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商兴周的周文王，在历史中的形象为何摇摆不定

确实，“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震荡中，由原始社会直接延续下来、以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为基本骨架的旧的贵族专制体制瓦解了，新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尚未建立起来，加之列国间日趋激烈的战争，迫使七雄之君不得不通过延揽人才来图强。于是，‘良鸟择木而栖’，在历史的夹缝中，学术界和学者本身便获得了相当充分的自由。不久，国家统一的过程完成了，新的专制制度建立健全起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也就结束了。”

一、文王自身的特殊性

在商人的甲骨卜辞文字面世之前，大部分的学者，都对殷商文明的具体情况所知不详。在这样的情况下，周代的礼乐文化被作为众人心中华夏文明的起源，而文王则是周文化当中起到基石作用的始祖类人物。

文王以前，无论是季历还是古公亶父等人，都只有零星的传说被记录下来，这些内容还有不少是经过口耳相传的加工作用，当中真实存在的部分己经很难分辨了。但文王则不然，他的事迹见于先秦各家文献之中，周王室的宗庙之中也缺不了他的位置。

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而且武王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打败商人建立周朝，同文王早期完成的铺垫工作是脱不开联系的。文王与姜尚一同定下伐商之计，《史记》曰：“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

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就像王晖先生所说：“文王虽‘出师未捷身先死’，但继位的武王不久便誓师牧野，败殷纣于牧野并取而代之为天下共主，正是周文王战略方针的最终胜利。”

且周文王继承并发展了商人的文化，使得周王朝所及疆域的大部分拥有了同样的文明。钱穆先生曾经提过：“周人灭殷前，两国在政治上早已发生关系，并非为不相闻问之两个民族。而且殷、商之关系，已显如后代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

而这样由周人掌控的的核心文明又逐渐向四周少数民族区域进行扩散，为接下来的秦汉大一统王朝完成了文化上的铺垫。当然，文王的功绩不仅仅是在推动周王朝的形成上，更重要的是他在教化上对社会做出的改变。

譬如将父子兄弟之间的血缘纽带加以强化。就像战国末期不少思想家认为要简化礼乐祭祀的仪式一般，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文王的教化”还是顺应时代进步的趋势的。商代的时候，人们自原始社会继承而来的一些习俗还没有得到改变。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以人为牲、以人为殉的做法，但是这一点在周代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也是人类社会从野性思维发展到人性文明的一大进步。就像《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孔子所说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般，殉葬制度体现的是原始而残忍的一面。

但文王生活的时期又很特殊，商末周初距离大一统的秦汉王朝已有了八百余年。在纸张发明以前，书籍的存在是弥足珍贵的。简帛文书只有社会上的小部分人能够拥有，战乱对他们的摧残又难以避免。因此，文王的事迹尽管有章可循，却依然掺杂着各种传说与后人的猜想。

这些都让文王显得非常特殊，他既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具备野心与实力的开国之君，又是传说当中至德至纯的先代圣王之一。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文王的形象渐渐变得单薄，这不只是因为跟他相关的记载被刻意删改，而是因为历史多是由后人选择对自己有价值的部分进行记录，当某些内容被记录的次数多了，这部分内容便获得了如同真理一般难以撼动的地位。

二、儒家的推动

儒家对后世的影响，在先秦时期产生的诸子学派中称得上是最久远的。尽管在战国与秦朝时，儒家的学说并不能为上层所用。但自汉代开始，儒学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就逐渐显现出来了。萧公权先生说：“孔子之政治态度为周之顺民，而其政制之主张为守旧。后来儒术之见重于专制帝王，此怠为一重要之原因。”

儒家的种种思想确实是以求稳为上的，孔子主张回归周代的礼乐社会也是如此。因此，当统治者面对的是一个太平盛世之时，用儒学来治理国家是最合适不过的。

孔子崇尚西周时期的文化传统，也对文王、周公抱有极大的好感。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者皆受其影响。儒家强调以礼治国，上下等级分明且不可逾越，具体便表现在他们对“礼制”的推崇上。

孔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八佾》中定公问孔子君臣之事时，孔子回复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礼”在孔子的观念中，不仅仅能用来治理国家，也能规范个人行为。

对此，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周天子地位崇高，这是推崇“礼”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也跟周人的先公、先王崇拜有关。

“西周初期文王、武王、周公伐灭殷商、东征平定叛乱制服东夷，从而创建开国的大业，历来为周人所推崇而歌颂。”儒学虽然随着朝代更迭不断发生变化，但其中的最基本的内容却不会发生改变。

因此，孔子认可的先王，后儒们也会认可。而文王的形象在后期产生的变化，也是随着儒学的改变而改变的。孔子在后儒眼中被奉为圣人，那么圣人眼中的圣王自然而然也非常人。这样的尚古之风是一直保留在整个中华文化传统之中的。

先秦时期的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则文王的形象便无太多神异之处。彼时儒家典籍中的他就像推崇儒学的儒者一般敬天保民，孝顺父母。及至两汉时期，谶讳之说大行其道，儒家难免受到影响，于是就有了董仲舒笔下形象异于常人的文王。

待到魏晋以后，志怪小说渐兴，文王渐渐变得如同神人临世一般，他会“梦日月之光著身，又鸑鷟鸣于岐，作武象之乐”。

至于明清的儒学典籍之中，文王的军事能力已然隐没，剩下的便是一位以德服人，仁爱世人的上古圣贤。

可以说，不同时期的主流思想对于很多历史人物的形象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影响，就像谈凤樑、陈泳超在评价《封神演义》中的人物时所说的那样：“无不是由理学氛围中的文人们创造出来的”。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个人的思想很难超越时代的限制，尤其是儒家这样更崇古的学说，大多数儒者追求向往的都是过去而非未来，这也是封建王朝末期儒家自身存在的瓶颈性难题之一。

三、先秦文化的多样性

尽管像儒、墨、道、法等不同的学术流派都存在于周王室衰微期间，但他们的立说之人却能对同一个问题各有见解乃至互相攻讦，甚至每一家当中不同的学者都会有不同的观点。

以文王举例，相对保守的儒家会竭力美化西周早期的先公先王；渴望得到承认的墨家不停强调先代圣王用人时的不拘一格；自在无为的道家认为大部分统治者都过分贪恋权势；追求统一的法家不觉得仁慈之君能结束当时的战乱局面。当然，时人对于当世的思想很难区分出对错，在这一点上，后人拥有的判断依据才更充分。

但这样的文化多样性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以后遭遇到不少非难，甚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少救国心切的知识分子还将其视作落后的根源，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早在先秦时期，文化的多样性与其相互融合的特质便意味着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只不过这种包容性需要时间才能够更好地吸收不同文化的精粹部分。而近代中国的国门被打开时过于突然，热兵器对上冷兵器实在是摧枯拉朽才使得许多爱国青年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

发展到现代，先秦时期的文化多样性依然被追求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被确立，传统还是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人文思想的起源是西周的礼乐文化，它在春秋的世界中进一步成长。

虽然，春秋人文理性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性和独特性并不突出，但西周以来文化内部原有的理性化、德性化的因素明显地在这个时期积累、成长起来，为诸子时代文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准备了充分条件。”过去的或许未必是最好的，但历史却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忘怀的。

前人总想将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留给后人，这当中，保留得最好的大概就是被时光重重筛选后再现于人前的思想与文化了。非物质遗产相较于物质遗产更珍贵的，便是它们可以被更多的人拥有。

即便是一个人为自己写下自传，也不见得其中每一处都准确无误，更何况是经过多人之手改进后的产物。因此，从文王与礼乐文明产生了联系的那一刻起，他就不仅仅是一位单纯的想要取代殷纣的君王了，他就如同一个文化符号，时不时有人往其中加入自己的见解。

作者尚且有不同的立场，读者自然会有更多自己的看法。就像是先秦秦汉时期总有人强调的天命，所谓天命，与人心向背是难以截然分开的。

当时十分流行的谶纬学说不止涉及一人，然而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亦有之，但如果没有心理上的勇气走出第一步，那么必然不会成功。像唐代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事实上，天命并不真的是什么玄之又玄的存在，它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像文王接受天命也是因为周人有着取代殷商的想法，因此，当重要的政治人物身边发生了某些事。

后世学者每一次提及文王也多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很多历史人物的形象改变在后世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定型，即变化中的定向模式。正如文王的仁慈与纣王的残暴，这样的性格特征就像是无法撕去的标签一般紧紧附着在他们身上，折射出一种社会心理和国家伦理对人物角色的高期待。

总结

但事实上，文王同纣王，更像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纣王施加给他人的酷刑，在商代或许并不算特别，甲骨卜辞中有关于商人使用人牲的记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他们毫无人道主义精神虐杀战俘的记录。但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要求过去的人，历史是无法改变的。

只能说，恰好有一个文王，出现在了那个时间，符合人们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准，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明清小说中为什么会有文王食其子的故事情节出现，省庵大师对此还有“食其子而不知，文王尚尔”之语。这究竟与人类早期食用首子的传说有无关联，这些都是现阶段很难探寻真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