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南宋时期，欧洲游历者眼中的江南是什么样的？

历史思考：南宋时期，欧洲游历者眼中的江南是什么样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在古代，船是泛舟湖上必备的交通工具，而江南地区用于游赏的船自然与运输用的船不同，对游船的华丽布置更体现出江南百姓懂得享乐的社会心态。

鄂多立克的船舶描写

鄂多立克在游历扬州城和明州城时就对湖泊中的船舶描写得十分细致并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这里的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都要好，船身用石灰涂刷得雪白，船内的设施也是一应俱全，不仅有厅室还有旅舍，既实用又美观大方，这样精细的船是鄂多立克从未见过的，所以他认为这简直难以置信。

通过他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些船舶不仅是作为运输的交通工具，而且开始承担游赏湖景的功用，充分显示了江南居民的智慧与懂得享受的生活习性。鄂多立克来自威尼斯，与水相生使得这座古老的城市因水的柔情而充满浪漫的气息，威尼斯的别致风情和水息息相关。威尼斯人对水的依恋表现在方方面面，而对船的专情是威尼斯人“恋水”最重要的证据。

船，是威尼斯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也从侧面说明为何鄂多立克、马可·波罗都十分着意关注江南的水、江南的船。说到江南的湖，必然会联想到杭州西湖。自古以来便有文人墨客对杭州西湖美景无尽的赞美和对西湖游玩的详细记录。

在宋代南方有流行“船宴”的说法，《成淳临安志》中就有对西湖上著名的大游船“一千斛”的记载，可容纳百余人，并且做工精良、设施齐全，行驶过程中也十分平稳。

南宋时周密《西湖游赏》中也写道了气派的金镶楠木龙舟游船的盛况。这些游船乘载着当时的富商权臣在西湖中游赏玩乐，尽显奢靡之风。而在《马可·波罗行纪》中亦有与之相似的图景描绘。书中写道在西湖之上有众多大小不一、专门用于游乐的船舶停靠，每艘船可以容纳十到二十人，适合亲朋好友共游。

另外还特别写道游船上的“操舟者”，游历路线可以根据游客的想法进行变更。对于画舫内饰，马可·波罗也有具体描绘，其中悬挂着各种名画，船上的窗户也可以随意开关，以方便游览者能够从各个方位欣赏到风景。

在一艘游船之上便可尽览城市中宫殿、花园、寺庙等全景。这样悠然自得的游船赏景之事常有，可见杭州不仅华丽富庶而且充满浪漫情调，社交活动也是丰富多姿，无不体现当时江南人生活的安逸与富足，更加深了欧洲人对遥远东方世界的向往与渴慕之情。

综上，江南湖泊以多重面向展示在欧洲游历者眼前，泛舟湖上的别样浪漫、沿湖捕鱼的安乐盛景不同于游览其他城市，江南地区和谐富足的生活风貌为湖泊景观注入世俗气息。自然风光因人的活动而大放异彩，江南的景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着的，这也是欧洲游历者驻足留恋于此地、着墨书写此地的重要原因。

被游历者反复言说的万桥之地

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独特的人文景观，桥梁在江南地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出行还是日常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桥，而在欧洲行旅记游文本中，“桥”也成为被反复言说的江南标志性意象，而关于桥最多的表述就是关于其数量的多少。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更多承载的是欧洲游历者对江南地区的想象与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欧洲与中国文化内部的交流与互动。

马可·波罗来自世界著名水城威尼斯，从小与河流水道打交道，让他对湖泊、桥梁有着特殊的感情。桥梁将被水道隔开的陆地、建筑连接起来，让整座城市不再是上百座孤零零的岛屿，而成为一座充满浪漫气息的都市。

马可·波罗途经苏州城、行在城等地都留下了关于桥梁的种种表述。他写道苏州城有六千多座桥，并且都是用石头建造而成，桥梁的高度很高、宽度也大，桥下可以允许两艘船并行通过，足以见桥梁之气派壮观。

马可·波罗游历行在城时，更是对桥梁建筑大加赞赏，称城中有一万两千座石桥，而之所以桥多是行在城四周有水围绕，桥的主要用途是为了连接交通往来。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桥的高度和坡度适宜更加方便了车马、大船的通行。

同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没有这些数量众多的桥是很难到各个地方的。以上一系列的描述都是在印证着桥在江南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这里所提到的“一万两千座桥”值得反复推敲。

这里的“万”是指最大的数字，是一种泛指，就像“万里长城”、“万寿无疆”等等，只是为了说明数量之多，并不是指确实有万数多的桥。

在马可·波罗之后，另一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也记载行在城有一万二千座桥，一部在欧洲流传颇广的游记体文学著作《曼德维尔游记》也说到行在城有一万两千多座桥，而元朝末年来访的教皇使节马黎诺里则记载行在有一万座雅致的石桥。

不论是一万还是一万两千，都是对行在城桥梁众多的一种夸张的表达，但《咸淳临安志》《南宋古迹考》等有关文献记载，仍然可以证实杭州确实是一个多桥的城市。现如今，已难见到“东西南北步步桥”的华丽景象，我们只能凭借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等欧洲游历者在行旅记游文本中的描述以及古籍的记载，遥想当年美好的江南万桥景象。

总结来看，之所以“桥”这一江南意象在行旅记游文本中被反复言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江南的桥梁建筑引起了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人的情感共鸣，他们来自多水多桥的城市，对水有天然的亲切感。

巧合的是，江南也具有相似的特性，故而在游历东方时亲眼见到异国中熟悉的景物，难免着重关注和书写，将流露的熟悉感以文字的形式传播给行旅记游文本的欧洲阅读者，更强烈的共情在欧洲与中国江南地区之间连接起来。

江南地区以水闻名，秀丽的自然风光带给欧洲游历者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共鸣。江南城市风貌具有多重面向，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遥相辉映共建“人间天堂”，欧洲游历者用浓重的笔墨描写所见所思所想，不同的身份赋予他们在游历中不同的观察视角，人文景观带给他们强烈的视觉冲击，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尽相同的城市景观属实让游历者惊艳。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商贾云集，众多游历者在途经江南时切身感受了江南城市的物质充裕、经济繁荣的景象，这也成为描绘江南风貌的典型人文意象，江南地区的图景正逐步清晰和完善。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普泛化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谚语，早在北宋时已初具雏形。它最早源自北宋首都汴京的一句俗语，叫作“苏杭百事繁度，地上天宫。”意在形容苏、杭两地繁华富庶，犹如人间天堂。这说明，自中唐以后经过吴越国和北宋时期的发展，杭州已从一个江干小州，一跃成为东南大郡，宋神宗称之为“东南第一州”。

两宋之际，宋人曹勋曾向高宗透露金人对江南的说法“上界有天堂，下界有苏杭”(见《松隐集》)。宋室南渡后，杭州成了一国之都，都市人口激增，经济日趋繁华，原来的俗语演变成“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民谚，开始流传。

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也有载录，可谓后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原版”。元军占领临安时，可以说是不动干戈、和平“解放”了临安，繁华富庶的杭州未遭战火兵燹的破坏，继续保持了南宋时的繁盛局面。

当时众多描绘杭州西湖风光、市民生活的杂剧散曲作品中，对杭州都倍加赞誉，原来的“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开始演变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骆驼刺者的《话说“天堂”》一文所提及的元初奥敦周卿的散曲“蟾宫曲”所记即为一例。这说明，此谚语在当时已家喻户晓、广为流传，至今犹然。在明代，杭州还流传有另一类似民谚，叫做“上说天堂，下说苏杭”。郎瑛在其笔记《七修类稿》中解释说，这是因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苏、杭两地都做过郡守，因而相提并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