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

一 、刺客的出现

1、“士”阶层的蜕变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权力下移，经济上井田瓦解，文化上学在四夷，故有士的出现。刺客，实际正是这一时期士的一部分。

士之所以突出，主要在于他们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其中春秋之士与战国之士又有所不同。概言之，春秋之士是文化贵族之没落者，是学习过六艺知识，并且拥有一身武艺的文武全才，他们家中还有一定的田产，或雇佣或自耕，属于“有恒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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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对人才的渴求，又有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通过民间教育学习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或者练就了一身的武艺，纷纷加入了“士”这一阶层，这样，士就一跃而变为一个流动的阶层。

这时有养士之风，士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周游列国的学士，二是纵横捭阖的策士，三是沟通天地的方士，四是食客，其中就包含刺客，并且是较为活跃的一部分。

那么，刺客何以成为士呢？

与后世更为熟悉的文人士大夫不同，春秋的士近于西欧封建时期的武士，他们既有一定的经济文化实力，进而有了跻身时代中心所必须的能力，如才干技艺等，又不甘于在权力下移的大趋势下无所作为，于是谋求群体的政治地位，其中有武艺傍身者一部分选择成为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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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平民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这一时期，凡有一德一艺者皆可称为士，士的群体也就扩大，刺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政治活动中，刺客是为人主所用的，因而也就居于臣的地位。人说“凡侠者皆有所养，而所养者则非侠”，不仅是侠的命运，也是刺客的命运。

当然，刺客既然是臣，要他们像学士一样慨然为王者师，那不现实，但他们之傲王侯凌将相、周急济困云者，却是符合士之身份的。与所有的士一样，刺客也对自己有着严格的独立精神和文化尊严的自我要求，而这正是士之为士的群体认同所在。

2、列国政治的新因素

《韩非子》中有一段关于刺客的广为人知的定论，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但是继续说下去，“侠以武犯禁”的依仗是“人主礼之”。以刺客为典范代表的侠群体，虽然为法家弼士所不容，但“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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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则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形势为之一变，权去公室，政在家门，使得政治形势出现了相应的新因素——刺客在政治活动中广泛参与，成为列国之间用于斗争的工具。

但是同时，刺客的出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不正常的产物，他们具有很大的破坏力，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关于这一点，似可将去今百年的历史阶段与之对读而有所借鉴。

《唐雎不辱使命》中列举了参与政治活动，刺杀诸侯而不惜殒命的几位刺客：“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值得注意的是，唐雎对他们的定位是“士”，而且是布衣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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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后来者关注到另一个问题，即这一时期刺客的身份形象及士群体高度的心理认同。在身份上，刺客多以武立身而身份没落生活至于困窘者，纵观史传，无一卿相而成刺客。

在形象上，时人对刺客多有赞誉，目为反抗强权的义士，而统治阶级对刺客的态度却是复杂的。一方面刺客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是他们打击政敌的杀人工具，因而不能严厉打击。

另一方面“以武犯禁”的游侠又确实触犯了朝廷的法令，统治者仍然要摆明打击的态度，这种矛盾的态度进而影响到刺客形象的塑造和流传。

至于士人共同的身份认同。文中唐雎的态度，反映的是当时士人对刺客的态度，也就是视之为士人群体的一部分而加以崇敬。这种态度虽然后来发生变化，但已经是政治史而不是政治的探讨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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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刺客的品格

1、士为知己者死

既然刺客是布衣之士，则他们必有士的品格。士作为一个新兴阶层，身份性质既已超出西周宗法等级制度之外，则他们需要形成新的群体认同，有所作为，争取权势，获得广泛社会阶级的认可，也就是知遇之恩。豫让称“士为知己者死”，盖对于刺客来说，知遇之恩是尤为重要的。

“豫让先事范、中行，不被重用，遂去而事智伯，‘知伯甚尊宠之’，这是国士待我，国士报之的知遇之恩。”那么他是怎么回报的呢？在三家灭知之后不忘旧主，积极刺杀赵襄子为知伯报仇。

第一次刺杀失败，他“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牺牲不可谓不大。第二次刺杀失败，他已知刺杀无望，被赵兵围困，还要坚持求赵襄子之衣，拔剑三跃而击之，随后伏剑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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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豫让实际上是殉道者的身份。一方面，他要回报知伯的知遇之恩，但知氏已经不存，对于回报方式他已经别无选择，并且过程中不惜任何牺牲，即使知道是取死之道也要全其忠义。

另一方面，他当然可以选择事赵襄子，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新问题——首先，他需要向赵君证明他三易其主仍是忠臣；其次，他需要向天下证明他在道德上没有瑕疵；最后，他要向赵君证明他有能力，能够为他带来好处。

这三个问题他都无法证明，只好一死谢之，那样还能够“名既成矣”，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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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诺尚誉，不畏死生

《史记》说，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大复仇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人们的共识，刺客为复仇而杀人，自有其正义性，是被人们赞赏的行为。

如前文豫让即是一例。此外，荆轲刺秦，是为报燕丹知遇之恩，此后高渐离不惜致盲以刺秦，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全了与荆轲的朋友之义，他们都重视自己的名声，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为此不畏生死。

公羊春秋所提倡的大复仇主义，其“大复仇”行为一般遵循如下几个原则：一是复仇要出于个人道义，亦出于群体正义，要合乎天理人情；二是复仇须光明正大，讲求分寸；三是复仇不讳言败，勇于复仇，为大义之所在，虽败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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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勇武无匹，恢弘刚毅

刺客首先是要杀人的，继而个人勇武的精神和高超的武艺水平也是身为刺客的必须。

博浪沙力士用“百二十斤”的铁椎，朱亥袖藏“四十斤”铁椎…… “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刺客的力量和武艺是极高的门槛，对刺客们强大力量与超人武技的推崇赞赏，也是先民“尚力”思想的反映。

此外，刺杀国君及将相的行为本就有极大的风险，没有一定的精神意志支持，没有舍生取义的觉悟是不能成事的，刺客的武艺和勇气，必为一时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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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刺客的影响

1、政治中的刺客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或刺杀国君，或刺杀权臣，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曹沫在齐鲁会盟时趁人不备刺杀齐君。

当然，曹沫只是做出了刺杀的行为，其目的不在刺杀。但最终，曹沫以此入《刺客列传》，“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专诸刺王僚，公子光弑君上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吴王阖闾。

但到了战国，局势日益败坏，各个公卿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反而逐渐占上风，用刺客刺杀政敌更加普遍化。韩非提到这时的权臣卿相，说，“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指的就是公卿越发得心应手运用刺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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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利用刺客暗杀政敌，终究是政治斗争的一种非正常手段，越是在动乱时期，这种手段使用的也就越频繁。秦汉以后，随着专制皇权的稳固，刺客、任侠之类，逐渐沉寂了。

2、文学中的刺客形象

春秋至西汉，刺客在政治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都记述了越加丰富的刺客行迹，并且总的趋向是赞扬的。《汉书》以后，刺客逐渐沉寂，时人对刺客的看法也发生变化，刺客自此从史传文学中消失了。

但是，刺客任侠虽然“以武犯禁”，但有一定的正义性，在不得已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对法律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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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对侠义之人是崇尚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在动荡时也对刺客有所憧憬。这样，民间的以刺客为题材的小说也是发展繁盛。如干将莫邪之子为父报仇的记述，就是小说。

刺客在文学中的形象优劣随时代需求而改变，当专制皇权强大，社会稳定时，统治者对刺客严厉打击，极力贬斥，刺客在史传文学和民间故事中隐退。

当政治动荡，社会动乱时，人民寄望于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刺客，民间也逐渐产生一系列传奇刺客的传说，颇反映了一时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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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刺客是时代的产物。春秋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日益激烈，春秋争霸，战国兼并，各国为取得胜利只能争相招徕人才，各国出现养士之风，权贵贵族为了争权夺利纷纷开始礼贤下士招致门客。

其中那些被派去执行任务，为主人扫清障碍的门客就成为了刺客，刺客的产生及活动对政局的变化、权贵之间的争斗乃至社会的变动都有一定的影响。后世对刺客的记载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需求和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