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里,常年摆设着一件叫“宜侯夨簋”的青铜重器。这件宜侯夨簋,于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后藏于国家博物馆。镇江博物馆有个“古吴神韵:吴文化青铜器精品展”,其中也陈列了宜侯夨簋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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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里,常年摆设着一件叫“宜侯夨簋”的青铜重器。这件宜侯夨簋,于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后藏于国家博物馆。镇江博物馆有个“古吴神韵:吴文化青铜器精品展”,其中也陈列了宜侯夨簋的复制品。这件宜侯夨簋尽管在众多青铜器中似乎不太起眼,但实际上意义非常巨大,因为它很可能证明了吴国的分封。
太史公在《史记·世家》中,以《吴太伯世家》为第一,尚在齐太公、鲁周公、燕召公之前。吴国作为春秋后期昙花一现的霸主,为何能享此殊荣?
在《周本纪》《吴太伯世家》里,详细记录了吴国建国的故事。他们的始祖是周太王的儿子太伯(大伯、泰伯)、仲雍(虞仲),两兄弟为了避位于弟弟季历、侄子昌,南奔到荆蛮地区建立吴国。太伯无子,传位于仲雍,吴国就是仲雍之后;季历即位后,子昌后来就是周文王。到周武王灭商后,正式册封仲雍的曾孙周章为诸侯。这样一来,齐、鲁、燕等诸侯始祖一比全部是晚辈了。而且,这样的说法不会太晚,至少在春秋就定型了。
宜侯夨簋
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在《左传》至少被提过三次。第一次是晋国大夫士蔿说“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认为太子申生应像吴太伯这样逃走才不祸及自身;第二次是虞国大夫宫之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点明太伯和虞仲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太伯因为不从才没即位;第三次是孔子弟子子贡说“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称太伯建国时传播周礼,到仲雍时即断发纹身遵从蛮俗。
此外,孔子本人对太伯让国也盛赞,称“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
其他证据也支持吴王是周天子的亲戚。比如,春秋中期吴王寿梦去世,牌位进入了周庙,表示是姬姓宗族;吴国宗女孟姬嫁给鲁昭公做夫人,因为吴、鲁触犯同姓不婚的禁忌,所以鲁国史《春秋》改成“孟子”为避讳,出土青铜器也能证明吴国姬姓;最明显就是周天子称其他同姓诸侯都为“叔父”,而在《国语·吴语》里,却称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些都表明,至晚在春秋时期,吴国被认为是确凿无疑的太伯仲雍之后、姬姓诸侯。
但是,这看似确凿无疑的证据,却从古至今都有人质疑,分歧焦点在于奔吴原因和地望。
太伯像
对于太伯让贤说,其实在孔子之前,还不是很明显;根据士蔿的语气,甚至有点被逼迫。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就指出:“大王何以预知其有圣孙,而大伯又将让之于谁乎?”周文王当时还是小孩子,谁知道他未来的贤能呢?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一部《穆天子传》,说太王亶父“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看来吴国似乎又是被封的。近人徐中舒、顾颉刚亦持此主张,认为太王封太伯于吴国,正是“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的开始。
对于奔吴的地望,古文献一致主张就是春秋吴国,最早立国在今江苏无锡一带。不过近现代许多学者倒是表示质疑,不管是让位还是分封,有必要跑这么远吗?所以就有了多种意见,钱穆、童书业、杨宽等,从“吴”“虞”二字通用出发,认为太伯南奔到今山西平陆一带的虞国;田昌五、尹盛平等,又从“吴”“夨”通用出发,认为是今陕西宝鸡一带的夨国;董楚平、任伟等,则根据宁镇一带的西周考古发现,认为是今江苏镇江一带的宜国。
宜国又是什么呢?这就要回到宜侯夨簋了。
宜侯夨簋铭文
宜侯夨簋的铭文,经过郭沫若、唐兰等考释,大意是说,周康王在查阅武王伐商、成王伐东夷的地图后,认为要搞好对东方的统治,就将虞侯夨转封到了宜。作为分封的内容,宜侯夨得到了一系列人口、土地、器物。宜侯夨为了感谢王恩,并且纪念其父亲丁,所以制造了这个青铜器。
众多学者倾向认为,这件青铜器证明了吴国受封的历史:原来吴国是周康王时期,才从北方的虞国转封到江南的嘛!顾颉刚先生就认为“疑吴始立国于江汉,其后迁于鄱阳湖滨,最后乃迁至无锡、苏州也”,高强则把夨、虞、吴串联起来,认为“太伯、仲雍为了周族利益,也为了自身安全避往宝鸡吴山”“武王克商后封太伯之后于‘河东之虞’,成康时又封太伯后裔于苏南”。这种迁徙说似乎容易让人接受,而且也符合周族扩张的情况。
然而仍有不少学者表示质疑,宜侯夨簋是否真是吴器。比如郭沫若就认为宜国是被吴国灭亡的邻国;陈梦家释“虞”为“虔”,曹锦炎释“虞”为“虎”,均切断了宜侯夨簋与“虞”的关系。黄盛璋则比较宜侯夨簋与墓葬其他青铜器,认为其他明显偏向更晚土著风格,所以认为宜侯夨簋是后来才带进墓葬的。李伯谦认为:“吴文化的主要内涵还是应由当地某种新石器文化、早期青铜文化发展演变而成。”总之,宜侯夨簋似与吴地主流青铜文化无关。
太伯仲雍画像
如果这段证据链条不能建立,这就容易指向另一个问题:吴国到底是真正的太伯后裔,还是只是冒认的太伯后裔?
历史学者王明珂以西方后现代族群理论分析。他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江南与中原的往来频繁是潮流,所以宜侯夨簋不能证明周人移民,宜侯夨簋出土的烟墩山,也是比较典型的江南土墩墓;这件青铜器被土著吴人获得后,获得商周的文化价值与集体记忆。在春秋中期吴国壮大后,急于需要华夏认同,寻找华夏祖源;而华夏国家为了联吴抗楚,也倾向把失落的太伯奔吴传说移植给吴国。实际上,太伯奔吴只可能到夨。
总之,围绕宜侯夨簋尚有诸多争议,因为证据不足的缘故,故我们仍不能下定论,太伯仲雍究竟奔向何处?吴国究竟是否他们后人?但毫无疑问,到春秋中后期的时候,不管是中原还是吴人,都把太伯奔吴作为吴国建国了,反映的正是华夏民族的发展与中国疆域的扩大。所以不妨跳出这两个西周史实问题,而从春秋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正是顾颉刚先生主张的“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参考文献:
高强:《浅议“太伯奔吴”》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周宝宏:《西周青铜重器铭文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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