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被杀冤不冤？崇祯帝为什么对他这么痛恨？

一崇祯与袁崇焕的“蜜月期”

虽然此时，崇祯帝如此痛恨袁崇焕，然而在他刚即位时，两人却有一段蜜月期。17岁的崇祯帝（1627年-1644年在位）即位之初，非常仰慕在宁远之战中战胜努尔哈赤的袁崇焕大名，几个月内就将他由在野之身一路提拔到尚书、督师（管辖范围包括蓟州、辽东、登州、天津、莱州等地）之职，负责统筹指挥辽东战局。

崇祯元年（1628）7月4日，满怀憧憬和希望的崇祯皇帝第一次见到了袁崇焕。袁督师气势磅礴地向崇祯放下了“计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声称在五年时间，就能恢复辽东，彻底解决皇太极。

然而，17岁的崇祯此时却把袁崇焕的许诺当了真，乐得心花怒放，立即许诺：“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少年崇祯在军事上过于幼稚，不熟悉袁崇焕的说话作风（当初袁崇焕守宁远时就敢声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这样一来，袁督师不免骑虎难下了，趁机向朝廷提了很多条件。然而，崇祯却对袁崇焕言听计从，倚之为骨，视之为帅，将边事全权托负。

这时的袁崇焕一时风光无二，崇祯对他就仿佛张学良对郭松龄一样铁，“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看谁顺眼就提谁（比如祖大寿），看谁不顺眼就换谁（比如满桂），无所谓，只要把活干好。”在崇祯帝的放纵之下，袁崇焕立即膨胀起来。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排斥异己，控制军队。

第二，继续堡垒推进战略。

袁崇焕的复辽策略就是堡垒推进，“且耕、且筑、且前”，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城下（“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困死满洲。按袁崇焕的设想，其所部明军，攻城野战不行，但守城能力还是可以的，只要一路稳扎稳打地修筑城堡向前推进，就能“前后四年，便可制胜”。但清军可没闲着，趁关宁军抢筑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的城堡的机会，发动了攻击朝鲜，并剪除毛文龙部的“丁卯之役”。朝鲜战败，与后金订立“兄弟之盟”，同意帮其解决粮荒及逃人问题；毛文龙部绝大多数则被赶入海岛，失去了陆上基地，皇太极基本解决了东面的后顾之忧。

“丁卯之役”中，朝廷曾令袁崇焕救援，但袁崇焕不敢冒险发兵朝鲜东江，也不敢围魏救赵，往征后金沈阳大本营，只派三千人在三岔河口虚张声势而回，将主要精力继续花在堡垒推进的战略上。兵马回师后，皇太极立即出师征明，将尚未修竣的大凌河、小凌河诸城毁坏，将锦州外围城堡都拆毁，阻遏了明军一路筑城前进之势。崇祯元年，皇太极又率部出征察哈尔，附近的蒙古部落都成为满洲盟军，为绕道南下，从长城入关创造了条件。蔡东藩评价:"至察哈尔折入满洲，长城以北，皆为满洲所有，明已防不胜防。虽无李闯之肇乱，而明亦不可为矣。”

第三，杀掉毛文龙。

袁崇焕在督师蓟辽后，借崇祯之力将不听话的将领逐个调走，但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个连崇祯都调不动的毛文龙。毛文龙时任左都督，总兵皮岛，挂将军印领尚方宝剑。毛文龙在皮岛，位于后金的后方，主要作用是骚扰满洲后方。而毛文龙利用皮岛具有的重大战略牵制作用，将皮岛四万多人几乎发展成自己的私人武装（与袁崇焕类似），近十年来，历任蓟辽总督，无论是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都没有管过他，也管不了他。

但袁崇焕是不闭眼的，崇祯都管不住的人他能管，袁督师对皮岛进行经济封锁，崇祯二年（1629）四月，令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然后再运往东江。毛文龙大呼：“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之后，袁崇焕先必饷十万予以安抚，再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九日，亲至皮岛，“入其军，斩其帅！”。处死毛文龙后，袁崇焕在给皇帝的奏疏上，写道：“去年（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此时的袁崇焕，手握重兵，朝廷年收入四百万两，而他手里关宁军一年消耗军费就达四百八十万两，所负责的其余地方如天津、登莱等地饷银又有120万，而北方九边的军费加到一起才340多万，袁崇焕在明军中的势力已膨胀到首屈一指。然而，没有皇帝旨意，私自杀掉握有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袁崇焕立即上书，向皇帝请罪，等待处分。崇祯帝“惊惶不已”，对袁崇焕深为不满，然而他却忍了，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予以奖励。

二“蜜月期”过后，崇祯为何如此痛恨袁崇焕？

杀掉毛文龙后，袁崇焕终于扬眉吐气，整个蓟辽地区看起来如臂使指，再也没人敢和自己抗衡。崇祯帝虽然深为不满，然而他却忍住袁崇焕的跋扈，巴巴地等待着袁崇焕“五年复辽”的那个庄严承诺。然而，皇太极不按设想的剧本走，突然改变打法，不再从辽东进攻，崇祯二年（1629）六月十八日，己巳之变发生：皇太极绕过关锦防线，突破长城防线，从喜峰口入寇，直袭京城。崇祯帝一怒之下，将袁崇焕凌迟泄愤。

从爱到恨，转变得如此之快，崇祯为什么忽然如此痛恨袁崇焕？

那自然是他觉得自己受了欺骗，智商受到了侮辱。一年前，袁崇焕让他做起了“五年复辽”的美梦，一年后他醒悟到袁崇焕的战略不管用，一直小瞧的后金已经强大到让貌似强大的大明难以匹敌，能够置京师于危险中，所谓的五年复辽不过是戏人而已。一想到袁崇焕以五年复辽为名从自己手里榨取的那么多资源，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就天下大势及军事战略而言，崇祯帝明显弱智，对明清对峙的强弱胜负之机没有成熟认识，缺乏战略定力及耐性。所以崇祯帝一开局就被袁崇焕的大话迷惑，以至于先对他捧得太高，后来又踩得太死。

其实，早在天启年间，袁崇焕就吹嘘过自己的平辽方略，声称“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没想到天启帝却少年老成，立即申斥他别说大话，要踏踏实实地干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与天启相比，年轻的崇祯帝不明时势，不懂军事战略，任命袁崇焕督师辽东，全权托负，就认为万事大吉，足以对付满洲了。所以最初，崇祯对袁崇焕言听计从，任其坐大，不管是要钱要粮，还是斩杀毛文龙，都顺其心意，可谓“爱之深”；后来则将一切过错推到他的头上，可谓“恨之切”。这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所谓“爱之深”则“恨之切”，希望越高，失望越大，正因为崇祯对于袁崇焕寄予了过高的希望，不惜透支财政，幻想着五年平辽，所以在遇到当头一棒，敌军杀到北京后，就杀了他泄愤。

三袁崇焕到底冤不冤

袁崇焕到底冤不冤？站在自己的立场，袁崇焕肯定觉得很冤。《明史》记载：“盖崇焕自任复辽，殚精拮据；甫及期年，锦宁一带，壁垒改观。正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袁崇焕自从宁远一战胜了努尔哈赤，就骄傲地认为自己掌握了“凭坚城，用大炮”的致胜秘诀，幻想着用修城放炮的方式一路凯歌地收复全辽。此外，他还料到了“蓟门单弱”，预先请皇帝设法预防（“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

然而，从崇祯的角度则觉得袁崇焕死的并不冤。不懂军事战略的崇祯将袁崇焕倚为在前线对付后金的主力，然而在袁崇焕的布置之下，崇祯自己却从最安全大后方变成了对抗后金的危险前线。在崇祯的军事战略里，找个人收拾残局对付后金就万事大吉。结果这人吹得挺大，一上来先要走了一堆资源，又干掉了帮明朝撑了八年的毛总兵，脑袋进水了不成？越权妄为也就罢了，当了督师，取消巡抚，辽东你说了算，将辽东打造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杀掉毛文龙，根本做不到五年平辽，京城反而成了对敌作战的前线，不办你办谁？

袁崇焕以为自己提醒了“蓟门单弱”，就算对皇太极的入侵尽了责任。却不想想皇太极若全力绕道入侵，崇祯哪有对付他的本事？国家将财力大都花在了袁崇焕的关宁军之上，倚为干城，“五年复辽”的最高目标做不到，竟然连将满洲八旗挡在关外，让京师高枕无忧的底线也指望不上？消耗国家大部分财力打造的主力部队关宁军都不能在关外挡住皇太极，关内“宿重兵”即使又岂能挡住皇太极的入侵？

袁崇焕可不觉得国家花了这么多资源，自己就应该在关外挡住满洲八旗的主力，也不觉得自己有纵敌入侵的死罪。客观原因是他根本没有这本事，他的本事就是“凭坚城，用大炮”，守住城用大炮将皇大极轰走。谁想到皇太极忽然换了打法？至于主观上，袁崇焕可能觉得自己靠“五年复辽”的牛皮能获得如此多的资源，这是“凭本事挣的”，说不定自己可以继续通过牛皮忽悠下去。何况手里已经拥有了一支几乎属于自己私兵的关宁军，皇帝岂敢轻易动自己？不幸的是，当年的毛文龙也是这样想的，他也觉得手握重兵，对国家还有重要作用的情况下袁崇焕岂敢动自己？不过在袁崇焕眼里，毛文龙并没那么重要；恰好在崇祯眼里，也没觉袁崇焕缺他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在杀毛文龙之前还进行了最后的挽回，他给毛文龙发了军饷，然后问其愿不愿交出权力回西湖老家；崇祯在杀袁崇焕之前也进行了最后的挽回，他给袁崇焕披上了自己的大衣表扬忠心，想看看其愿不愿意拼命退敌。毛文龙当时表示自己不愿交出权力，又威胁说除了自己谁都指挥不了他手下的军队；而袁崇焕的回答是先吹嘘敌人的强大，再表示自己的军队要进城休息，被拒绝后又不服地声称“那我自己进城”。这样的回答都注定了他们的死期。在袁崇焕看来，毛文龙这是拥兵自重，抗拒指挥；在崇祯看来，袁崇焕这是养寇自重，图谋不轨。（明朝规定边防军未经皇帝允许，不得驻扎北京城下，否则形同造反，但袁崇焕却不经请示，自行兵驻南城，还坚持要兵马入城休息。）

四崇祯做得对不对

袁崇焕和毛文龙一样，都过分看重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不按规则行事，老以为国家缺了自己不行，对领导的地位造成威胁，结果触动了上级的杀机。所以，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不懂政治却又洋洋自得的毛袁死的都不冤。然而，从领导的角度来说，两个人死得又都冤。毛、袁二人固非合格的部下，袁、崇二人也非部下合格的领导。

事实证明，处决毛文龙是袁崇焕人生的一大败笔。在袁崇焕的计划中，恢复辽东还是以山海关-宁远一线为主战场，辽东沿海地区显然不在他的战略规划中，根本无须对仅起牵制作用的毛文龙大动干戈。何况毛文龙虽然无赖，他在敌人后方的存在确实起到蚊子般的袭扰作用。他死后，辽东沿海的毛文龙旧部也陷入混乱，纷纷降清，尤其是孔有德等三个汉奸，降清后为敌人贡献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原先都是山东的矿工，觉得挣钱没够，就改行当了海盗，后来转正成了毛文龙的部将。事实证明，这三个人只有毛文龙能镇住，因为两年后，他们就都反了。

而崇祯对袁崇焕的处置，显然也有失偏颇。这一方面或许也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崇祯皇帝虽有有心整顿国家，但积重难返，加之性格多疑猜忌、刚愎自用，最终适得其反，无力回天。他前期对袁崇焕的放纵，激化了明军内部矛盾，削弱了明军的防御力量；后期对崇焕的处死，又削弱了明军实力，少了一员能干的将才。这显然是崇祯帝不识天时，既缺乏大局意识，又缺乏驭将之才所致。

袁崇焕的悲剧与他能力不够，在不合适的时间坐到不合适的位置上去有关，崇祯悲剧何尝不同样如此？在那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袁崇焕不善于同武将搞好个人关系（如与满桂等人），崇祯也是如此。崇祯不明白，就明末乱局而言，任何一位统帅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缺乏战略眼光的崇祯总是崇祯幻想一蹴而就地解决问题，充满了赌徒式的心理，所以他一直是喜怒无常，对所提拔的将领总是幻想着他们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爱则则欲之仙，恨则欲之死，稍一喜欢就破格提拔，稍不如意就大张挞伐。

之后的崇祯帝，一直没改变这一毛病，忽左忽右，缺乏战略定力，总幻想着依靠提拔一位将领一举解决所有问题。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崇祯所重用的心腹都有类似的特点。袁崇焕幻想与清兵讲和，杀掉不听话的毛文龙；杨嗣昌幻想与清兵讲和，牺牲不听话的卢象升；陈新甲幻想集中兵力，一举消灭清军，毁掉了洪承畴；崇祯幻想集中兵力，一举消灭李自成，战死了孙传庭。清军一打来，崇祯方寸大乱，把即将消灭农民军的部队都调来赴援，使农民军死灰复燃；农民军一兴起，又赶紧调边防军镇压，与清军搞和谈。天气大旱，饥民四起，造反如火如荼，杨嗣昌还不顾民生，加饷练兵，想一举消灭农民军，逼得更多农民造反。外有后金骑兵不断袭扰，内有烽烟遍地农民起义，而大明王朝还在不断折腾中消耗着那最后一点有生力量，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