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变法给所有人织了一张法网，他自己也在法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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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法

“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人人必须无条件遵守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明示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后果。

商鞅以“重法”著称，认为“法”是治国的关键，人们的一切行为规范都应该用立法的形式明确加以规定，法律要公布于众，使人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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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行“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他认为首要的问题就是明法。明法，即要公布法律，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者”，就是要求明白无误地了解、熟知法令，让人知晓，以培养吏民的法制观念，并严格遵守法令，依法办事。

其目的就是要“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敢苟同，行不敢苟容，行义不顾毁誉”从而，使境内臣民都成为知法守法者。商鞅主张“明法”，《商君书画策》说：“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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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法”的三个要求

一是君主要守法。

商鞅要求君主提高觉悟，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着想。明确“公私之分”、“任法去私”。因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所以君主应该依法办事。君主制定法律后，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能任凭主观好恶之情破坏法制，也不能因亲疏远近而妄行赏罚。甚至称赞三王、五霸“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因此，君主应该带头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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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臣下应当守法。

《商君书修权》说：“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君主尚且应当守法，臣下就更应当守法了。《商君书》多处论述了这个问题。“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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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百姓应当守法。

商鞅主张制定、颁布成文法。强调法律应当“明白易知”，并且广泛进行法制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目的是“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这说明商鞅并不满足于百姓被动地守法，而是希望法律深入民心，成为百姓的一种意识习惯。这样做的好处是：“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由于官吏与百姓皆知法律，所以官吏也不敢用不合法的手段去治理百姓，老百姓也不敢冒犯法律去触犯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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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法”的途径

商鞅认为，法律颁布以后，要使其真正有效，必须在“信”上下工夫。他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认为行赏施罚是贯彻执行法令的唯一有效手段。一方面，指依照法律规定，该赏的不论亲疏远近，一定要赏；该罚的不分地位高低，一定要罚。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另一方面，还包含有去私的内容：“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在使用刑罚上，不论贵族平民，“有过不赦，有赏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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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壹刑

法是公共意志的体现，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因此，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功能，任何社会成员都不能置身于法之外，凌驾于法之上。商鞅把这种法的普遍平等性原则概括为“壹刑”。

据《史记秦本纪》、《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秦孝公时期（约公元前358年），发动了轰动一时的“秦太子驷案”。商鞅在秦国进行第一次变法时颁布了“连坐法”等一系列法令。法令实施一年后，秦国百姓议论纷纷，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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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贵族强烈反对并竭力反攻，尤其是以秦孝公之子、太子驷的两位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些旧贵族，故意破坏，唆使太子驷犯法，公然破坏新法的推行。很明显，太子是君位继承人且尚未加冠，不可施刑，所以就“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对太子的师傅进行了惩处。

第二次变法时，“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但这实际上也是处罚了太子，而且太子的师傅又都是宗室贵族。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冲破世袭贵族的阻力，将变法推行下去。此案的处理方式从客观上体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思想，这件事也正好说明了商鞅力求在执法的过程中力求法的平等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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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的法令才真正的得以贯彻执行，商鞅也因此触犯了太子驷等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太子驷即位后车裂商鞅。秦太子驷案”体现了商鞅治国思想中不避权贵、刑无等级的精神。商鞅执法，“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这一精神的实质就是要求贵族与平民平等地适用刑罚。“在中国思想史上，商鞅是提出平民与贵族平等适用刑罚的第一人。”

商鞅将这种精神表述为“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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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论述，集中反映了商鞅关于法的平等性思想。他认为，无论地位高低，上至卿相、将军，下至庶民百姓，不论社会名望如何隆盛，包括忠臣、孝子，也不论是现职官吏，只要犯法，都应一律绳之以法，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壹刑”，即指统一刑罚的标准、要求，刑无等级，禁止将功抵罪，执法者犯法加重处罚并连坐；除了国君之外，其他人在适用法律上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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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刑”论对于推行商鞅富国强兵的治国方略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所谓“壹刑”即“刑无等级”，它有两层含义：

（1）贵族和平民在适用刑罚上一律平等“刑无等级”，刑罚的对象是统一的，不能因为地位的差异而在刑罚上有所差别。即完全是针对阻碍、破坏耕战政策，违反法律的“奸民”。在商鞅看来，国家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无论何人，是卿相将军、大夫庶人，还是功臣孝子、守法之吏，只要违反了国家法律，都一律依法严惩不贷。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将“法”与“刑”结合起来了，也就意味着刑可以上大夫了。与此同时，“法”既然以“刑”为保证，也就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如果谁敢违法，就要受到刑罚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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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能以功抵罪，以善抵罪“刑无等级”，就是不以人的社会地位、政治等级为转移，无论是谁，只要违反了法律，都一律依法严惩不贷。一切依法定刑，爵禄不能顶罪，功劳不得抵过，善行不可顶恶。不能因为其在犯罪前曾做过善事，有过功绩而“损刑”、“亏法”。不仅如此，人的道德品质的高下及血缘关系的远近，都不能作为减免刑罚的依据，“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按罪轻重，当罚则罚，该杀则杀。至于执法官吏有违法行为者，更要严加处罚，“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值得一提的是，商鞅最后死于自己亲手设定的刑罚，押回咸阳后被车裂，但变法却被延续了下来，下一任秦王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太子嬴驷，脑子十分清楚，灭商鞅是不管是为了自己的私怨还是为了平公愤，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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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法让秦国在短时间之内一扫之前的贫弱，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算起来，变法的燃料“先王”和“商鞅”均已不在，变法很容易夭折，除了后继之王的不糊涂之外，还有就是秦国的贵族根基不深，相较于其他各国仍处于比较好掌控的程度，让变法的实施阻力变小，也让秦国在后来的战场上可以嗷嗷的往上冲，为之后的秦始皇扫六合，完成大一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只是变法的积极意义，商鞅的变法的严苛不可避免的也会带来消极意义，如果把变法比喻成压力，把秦国比喻成弹簧，把支持变法的人比喻成施加压力的手。结果可想而知，当弹簧受压过大，反弹就此开始。试想一下，在秦国，你除了打仗就是耕地，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思想被禁锢，稍有错失，就会面临严厉的惩罚，即便你没有错，你的邻居犯了错，你还会被连坐，没有错也是错，这搁谁谁受得了。弹簧施加下去多少力，反弹回来的就有多少力，而这力的爆发点，在秦末的乱世，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