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周末年的私有化萌芽与财政危机

如1975年在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发掘的大批西周铜器中，其中的三件铜器(裘卫盖、五祀卫鼎、九年卫鼎)铭文中记载了类似于土地买卖与交换的情况。其中裘卫益反映了裘卫用玉璋以及鹿栽与矩伯的十三田进行交易的情况；五祀卫鼎未具体谈及裘卫的付出物品，但最后通过交易，裘卫还是成功得到了邦君厉的四田；九年卫鼎反映了裘卫用车、车饰以及帛、马等物品与矩的一块林地进行交易的情况。

实际上，还有许多其它铜器也涉及到土地交易情况，记载了格伯以良马四匹与棚生的三十田进行交易的情况，记载了在周王主持下，阉比与几位贵族进行邑里交换的情况。也涉及到两枚比与枚卫牧之间发生土地所有权纠纷，两枚比将枚卫牧上告到了周王那里，后由周王派人出面调解，枚卫牧被迫将所占土地的一部分归还给了两枚比。

虽然学界对于此数器的铭文内容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但不管是交换还是买卖抑或是租佃，也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它们至少表明当时社会上己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私有化的苗头。

就目前所发现的青铜器而言，大多数器的铸造时代以西周中晚期居多，这很可能与西周中晚期社会上私有观念的逐渐盛行有关。西周铜器铭文大多记载了器物主人所得封赏的情况，且往往于末尾落款有“对扬王休”、“用作宝器”、“祈句福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惯用语词。

从铭文内容可以看出铸器者的目的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封赏者的“感恩”，对功绩的记述，以及对祖先的祭祀等。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从中窥探到另一个重要信息：这些器物主人铸造青铜器，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以“不朽”的青铜器书面文字的形式将自己的“私有”财产记录下来，也就是将其保护起来，“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从而真正实现“子子孙孙永宝用”的目的。

此外，《诗经》中也有不少篇章反映了西周末年贫富分化的情况。如《诗经·雅·节南山》篇讽刺太师尹氏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竭力为自己谋取利益和聚敛财富，而丝毫不顾及自己的职责所在和百姓的死活；《诗经·小雅·都人士》篇里被称为“都人士”的这个人就显得很富有，以至于成为“行归于周，万民所望”的人物；《诗经·小雅·正月》篇描写了一位失意的没落贵族对当时政治黑暗、贫富对立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等社会现状的愤慨；《诗经·小雅·何人斯》篇反映了西周末年本来关系很好的贵族之间，因为争夺土地而引发了更大的利益冲突，进而反目成仇的社会现实。

西周中晚期以来，贵族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己经变得愈演愈烈，这种体制性腐败和内耗极大地削弱了西周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给了外族入侵以可乘之机，进一步加速了西周王朝的覆亡。

朱凤翰先生曾就西周贵族家族势力的发展对西周王朝的危害，作过如下比较深刻的评析：“自西周中期晚叶始，贵族家族势力发展到一带程度后，相互间为争夺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和纠纷，不仅使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开始瓦解，而且世族私家势力的发展亦使王朝利益受到威胁。

厉王奔鼠事件是王朝与贵族间矛盾一度趋于激化的表现。西周晚期末叶，王权在贵族集团中的影响进一步下降，世家大族不惜损害王朝利益以保全自家实力，是促使西周王朝崩溃的重要内因。”朱先生此论甚高。

不仅贵族之间存在着财产纠葛，周王室与贵族之间也存在着更大的利益分配矛盾。李峰先生认为:“王室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这些地区，他们在王室中心拥有居宅，但同时居住在那些遍布于渭河平原上的宗族地产之上。贵族的地产与周王专门派人管理的王室财产毗邻或交织在一起。”李先生的这一认识很有见地，对我们理解西周晚期王室所面临的财政危机颇具启发意义。

西周晚期，周人与周边非华夏族群的战事有增无减，王室处境愈加被动，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郭沫若先生指出:“到了周厉王的时候，这些矛盾逐渐汇合起来，周朝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一方面，周边非华夏族群对周王朝的包围和威胁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周王室对内部的控制力也已大不如以前，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正在发生新的分化与组合，一批新兴社会势力正在慢慢崛起，他们对周王室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压力。更为尴尬的事实是王室所能控制的土地和财富日趋减少，收入也大大减少，而支出却大大增加。

长年的战争已使周王室疲惫不堪，而制度与礼仪等方面的分封与赏赐却仍需实施。李峰先生将周王对贵族的赏赐称之为以“恩惠换忠诚”原则，并认为“地产为周王和贵族官员之间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经济纽带”。周王室所执行的这种以“恩惠换忠诚”政治原则是存在很大局限性的，它会使周王室日益陷入被动局面。

李峰先生随后对这一局限性作了如下细致解析:“周王赏赐给官员的土地越多，他继续这么做的可能性就会越小。当时的历史情形是，东部广阔的土地已经分封殆尽，众多的地方封国广布各处。”这一解析揭示了周王室与关陇贵族之间经济矛盾的根源，极富真知灼见，足资我们参考利用。

周厉王时期，王室己经处于内外交困局面中，解决王室财政危机和消饵迫在眉睫的外族入侵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两项任务互为因果关系且互生悖论，唯有具备了充足的财政来源保障，周王室才能更好地组织御敌作战；而频繁的外族入侵，又使周王室进一步深陷财政危机之中。

《氰篡》被学界公认为是周厉王所作，从“亡康昼夜，经雍先王”语句可知，周厉王还是很勤政的，他颇欲有所作为，以改变王室窘境。周厉王重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积极地为王室聚敛财富，同时又使卫巫监谤，坚决镇压反对者。这在一定意义上可算是周厉王企图加强王室集权，缓解财政压力的措施和手段。只是周厉王太过急于求成，终至激怒了既得利益者，宗周地区迅即爆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的“改革”伟业无奈中途夭折。

虽然周厉王因为推行“专利”举措而被逐出了王袭地区，但外族入侵并没有减弱，贵族们仍在继续进行利益争夺和财产分割，周王室财政收支不平衡，日常用度入不敷出的窘迫局面日甚一日。

随后即位的周宣王虽然有过短期的“中兴”辉煌局面，但王室财政危机仍然是他不得不正视的严峻问题，周宣王迫于形势也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为王室“敛财”。据《毛公鼎》铭文记述可知，周宣王对之前的“国人暴动”仍然心有余悸，告诫以毛公为代表的大贵族要汲取历史教训，恪尽职守，振作有为。

但受现实财政压力的驱使，宣王还是得委派毛公以征收大小各种名目赋税的重任，这就是《毛公鼎》铭文中所记述“庶出人事于外，敷命敷政，艺小大楚赋。”《兮甲盘》铭文先是记载了兮甲受周宣王命率军征伐狱貌大获全胜的事迹，随后又记载兮甲再次被周宣王委以重任，赴成周及其周边诸邦以至南淮夷区域征收赋役的情况。

从铭文内容可以看出，周宣王时期王室对淮夷控制得极为严厉，对其剥削和搜刮程度也甚为严重。淮夷不仅要向周王室进贡布帛、粮食、柴草等物资，还要承担力役之征和关市之征。虽然周宣王加强对淮夷的赋役征收带有缓和王室财政危机的作用和性质，但这种过度的搜刮无异于竭泽而渔，必然激起淮夷的反叛，于是财政危机的问题非但没有解除，反倒激发了愈演愈烈的外族入侵，西周王室也因之进一步深陷内忧外患危局之中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