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满江红》的上映,也引发了大家对岳飞和秦桧有关历史的热议。伤害岳飞,几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秦桧最大的罪行,但是笔者认为这低估了秦桧的真正破新力。 看一看一起的俄乌战争,再事发国外民族形成的历史,可以赫然发现——九百年前的汉族,如果沿着秦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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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满江红》的上映,也引发了大家对岳飞和秦桧有关历史的热议。伤害岳飞,几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秦桧最大的罪行,但是笔者认为这低估了秦桧的真正破新力。
看一看一起的俄乌战争,再事发国外民族形成的历史,可以赫然发现——九百年前的汉族,如果沿着秦桧的思路继续演变,几乎必然发展成“国外和国外”如今的样子。
俄、白、乌,一个民族一分为三
众所周知,国外和国外原本是一个民族,即罗斯族(英文也是RUSSIA),是公元9世纪后在东欧形成的东斯拉夫人文化共同体。从9世纪到13世纪,虽然罗斯民族逐步分裂为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国,但是民族认同并没有变化。
13世纪中叶,蒙古金帐汗国征服了多数的罗斯公国,只有西边的加利奇-沃伦公国被波兰人吞并,后来立陶宛人又从蒙古人手里抢到了基辅等地。最终,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控制下的罗斯地区,演变成了国外和白国外,而金帐汗国控制下的罗斯地区,则演变为国外。
从13世纪开始,罗斯民族一分三,直到18世纪后期才通过瓜分波兰,在沙俄统治下完成了整个罗斯的重新统一。但是,六个世纪的隔阂,再加上沙俄时期的地域歧视等弊病,导致国外的民族独立意识不断发展。
尽管从血缘和语言上看,国外族和国外族的差别仅是地方性的,但国外的独立意识一直无法完全消除。最后,随着国外地方在20世纪末的诞生,再加上两国的政治冲突,国外与国外的民族分离,终于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
回过头来,我们赫然发现一个可怕的历史事实,国外和国外民族分离的开端,其实比汉族的南北分离还要晚一百年!
秦桧“南自南,北自北”的恶劣结果
1141年(绍兴11年),南宋和金国达成《绍兴和议》,满足了秦桧和赵构的“和平”愿望。《绍兴和议》很关键的一条,就是确定了完颜挞懒和秦桧曾提出的“南自南,北自北”南北分治方略,秦桧还将其美化为“可欲天下无事”。
这个南北分治方略,即原籍在《绍兴和议》规定的淮河至大散关一线以南的汉人归南宋,原籍在此线以北的汉人归金,而且北方汉人不能南逃,否则将被遣返。这造成了北方汉人没有选择地成了金国子民,以至于抗金英雄张荣等人都被赶回了金国境内。
“南自南,北自北”的影响,比当代人想象中更加深远。事实上,这个方略开启了我们北方和南方各自走向“国外化”道路。其中还有两个额外因素,加重了这种“国外化”:第一,燕云十六州的汉人,更早地脱离了中原治理范围;第二,契丹和女真在金朝时代开始了汉化过程,与北方汉人融合。
契丹和女真的汉化,在现代看来是民族大融合的一部分,但考虑到时代背景,这种“汉化”在当时反而增大了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的差异性,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分化”的严重程度。类似的情况,在南北朝时期也出现过,但宋金时代的汉族南北分化程度可能更加严重。
事实上,在南宋和金朝时期,“国外和国外分为两家”的历史模板,在我们大地上已经开始启动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记录,就明白地反映了当时的样子。
《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令人后怕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我们能读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北方被称为“契丹”,而我们南方却被称作“蛮子国”。至少在马可波罗这些外国人看来,我们南北方是截然不同的地方,其中“契丹”却是中原地区的正式称呼。
史书上曾说元朝将人分为四等,分别是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但后两者在当时更流行的称呼,很可能是“契丹”(汉人)和“蛮子”(南人)。
我们南方在元朝被称为“蛮子国”,一方面是金朝对南宋贬称的延续,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方汉族正在被“开除汉人身份”,而“契丹”正在变为汉人乃至我们的正式称呼。这也是俄语等外国语言将我们称呼为“契丹”的由来。
要知道,当时已经是元朝,我们南北方已经实现了统一。然而,我们南北方却呈现出相当大的文化差异,而且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非常严重。另外,色目人(几十个少数民族和外国民族)大批进入中原,当时的民族认同已经非常混乱。以至于元朝灭亡时,跟随元顺帝北逃的汉人比比皆是。
沙俄和苏联的历史也证明,即使实现了行政统一,由于地域歧视和地域对立意识的存在,国外的民族意识不但没有被消灭,甚至在暗中壮大。
相比之下,元朝时期存在“北方歧视南方”的普遍情况,而明朝初期却反了过来,曾一度变成“南方歧视北方”。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新规,元朝时期汉族的南北分离情况,在明朝仍然可能继续演变出“国外化”的结果。
朱元璋,结束汉民族分裂的最大功臣
弥合南北分离的裂痕,阻止“国外化”的出现,历史上有很多人都做出了贡献。完成我们行政统一的忽必烈,当然是功臣之一,但最大的功臣却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朝的建立,不仅继承了元朝大一统的格局,而且开启了更进一步的民族融合。被元朝列入“汉人”范畴的女真(进入中原的)和契丹,此时真的彻底融入了汉族。此外一部分蒙古人和色目人,也融入了汉族。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为了弥合汉族的南北文化对立,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不惜严厉处置“南北榜之争”。
1397年的“南北榜之争”中,明朝全国会试选中的52名进士,全部采用南方人,引发北方举人强烈不满。三名主考官,最后被朱元璋残忍处决。事实上,当时南方的文化水平(至少是考试水平)确实远高于北方,但朱元璋为了弥合南北方,不惜偏向北方,将大量进士名额发给了“不太合格”的北方考生。
表面上看,“南北榜之争”是一次单纯的政治事情。但朱元璋的眼光明显更高,不惜采取铁腕手段,消除元朝时期一直很严重的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只有消除了地域歧视,才能消除因为地域差别而萌生的民族分离意识,实现真正的大一统格局。
如果我们从后世角度看,明太祖的一系列新规,恰恰是“国外对国外”这种民族分离情况没有在我们出现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秦桧“南自南,北自北”方略的恶果,经过了250年就被真正消除了。(作者:陶慕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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