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元曲兴盛的背后：汉人士子无奈之下的另谋生路

“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于词曲发之”。成为唐宋标榜取士的科举制在元走入寒冬，汉人士子难在政治上施展抱负，并逐步被边缘化，士人不得不另寻类谋生之法，进行通俗化文学创作，而元曲的兴盛也成了必然。

元朝建立，汉人士子的严冬

1.南宋灭亡，汉人入仕无门

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大败，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十万军民同跳海殉国，谱写了中华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一幕。赵宋王朝陨落，历史进入了蒙元时期。如果不是元朝由少数民族建立，这不过是中华历史上最寻常的王朝迭代。

最大的变革不是改朝换代，而是蒙汉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几乎在走一条反汉化的历史倒退线路。

赵宋开国“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几乎是贯穿两宋发展的主路，南宋灭亡后，留下大批受过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而元朝马上得天下，传统与汉大不相同，对于庞大的政治官僚系统也不擅长，为了保障民族的纯粹，自然要对汉人大加排斥，多次停开科举，即便实行科举时也一直贯彻着承荫制。

元朝选官重“根脚”，即出身，各级官吏选拔“其长者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纵观中国古代若干王朝，元代的汉人士子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入仕无门，即便进去了，地位也远低于宋。清代徐乾学于《资治通鉴后编》记载：“蒙古旧法，九儒十丐”，便可见一斑。

当时汉士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是补吏，古代官和吏不同，前者撄朱夺紫，后者只能做一些脏事累事，升迁极慢，元有明确规定：“吏员出身者，秩止四品”（最高也只能到四品），古代社会一向鄙薄文人为吏，如宋时“尚文贵儒而贱吏”，这就导致很大一部分士人不愿，如“东平士夫李谦闻之，不欲吏，辞去。”

第二条出路是教官，有元一代教育发达，历史学家周祖谟考，元初有三十多名儒学教授来自前宋。这些官聘教授俸禄由国家下发，元私塾也很发达，学生都会上交“束修”，因而，成为了士人谋生路的另一选择。

这是唯二的汉士人想在政治上大展拳脚的路径，但都地位低下、升迁极难、薪资微薄，想出头几乎不可能，严重打击了士人抱负的积极。

渐渐形成了大规模的隐士阶层，“元之隐士多矣”（《元史》），他们不仅数量大，且整个文人阶级都有隐士倾向，当通过政治上的归附而实现人生价值已不能不再后，他们必须将眼光转移到另一种生存生活方式。

2.文人和戏曲的结合

以大都为中心，元朝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去万里之外，像去隔壁转转）。“四等人”的种族等级歧视制度，虽让政治发展畸形，却给色目商人极大的特权便利，“每一交易，动辄千万”，城市经济发展空前繁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城镇经济繁，民族融合交流，勾栏瓦肆兴起，娱乐需要随之产生，在宋的理论文学已发展到僵硬，有下沉趋势，通俗文化势不可挡，而戏曲随着前代的酝酿也渐入成熟，社会对杂剧无比宽容，认为其可“厚人伦，美风化”，这一切都为元曲的兴盛产生了条件。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士人地位下沉，他们混迹勾栏，仕途上施展无能，转向各个层面寻求新的谋生方式，政治的压迫，对现实的不满，心中愤懑的积郁急于寻求新的宣泄口。

于是便形成了文人和戏曲的紧密结合，一方面文人为戏曲添加了张力，推动了杂剧戏曲的兴盛，另一方面戏曲是文人借以批判现实、达愤懑的温床。王国维评价说：“盖元剧之作者，非有藏之名山，以意兴之所至为之。”（写元杂剧的大家，不是为了流传千古，而是兴意到了便写）

文人和戏曲的结合也使得他们更加深入底层民众，关汉卿就曾亲自上台演戏：“躬践排场，面傅粉墨”，《录鬼簿》称其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贴近百姓，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元曲中所反应的社会现状

元曲是一种新的戏曲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又以杂剧成就最高，故元曲常专指元杂剧。元朝国祚不过百年，有学者言其是“长期黑暗的统治”，这样一个时代传世的作品数量却有四千余部。

元朝创作家很少有歌颂太平的作品，这也是较之前之后所不一样的，这“一代文学”下里巴人，呼唤正义，痛恨罪恶，褒忠斥奸，文风辛辣。

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中直言“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不伏老》中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惺惺道人乔吉也称“我不是琉璃井底鸣蛙,我是个花柳营中惯战马。”

邓绍基先生总结：“元前期杂剧种积累的是种精神，敢怒、敢骂、敢于无视封建纲常。”

元杂剧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身上必然带着相应的时代特征，史学家总结元曲类型，有三种：入世戏、避世戏、玩世戏。而以后两种占比更多。

这自然跟时代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气概自来诗酒客，风流平昔富豪家”，生于富贵汉地门户，“夙兴夜寐尊师行，动止浑绝浮浪名，身潜诗礼且陶情”。习六艺懂礼仪，接受正统儒家教育，年轻时热心求取功名，“写诗曾献上龙楼”，向太子孛儿只斤·真金献诗，但由于太子的去世，“二十年漂泊生涯”，被贬离京，致年华逝去。

满身才华空抱负，无处用，他不再醉心于儒家文学上，转而专事戏曲创作，现存散曲杂剧一半都是避世归隐之作，其组曲《四块玉·叹世》中言：“争名利，夺富贵，都是痴”，“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这一切都建立在入世幻想破灭后的无可奈何之上。

元杂剧奠基人，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出身医户，做过太医院尹，一生创作丰富，其作品直指时代的黑暗，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杨维祯评价他：“其于声文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

如此高才博学却并不得志。其代作品《窦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触及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书中弱女子窦娥被冤“药公公”，之前许愿“天降三尺瑞雪遮尸身”，描绘了官场吏治黑暗，冤狱层出不穷，无独有偶，在《鲁斋郎》中也描写了了强权夺人妻，而无处伸冤的公案。

关汉卿还创作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剧，他有一种歌颂英雄，企图在黑暗喘不过气的现实中渴求英雄人物救赎苍生的倾向。以《单刀会》成就最高，描述关羽单刀赴鲁肃所设宴会全身而返的故事。

“我是三国英雄汉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强中更有强中手，面对雄敌胆更豪”，塑造出一位愿为蜀汉抛头颅洒热血一往无前的英雄形象，借历史题材融合现实，达自己对英雄重现的。

同为四大家的郑光祖“为人方直”，补吏入仕，难为官场相容，仕途失意。《王粲登楼》中写下“我这里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叹酸嘶，越搅得我这一片乡心碎”，这是他沉抑下僚、壮志难酬的真实感情剖析，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中文人漂泊终不得志的泣血共鸣。

他的剧目主要以男女爱情为主，代其巅峰的作品是《倩女离魂》，刻画了一个追求婚姻自由、勇于打破封建礼制禁锢的女形象。描写倩女魂魄离身，追随秀才王文举共赴京城的故事，“我本真情，非为相谑，已主定心猿意马”，王国维评价“后人无能为役”。

白朴出生于官宦家庭，其家与元好问家族为世交，幼年遭逢金元战乱，母子相失，几经寓多。之后虽然治学诗赋，在心中却对蒙元统治充满厌恶，常怀山川错乱之叹，“余独见川流血，叹昔时歌舞岳阳楼，繁华歇”，于是放弃了入宦逐利，以亡国遗民自适。

其代作品《梧桐雨》描述唐明皇缢杨贵妃后的凄楚思念，“见芙蓉怀媚脸，遇杨柳忆纤腰”，“好梦将成还惊觉，半襟情泪湿鲛绡”，在秋叶梧桐雨的凄清里，明皇的心更荒凉愁苦，“雨和人紧厮熬”，之所以能成为“千古绝品”，在于它融入了白朴对战乱的亲身经历，塑造明皇贪享乐坏江山的形象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

结束语

元代选拔官吏重“根脚”出身，几次停开科举，又有严格民族等级歧视政策，几乎断绝了汉人士子的入仕之途。同时，元经济繁华，文化氛围宽容，这就在元一代形成了庞大的“在野”士人群体，他们向下融于民众，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另谋出路，逐渐和戏剧结合，终于塑造了中华文学史上的另一奇珍——元曲。

参考文献：

《元朝用人政策下文人生存状况及俗文学的发展》

《元杂剧文化研究》

《元代族群涵论与戏曲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