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耻背后是荒唐的花鸟亡国：花石纲亡宋，海东青亡辽

宋宣和4年（1122年），宋廷以童贯为统帅，率大军20万北上伐辽，此时的辽国已经在崛起于东北的金国的连番打击下气息奄奄，宋廷认为这将会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但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抱着趁火打劫心态出征的宋军竟在辽国的残败之师手中连连吃瘪，与北宋盟约一同灭辽后瓜分其领土的金国此时明显感受到了北宋的软弱，于是一些金国贵族脑中开始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灭亡辽国后，可以将北宋一并灭掉。

北宋此时出兵伐辽并非是临时起意，宋金联合攻辽是2年前宋金两国海上盟约的内容，只是按照盟约北宋出兵攻辽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宋廷之所以未按照盟约在辽金两国战争最酣时出兵伐辽，一个新的原因其内部发生了大型起义，宋廷不得不优先出兵镇压起义，而那场让宋廷从全国各地调兵去平定的起义，其原因竟是因为一些花和石头。

而作为澶渊之盟后北宋的“兄弟之国”的辽国，竟也上演了类似的荒唐事，让原本臣服的女真诸部起兵反辽的导火索：是一种鸟。

百年盟约

宋真宗景德2年（公元1005）年宋辽两国订立盟约：宋辽两国为兄弟之国；两国以白沟河为界；宋每年向辽缴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两作为岁币；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这次会盟便是大名鼎鼎的澶渊之盟，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也签署过类似盟约，这样的盟约都会以北方游牧民族撕毁盟约出兵进犯而收场，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两国在此后100余年里竟真的没有再度爆发大规模战争。

并不是因为建立辽国的契丹人比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更守规矩，澶渊之盟能够长期换来和平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这项盟约在当时的辽宋两国人看来是双赢的，对于辽国来说，不用出兵劫掠就能获得稳定的财物，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北宋来说，每年缴纳的岁币不但换来了和平，也换来了稳定的贸易，而手工业发达的北宋，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辽国来说长期处于贸易顺差，每年给出去的岁币可以很轻松地靠着贸易拿回，这买卖似乎不错。

而更新的的是，辽国并非一个单纯的游牧地方，而是一个农牧混合地方，其国境内大片农耕区可以为其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游牧民族长期面临的问题是产出高度不确定，一遇灾荒就面临大量人员饿伤的危机，想不被饿伤就得南下农耕区劫掠。

但辽国的存在却十分特殊，由于控制了燕云十六州等大片农耕区，辽国的产出稳定性远高于其他单纯游牧少数民族政权，再加上北宋送来的岁币和边境贸易，辽国基本摆脱了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在伤亡线上挣扎的窘境。

一个地方的主要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社会组织形式，也决定了其行为逻辑，半农半牧的辽国与北宋之间实现了以往单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的长期和平。

于是，一个有些讽刺的事实出现了：以往彻底实现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因为要直接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一直边患不断，而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一中原农耕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天然屏障的北宋，却因对方也有农耕民族成份，而通过了岁币和贸易的方式实现了长久的和平。

但长久也并非永远，农耕文明的内生矛盾将如期降临在辽宋两国身上，尤其是那种长期处于和平状况的农耕文明身上。

农耕文明是一种内向型文明，随着土地的兼并，农耕文明的发展潜力也将被耗尽，而此时文明的内向性会更加明显，那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传递到社会的最底层，这样的压力迟早会让底层不堪重负，一个王朝的丧钟也就此敲响。

特殊的王朝

宋代是一个商业十分发达的朝代，但商业发达的大宋还有另一面：其农业的形式与汉唐等传统大一统集权王朝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宋朝对于土地兼并这一问题并不十分在意，土地的自由买卖固然能释放经济活力，但是也让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的速度大幅加快。

汉唐两朝立国之初都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战争时期，被重点征伐的对象也是自耕农，而后虽然统治者尝试去阻止土地兼并，但这个过程不可逆，最后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自耕农经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少数人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经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在地方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则越来越弱，最终政权难以接受，地方豪强间打出一个胜利者建立新的王朝。

但宋代从之初就没有大规模遏制土地兼并，所以其经济形式从前期开始就以地方豪强们拥有大量土地的庄园经济为主。

有宋一朝，农民起义数量为历朝之最，但那种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那样的超大规模农民起义却几乎没有，很多所谓的起义不过是佃农们聚众要粮，面对起义，宋廷也有一套独特的应对方法：首先，找富户放粮给造反的佃农，其次，将一些造反的人招募入军队。

大量宋军士兵身份是囚犯而非汉唐时期的自耕农，这也是宋军士兵战斗力低的原因之一。

《水浒传》中宋江时刻想着被招安，这在一些人看来难以理解，但事实上，造反被招安吃官粮，这就是宋代农民的一条出路。

了解了这一切后，我们可以大体上给宋朝农民进行一个画像：宋朝的农民从一开始就是无产者，而非汉唐自耕农那样的低级有产者，从这个角度上讲，相比于汉唐农民，宋代的农民生存的不确定性更大，相当于随时在伤亡线上挣扎。

但宋代又通过一系列手段：比如劝导大户捐粮、引导无地流民进入城市成为手工业者或直接将其招募入军队的方式，让绝大多数农民不至于掉到伤亡线以下。

宋王朝的统治者以一种不同于汉唐等传统大一统王朝的方式维持着这一特殊帝国的运转，于是出现了地方整体十分富有，但大多数人并无土地的独特局面。而这一切也让宋王朝的结局变得不一样。

花石纲危机

《水浒传》中重点记载了两场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这两次起义在真实的历史中都有原型，只是宋江起义被水浒传严重夸大，在真实历史上其规模十分有限，而方腊起义却是实实在在的席卷东南数省，让宋徽宗不得不命童贯从各地调集大军进剿，即便主要人方腊被害，各地的起义仍未断绝，而这次危机的诱因却是一些花草与石头。

宋徽宗时期，北宋王朝的城市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汴梁的人口数接近百万，而北方的辽国已进入深度衰落，表面来看，当时的宋王朝既无内忧，也无外患。

宋徽宗，作为一个富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喜欢一些奇花怪石头似乎也并无太大问题，但是在一个严重畸形的官僚体制下，宋徽宗这个看上去并不十分要紧的爱好，却几乎要了大宋半条命。

宋徽宗喜欢奇花怪石的的事被各地官员获悉，于是他们争相从各处获得品相优良的花石送至京城，为满足宋徽宗的爱好，宋廷设苏杭应奉局，专门在江浙一带收集花石。

收集到的上品花石就地装船运往汴梁，十船为一纲，这种专门运送花石的船队被称为花石纲，这些船队所到之处，地方要提供便利，船队所提出的要求，当地百姓要尽力满足。

官员们为讨宋徽宗欢心争相奉上花石纲，这固然会劳民伤财，助长奢靡之风，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对于富裕的大宋根本不会伤筋动骨，更不会达到统治根基被动摇的地步，可问题是这场花石纲闹剧在层层下压时出现了明显的失控。

既然花石纲是皇帝所爱，既然地方官员有权力要求百姓拿出自己家中的花石去贡献给皇帝，这就给了地方官员，尤其是小官放大自己权力的机会，例如负责征集奇花异石的小吏可以随意说一户人家的花石可能属于奇花异石，要奉命拿走，如果想不拿走，就要给小吏们好处。

还有更绝的，小吏们可以随意说百姓家的花石是奇花异石，要作为花石纲运走，但转运工作并不立刻进行，要将花石纲暂时封存在百姓家中，待日后官府再来取走，官吏来取走花石时，会检验花石是否有破损，如果被认定有破损，如果官员愿意，可以给百姓扣上“大不敬”之罪的杀头罪名，而这些花石到底是否破损，其实并无明确标准，一切都以官吏们的主观认定为准，这便给了官员们肆意敲诈百姓钱财的机会。

正常来讲，征集民间奇花异石的活动只会涉及到少数人，但是既然花石纲是皇帝所喜，既然征集花石纲的命令是皇帝所下，宋廷上上下下的官员都准备从其中牟利，单单靠着指认百姓家中花石是否属于花石纲的征集范畴这一项，宋廷的官吏们就可以随意且无限度低吸取百姓，最终皇帝的一个看起来不算太过分的小小爱好，竟让整个帝国东南的百姓都深受其害。

方腊起义的最初参与者是种植花竹手工业者，手工业者的前身是失地农民，他们靠着大宋发达的商品经济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也能谋得一口饭吃，但这份行当却因为宋徽宗的一个小小爱好而遭到官吏们的肆意剥削。

至上的皇帝与社会最底层的手工业者，他们之间本不会有任何交际，而且实话实说，宋徽宗虽然昏庸，但并非暴君，他本意上并无从民间横征暴敛之意，但在北宋那套畸形而腐朽体制下，宋徽宗的一个似乎并不太要紧的爱好，竟让大量百姓民不聊生，这很魔幻，但却是事实。

方腊于宣和二年(1120)十月举兵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到万余人，一月后，方腊起义军全歼了浙江当地的5000官军，并迅速占领睦州，占据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直逼花石纲指挥中心杭州，方腊起义军规模扩大至7万余人，周边州县也纷纷起兵响应。

方腊起义蔓延至东南数省，直到此时宋廷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宋徽宗一面下令停止花石纲的征集，一面调集禁军，北宋精锐的西路军共计15万人围剿起义军，双方激战数月，方腊的起义军被最终镇压，方腊本人被俘，随后被害。

但方腊伤后，东南各省的起义并未被马上平息，可见东南百姓对于宋廷积怨已深，花石纲不过是压伤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海东青闹剧

讽刺的是，北宋百姓被花石纲折磨的伤去活来时，作为北宋的“兄弟之国”的辽国境内也在上演一出一种鸟引发的闹剧。

辽国统治集团契丹贵族热衷于打猎，打猎时若能拥有一只优秀的猎鹰，将会带来不小的帮助，很快契丹贵族们便找到了一种适合作为猎鹰的鸟：海东青。

海东青多产自辽东地区，是女真人聚居区，当时辽国境内的女真部落需要年年缴纳贡品，契丹贵族发现女真人聚居区内盛产海东青，便专门设立“鹰使”来索要海东青。

契丹贵族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女真人捕鹰的压力不断增加，且很多“鹰使”逐渐变本加厉，借征集海东青之名肆意盘剥女真人，索要财物，伤害妇女都是家常便饭。

女真各部落被海东青折磨的伤去活来，对辽国统治者的仇恨不断与日俱增，但讽刺的是，在辽国契丹贵族们沉迷于声色犬马，为了海东青疯狂吸取女真人时，女真部落事实上已经完成了整合，从完颜阿骨打的祖父辈开始，完颜女真部就开始了对周边女真部落的征服和联合，至完颜阿骨打担任女真各部部落长时，女真各部落已经达到数万户的规模。

面对自己的藩属完颜女真部的做大，辽国统治者完全没有因此而警惕，他们脑中思考的问题依旧是怎么得到一只上好的海东青。

起兵前夕，完颜阿骨打将各部落军事贵族召集一处，然后痛哭流涕地说：你们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杀了我一个，把我脑袋送给辽国人，这样可以暂时保你们平安，但是如果这样做，日后辽国人还会变本加厉地欺负女真人；另一个是大家联合在一起，跟辽国人掰掰手腕。

目睹过辽国人如何利用海东青折磨女真人的将领们纷纷表示：愿意与完颜阿骨打一起起兵反辽。

完颜阿骨打并非莽撞之人，起兵前他已经充分了解到了辽国内部的腐化，但是他的女真军队会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将偌大的辽国彻底打翻在地，这一点他大概率也没有想到，辽国内部腐化程度之严重可见一斑。

亡国之路

宋辽两国在澶渊之盟带来的百年和平后，竟以类似的方式走向深度腐朽。

无论是宋的花石纲之乱，还是辽国的海东青闹剧，其内部逻辑都是一样的：帝国最高层的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喜好，在畸形的社会运行机制下，以最严酷的方式作用于最低层。

宋徽宗对奇花异石的喜爱让官员们有机会利用这一由头大肆盘剥底层百姓，而这些盘剥最终作用于北宋社会最底层的手工业者，最终底层百姓忍无可忍举兵起义。

辽国契丹贵族们对于海东青的喜爱，让辽国的官员有由头去勒索辽国社会最底层的藩属国百姓，最终藩属国下定决心与辽国决裂。

宋辽这两个在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帝国竟被一花一鸟灭亡，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却是事实。

事实上，一花一鸟亡一国不过是表象，花石纲和海东青分别给宋辽两国带来如此之大的灾难，并不完全是因为宋徽宗和辽天祚帝的愚蠢，而是那套统治系统已经趋于难以接受的必然结果。

北宋末年，宋帝国内部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但是这种建立在官僚体制下的繁荣，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不可避免地进入腐朽，底层人民创造出的财富全部被盘剥走还不算完，统治者的任何一个小爱好都可能成为官僚们勒索百姓的由头，从这个角度上讲，即便宋徽宗不喜欢花石，北宋的官员们也能从他的其他爱好下手，找到盘剥百姓的借口，辽国贵族即便不喜欢海东青，辽国不像女真部落派遣“鹰使”，也会有其他的“使者”拿着其他鸡毛当令箭，去极力吸取藩属国的百姓。

澶渊之盟下，宋辽两国的贸易和商品经济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很可惜，那种形式下的经济发展成果全部都会被统治者榨取殆尽，它不但带不来任何社会变革和进步，还会将压力不断放大并作用于底层人民身上，最终整个系统土崩瓦解。

以往的中学历史教材中有这样的表述：宋明后期，我们商品经济发达，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在新版教材中，这样的表述已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