下来，我们就理一理历代秦国之君在高举任用外卿之策时，国君与宗族，本土与外臣等等矛盾，即家族化与职业化之间的矛盾。期间几经倾轧，几番波折，可谓惊心动魄，一波又一波地考验着秦国、考验着秦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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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穆公时期

秦穆公在位期间，广纳贤士，大胆任用非本国的人才，开秦国任用客卿制度之先河，也是秦国这个偏僻之地职业化之肇。他用五张羊皮赎来贤士百里奚，用重礼将蹇叔请来秦国，用诡计迫使戎国大夫由余投秦，在这三个贤人的辅佐下，秦穆公兼并西戎十二国，“辟地千里，遂霸西戎”，成为秦秋霸主之一，为秦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时期，宗族与外卿之间的矛盾并未升华，这或许因为客卿德才兼备所至。史载百里奚爱民如子，开化民智，这让秦人都十分敬佩他。同时，他人格高尚，虽勤于政务，累了也不坐车，大热天不打伞，每次出门都是步行，感召了秦国上下。

《左传》记载，百里奚死时，“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这也充分体现了百里奚在秦人眼中的地位。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来到南阳时看见百里奚墓，便挥笔写下“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这样的诗句。

二、秦孝公时期

战国时期，周室微弱，诸侯争霸，魏、楚、齐等国先后变法，走上富强之路。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被中原诸侯国视为“夷翟”。

秦孝公即位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对国内广施恩惠，赈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论功行赏的政策。为了吸引各地人才为秦国效力，秦孝公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孝公时期是秦国家族化向职业化转型的一个重大分水岭，正国大量求贤，列国人才大量涌入秦国，逐渐进入秦国朝堂，成为宗室贵族与外卿职臣矛盾激发的开始。

卫人公孙鞅（商鞅）“好刑名之学”，他听说秦孝公的“求贤令”后，便来到了秦国，并向秦孝公提出了自己的“富国强兵之术”，即“帝道、王道、霸道”三种治国之策，秦孝公钟情霸道，重用公孙鞅，实行商鞅变法。

秦国正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大增，百姓富裕。但商鞅变法却严重侵犯了宗室贵族的利益，最终爆发了矛盾，商鞅被秦惠文王车裂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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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惠文王时期

秦惠文王虽然车裂了商鞅，但并没有终止任用客卿之国策，他之所以车裂商鞅，只不是为了平衡宗室贵族的矛盾罢了。秦国家族化向职业化转型之路依然不可抗力的向前推进。

他同样像他父辈一样，慧眼识珠、任贤用能、甄拔人才。不仅重用嬴华、异母弟公子疾、司马错等秦人，也重用了大量的外籍能臣，诸如公孙衍、张仪、魏章等魏人。

尤其是他重用魏人张仪，封为相国，奉命出使游说各国，以“横”破“纵”，促使各国亲善秦国，受封为武信君。谋士张仪的连横策略，瓦解了六国联盟，破掉了六国的合纵。

以至，在他任期，北伐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为秦统一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四、秦武王时期

秦武王虽然在位只有三年，但是武王的贡献也是极大的。秦武王曾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可见他之雄心。他不仅要当诸侯国的盟主，更希望坐上周天子的宝座，成就秦一统天下的大国地位，野心之大毫不逊色于他的父亲。

秦国家族化向职业化转型又一次遭遇挫折，外臣、纵横家张仪，被新即位的武王冷落，不再信任，致使其去秦至魏，但是武王并没有忽视人才的选拔、重用。他不仅沿用秦孝公时期形成的用人政策，还首创了丞相制度：“二年，初置丞相”，任宗室樗里疾、楚人甘茂为左、右丞相。

樗里疾被任用为丞相，却不是因为宗室的身份，而是因为他确为有识之士，因足智多谋，有“智囊”之称。而甘茂为楚国人，精通诸子百家，是文武兼通的人才，后凭借军功官至丞相。二人不负武王的器重，为助秦成就霸业立下卓著战功，“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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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秦昭襄王时期

昭襄王时期，又是秦国从家族化到职业化推进路上的一段辉煌历程。

他在位56年，虽年近花甲，才得以亲政。但此时的秦国已经强大无比。他继续东进，志在灭掉六国主力。先是启用其舅楚人魏冉为相，后用魏人范睢为相，重用名将白起。在伊阙之战中，全歼韩魏联军二十四万，在长平之战中，活埋赵军45万。攻陷东周王都洛邑，俘虏周赧王，迁九鼎于咸阳，结束周朝八百年统治。

尤其，他启用范雎，是继张仪之后为秦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又一名魏国人，史上留用了他“五跪”范睢求策的历史佳话。

在范雎“固干弱枝”的策略下，秦昭王“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于关外”，拜范雎为相。通过这些改革，秦昭王消除了内部隐患，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政权更加巩固。同时，又采用范雎所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坚实基础。

六、秦庄襄王时期

只做了三天的秦孝文王病故后，秦庄襄王即位，虽也刚当三年大位，但却干了两件大事。一是重用卫人吕不韦为相；二是利用燕赵之间的矛盾，攻占了赵37座城池，更加削弱了赵国。

而重用的外相吕不韦，更是影响了秦国后来之世，他不仅带兵攻取周国、赵国、卫国土地，分别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对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更是在庄襄王去世后，迎立太子嬴政即位，被拜为相邦，尊称''仲父''，监国12年之久。

与此同时，重用外相、延用外客的结果，更是深化了秦国从家族化到职业化转型之路，且外卿职臣在秦国朝廷位高权重者已超过宗室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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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秦王赢政时期

这是秦国一统天下最后的时刻，也是宗室与客卿发生激烈斗争的一段时期。这是秦国一统天下最后的时刻，也是宗室与客卿发生激烈斗争的一段时期，即秦国从家族化到职业化转型之中最集中的一次爆发。而矛盾爆发的结果，差一点将秦国几百年来的立国之策，击个粉碎，前功尽瘁。

矛盾爆发的导火线是郑国修渠事件。

事起，韩国因惧秦，遂派水工郑国入秦，献策修渠，藉此耗秦人力资财，削弱秦国军队。但后来被秦识破，引得让秦国一原本被压制的赢姓宗室贵族强烈不满，说列国的人跑到秦国来，都是为他们本国打算，有的说不定是来当间谍的。他们迫请秦王赢政把这些人统统撵出秦国。秦王赢政一时无法，只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下了一道逐客令，要求大小官员，凡不是秦国人，都得离开秦国，当时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

若不是客卿李斯一纸谏言，若不是遇上一代明君秦王赢政，秦国奋六世之余烈，就极有可能分崩离析。家族宗室、贵族权臣与外卿职臣之间的较量终究没有撼动江山本体。而这一时期的外卿，更是因为遇上了千古明君，发挥各自的才干，谱写了一段中国历史最令人神往的旷古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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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随着秦国势灭六国、一统天下，天下成为了天下人的天下，秦宗室贵族与外来客卿之间的斗争，即家族化与职业化的相互较量，便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似乎也完成了“历史交割”的任务，隽永地留在了历史的天空中，成为后世研读这一时期的历史，一段独特的历史华章。

追古思今，秦国历400余年筚路蓝缕的奋发历程，对于今天而言，亦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秦国历代之君的奋发作为，善用外卿人才的立国之策，值得我们用心研究与学习；更具体而言，宗室家族与外来客卿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较量，也恰如当今企业发展过程中，传统化与 矛职业化的矛盾现象一般，同样秦国之君的作派尤为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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