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禁因何而生,海患只是部分原因,关键还是思维的限制

明朝海禁因何而生,海患只是部分原因,关键还是思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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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禁因何而生,海患只是部分原因,关键还是思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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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一直明清历史中避不开的一个名词,这个政策影响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发展,可以说明朝后期的经济崩溃,清朝制度的落后,都和闭关锁国的海禁脱不了关系。然而明朝之前的中国,并不反感海外贸易,尤其是宋元年间,海外贸易几乎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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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一直明清历史中避不开的一个名词,这个政策影响着中国社会制度的发展,可以说明朝后期的经济崩溃,清朝制度的落后,都和闭关锁国的海禁脱不了关系。然而明朝之前的中国,并不反感海外贸易,尤其是宋元年间,海外贸易几乎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完美融合在了一起,但为何明朝之后又会出现这样的倒退现象呢?

一、明朝之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有多发达

都说宋朝的经济繁荣,有一大半都是依靠对外贸易发展起来的。

其实后面建立的元朝,其存续时期的海外贸易也照样不差,元朝本身就是一个对外扩张很有野心的政权。忽必烈时期甚至还打算征讨日本,这不仅体现了元朝初期强悍的军事实力,同时也能看出元朝在对外探索上一点都不比唐宋差,元朝强大的军事征服野心,是元朝乐于对外交流与开放的动力,这间接促使了元朝海外贸易的发展。

别看元朝是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但蒙古人时期的元朝,和大清的满族却不能同日而语,至少在思想开放上做得要比清朝要好,这体现在元朝的海外贸易之上。

元朝海外贸易发达,第一个原因是内需市场的稳定。

《元史·食货志》曾记载道:“

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这是元朝整顿和改善了江南地区的隋唐大运河之后,江南地区漕运稳定之后的商业现象,强大的河内运输不但促进元朝航运能力提升,同时也使得江苏刘家港的建成,胶莱运河的建成,使得元朝能够通过刘家港,实现漕运、海运和河运的互通互航。

优越的航运空间,促进中国海船的发展。

《马可波罗行纪》曾记载道:“

舟车毕通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初邻家。

”可见虽然中国历代王朝都是陆权为主的国家,但从宋朝开始,中国在海权上的影响力,丝毫不比后来的欧美列强要差,根据后来阿拉伯旅游家的解释,当时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海上航线,基本掌握在中国商人的手上。

元朝海外贸易,除了优秀航船技术和强大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宽松的对外贸易政策,也是元朝海外贸易发达的另一重要原因。这体现在税收方面,元朝对于在沿海地区来往的经商船只,收取的税收只占商人总利润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其负责管理商贸的市舶司,其征收的税收也只有三十分之一。

除了税收不算高,部分的商人还要可以征用官家的船只进行贸易,必要时官船的经营者还会出本钱给出海贸易的商人,自己只要利润后的分账就行。这就是元朝从朝廷到民间商人,对海船需求非常大,大大促使元朝造船业的发展。当时元朝有一种专门用于远洋的大船名叫四桅远洋海船,根据《元海运志》对这种船的描述:“

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与石,岁运粮三百六十万石。

”可见这种船的运载能力有多大。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元朝时期存在的海外贸易,早已形成基本体系,明朝如果能够好好继承,甚至加以发展的话,走向近代文明绝对不是什么难事。然而明朝从建立之初,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海禁的现象却没有消失,直到隆庆开关时才稍微好一点。这需要研究一下,作为汉族政权开创者的朱元璋,为何在对外交流方面反而做得没唐宋君主们优秀。

二、明朝的海禁政策,是否只是朱元璋的个人意愿

朱元璋作为被后世视为恢复汉人正统的开国皇帝,其卓越见识和魄力绝对不是一般人可比的,

并且在他执行期间,与海外国家的使者的频繁会面,并且多次派使者出海的行为来看,也说明朱元璋本人对海外交流并不反感。而且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思考问题不能总带私人感情,因此想要了解明朝的海禁,更得从国家发展的层面去思考。

朱元璋 剧照

明朝的海禁,是从朱元璋开始的,而朱元璋最初推行海禁,

第一个原因就是海外的军事威胁。

虽然当时明朝的倭寇没有嘉靖时期这么严重,但朱元璋统一南方时期的敌人,即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退守沿海的海岛上,继续与朱元璋的明朝政府作对。

尽管只是残余势力,但威胁性丝毫不弱。根据《玄览堂丛书》的记载:“

及张士诚、方国珍分据东南海上,而遗孽窜岛中,两浙、淮阳驿骚矣。

”明朝初期的朱元璋还没有实行太严格的海禁政策,但依旧阻挡不了这些残余势力的威胁,再加上明朝刚刚建立,北元和其他地区仍经常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因此朱元璋才不得已施行海禁,以保护国民安全。

其次就是朝贡贸易的限制。

虽然朱元璋施行了海禁,但与各国在政治上的交流并没有断,而朝贡也是明朝保持与海外势力联系的唯一途径,然而朝贡的来往都是建立在国家官员之间,并且朝贡的商品利益,远不如元朝时的海外贸易可比,甚至某种程度还是明朝吃亏为多,因为当时明朝对外的朝贡方式,就是以怀柔远人和厚往薄来为主。

这就导致明朝为应付这种表面式的大国尊严,必须承担巨大的财政压力。如果是国家富强时期,比如永乐盛世这种,国家这么干倒也没什么,但一旦国家财政陷入困顿,这种朝贡贸易无疑雪上加霜,并且频繁给海外各国太过优厚的朝贡利益,还引发

争贡之役

的出现,这也是后来明朝全面推行海禁的原因之一。

嘉靖皇帝

所谓争贡之役,是日本两个朝贡使者,在大明朝境内引发的争斗事件。嘉靖二年时,有一位进入大明境内商量对外贸易的日本官员叫做宗设,因为不满作为另一名细川家的汉族翻译官宋素卿勾结大明太监,让细川家的人在宴会上居于首座,从而成为日本名义上的代表,最终在宴会上杀了细川家的人,并且沿途追杀宋素卿,导致无数居民受害。

此事让明朝与日本的关系彻底陷入低谷,导致明朝因担忧相同的事件再次发生,从而加强了海禁政策,这就导致日本与明朝的海贸活动彻底断绝,为日后倭寇猖獗发展埋下伏笔。

最后就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虽然重农抑商的思想从古代开始就存在,但在明朝却被发展到了极致。明朝之前的重农抑商政策,最多就是限制盐铁这种国家经济要物的自由买卖,以及削弱商人在政治舞台的活动,但对手工业和其他农业品的买卖活动,并没有太大的限制,然而到了明朝,朱元璋不仅保留以上的这些行为,同时还在日常生活对商人进行歧视。

在《明太祖实录》中,有一段对商人在明朝时的规定,即“

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

”,就连商人出个门,都得向周围的邻居进行报备,这就抑制民间商业发展。虽然这有可能只是明朝早年为了恢复农业发展,不得已采取的政策,但显然后来的明朝继任者,并没有好好调整明朝对商人的政策,以至于明朝商人的生存地位,还不如元朝时候这么宽松。内部的商业活动无法正常运作,海外贸易更无法谈起,海禁便自然而然就存在了。

然而海禁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统治,实际上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却反而加剧明朝沿海治安的恶化,甚至让沿海地区的市民比过去更差

。首先明朝之前的历代朝代,虽然都有各种各样的治安问题出现,但从隋唐出现比较频繁的海外贸易之后,中国与国外的海上交流都未曾断过,沿海居民参与海上贸易,从而过上富裕的生活早已适应。

而明朝单纯因为一时的沿海边患,就导致全面性的海禁行为出现,这显然对一直依赖海外贸易而生的沿海居民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经济打击。然而一时的海禁根本无法阻止民间对海外贸易的向往,因为这种现象早已形成已久,并且它是一种很正常的经济活动,这就导致许多民间商人为了开拓财富,反而不顾朝廷的法令,公然与海外敌对势力,比如西方殖民者、倭寇等互相勾结,反而加剧沿海边患的出现。

同时严格的海外贸易限制,也导致明朝的财政收入极不健康,明朝后期财政破产,就是因为财政上只会通过征收三饷的方式压榨农民,

不懂得从商业上获取利益导致的。这与宋朝形成鲜明的对比,宋朝虽然因为失去燕云十八州的缘故,财政要承担对辽国和西夏的利益输送,并且从不抑制土地兼并的发展,农业发展一直有问题。然而宋朝的财政收入却远高于明朝,由于做过计算,宋朝对粮食的购买力,是明朝粮食购买力的三倍,也就说相同白银数量的情况下,宋朝的白银购买力高于明朝的。

要知道明朝的耕地面积在收复燕云十八州后,不可能比宋朝更少,但却出现以上的现象,主要原因就是宋朝一直保持着对海外贸易征收关税的财政体制。每年的财政收入中,海外贸易的税收就占了15%,同时庞大的海外贸易,也让宋朝能从海外获取更多的经济作物,比如香料就是当时宋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间接保证了宋朝经济和物质上的充足性。

三、明朝学者对于海禁的反思和改变

其实海外贸易在中国大地存在已久,明朝这种有别于过去王朝的海禁,其实从一开始就遭到一些明朝官员的反对,比如成化名臣丘濬就提出以民自为市治国思想,认为民间贸易是民众的利益所在,不应该强行插手,国家过度干涉民间商业活动的发展,就是与民争利,是一种危害国家发展的行为。

丘濬在自己所写的《大学衍义补》一书中就提到“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于通融。”

认为政府在商业贸易中应该担任是调节的角色,不是干预和参与者的角色,这种思想也反映在对海外贸易的观点上。丘濬认为明朝政府应该恢复过去唐宋时期对海外贸易的互市制度,让政府通过互市征收关税,从而让民众减少杂税的压力。

丘濬的这种看法,其实也是明朝后期许多官员对海外贸易的看法,当时民间贸易的阻碍虽然导致各种不法贸易的发生,但没有阻碍西方文化的进入,许多士大夫在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思想后,也开始对海外贸易提出自己的看法,纷纷认为海外贸易的存在利大于弊,并为此对如何规范海外贸易进行尝试。

比如嘉靖时期,在倭寇问题稍微改善之后,浙江等地的官员就开始谋求通过海外贸易去稳定治安。

比如明朝官员王世懋就利用倭寇和沿海居民的利益冲突,对部分没有太大敌意的倭寇开放贸易通道,使得不少海商不但重新尊重法例,甚至还更为沿海地区带来丰厚的税收。

同时还有崇祯时期的科学家徐光启,他在《海外迂说》中就对开放海外贸易与倭寇出现之间进行自己的分析,徐光启在书中认为:“

除盗不除商,禁私贩而通官市,来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

”认为剿倭和开放海贸应该同时进行,这才是解决海患的关键方法。

徐光启的想法,才是最符合经济规律的政治思维,可惜的是当时的明朝统治已经到了中后期,徐光启没有得以将自己的政治见解用到时局之中,实在是一种遗憾。

结语:

中国从明朝开始,国家发展就逐渐落后于西方,其中海禁造成的影响是重要原因。同时从宋明两朝的发展可以看出,国家的发展必须兼顾内需和开放两者,海禁让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最终彻底葬送跟上近代文明的机会,这种教训值得铭记。

参考文献:

《元史·食货志》

《马可波罗行纪》

《明太祖实录》

《玄览堂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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