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欲之蔽，以复其性”，略论程朱理学与南宋官学教育的联系

南宋许多理学家都有教育的实践,并非没有机会在官学中推行理学。因此很难仅仅从政治因素的角度，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解释为：理学没有机会利用官学作为传播基地。

实际上，正是因为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理学家对当时教育的有了深切的了解，对理学强调“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才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一、程朱理学结合官学，理学书院相辅相成

从理学及书院的发展过程看，在北宋时期，处于形成初期的理学与书院仅有初步的结合。而到南宋时期，理学与书院形成了密切结合，出现了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局面。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教育史上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由于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既得利益集团对道学多有限制，为传播自己的思想，理学家们只能利用私立书院，借书院作为讲学之所。

朱熹及其弟子在理学被视为伪学而遭禁罢之后，以书院为阵地传播理学的原因时谈到，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朱熹及其弟子“不可能利用官学的阵地来传播学术,只能自创书院、自立讲论以研习学问,明确学统”。

朱熹

的确，从宋代理学的发展历程看，自理学在北宋中期产生起到南宋后期，就一直处于民间私学地位，往往仅在少数士人学子之间私相授受流布，甚至还屡遭禁罢贬抑。

如程颐、朱熹，生前就曾遭罹党争、党禁之祸。朱熹在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遭到秘书郎赵彦中“别为洛学，饰怪惊愚，外假诚敬之名，内济虚伪之实”的攻击，在淳熙末年更遭到“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其伪不可掩”的弹劾,在宋元党禁中被目为“伪党”乃至“逆党”。在这种情况下,其思想学术的传播,自然难以在体制内的官学进行。

而当时书院作为一种处于体制外的，有别于官学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创建的主体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个人，在教学内容、方式的选择上有相对的自由度。它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之外,为非主流的思想学术的传播提供条件。

这样，处于私学地位的理学也只有依托书院，才有可能获得发展传播的空间。宋代理学学者以书院作为理学研究传播的基地，乃是在一定社会政治情势之下的一种不得已的被动的选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总体上看，宋代理学直到宁宗、理宗时期才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正式肯定与称颂，但在此过程中，理学也并非总是处于受禁罢、排斥的状态，甚至一度还成为孝宗、宁宗经筵进讲的内容。

如朱熹就曾在绍熙五年入侍经筵四十六日，为宁宗进讲《大学》。同时,理学学者也并非全然没有机会在官学机构中推行理学教育,因此,很难仅仅从政治因素的角度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解释为理学因没有机会利用官学阵地，而退而求其次的结果。

但为何理学却终究未能实现与官学的结合而选择了书院?理学与书院的结合并非完全是理学家基于客观情势的被动选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自觉的理性的选择。

这一选择,与理学这一思想学术形态自身的价值追求、理论特点及书院这一文化教育机构的性质、组织方式、特点有关。同时,也与理学家在长期的官学教育实践中对官学教育的认识与反思有密切联系。

南宋前中期许多理学家都有教育的实践,并非没有机会在官学中推行理学。而在长期的官学教育实践中,理学家对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有了深切的了解,对理学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有了明确的认识。因此他们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实际上正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二、理学积极实践，清朗官学教育

崇重教育是历代儒学的传统。南宋时期众多理学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关注教育,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教学活动,努力传播理学思想学说。书院是理学家从事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南宋时期书院与理学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体化”的联系，于此可见书院与理学结合程度之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理学学者虽然没有在大范围内掌握官学机构,但他们也曾有不少与官学教育发生交涉的机会。他们或主管中央官学机构,或作为各地方官员主管过当地的教育,对下辖的官学教育机构拥有相当的控制、支配权,甚至一度在所辖的官学机构中推行过理学教育。

朱熹一生,“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但在几次出仕泉州、南康、漳州、潭州等地方官员时,朱熹对当地官学都非常关注。

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朱熹开始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直到绍兴二十七年,在此期间,朱熹针对当时县学凋零衰败,士人学子庸俗浅陋的状况,着力进行整顿。发布了《谕学者》、《谕诸职事》等一系列文告,拟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勉励学者摆脱科举奔竞、功名利禄的诱惑,确立希圣希贤、学道为己的志向。

他“职兼学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他力图在县学教育中体现理学教育的内容,希望县学教职员“无牵于章句,无滞于旧闻,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诚意于饮食起居之间,而由之以入于圣贤之域”。

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朱熹又被任命为南康知军。在任期间,朱熹对军学进行了整顿,“俾乡党父老,各推择其子弟之有志于学者,遣诣学宫”,“郡之有贤德者,礼之以为学职”,并经常亲自讲学,非常勤勉。

在给吕祖谦的信中,朱熹说到自己“四五日一到学中,为诸生诵说”。在讲学中,朱熹力图体现理学的内容:“学中略为说《大学》,近已终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论语》,诸生未到处,略为发明。”

不仅如此,朱熹还在军学中祭祀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二程等,“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学宫,以二程先生配”。此举目的,无疑在于使军学学生产生对理学的认同与向慕。

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四月朱熹出任知漳州,在一年任内,朱熹每一旬逢二日下州学,逢六日下县学,“时诸学校训诱诸生,如南康时”。他还撤换了不合格的职事,“择士之有行义、知廉耻者,使列学职,为诸生倡”。

在被选中担任学职的八人中,就有理学学者、朱熹学生陈淳、杨士训及徐寓等。很明显,朱熹此举旨在以理学对官学教育进行改造。

绍熙五年,朱熹又出任潭州知州。在短短的三个月任上,虽公务繁忙,朱熹仍十分关注州学。

据《行状》记载:“湖湘士子素知学,日伺公退,则请质所疑,先生为之讲说不倦。”

可见朱熹力图在州学中贯彻理学思想,以抽签方式选取学生讲说《大学》,并就此进行了指导点拨。

《朱子语类》载:“在潭州时,诣学升堂,以百数签抽八斋,每斋一人,出位讲《大学》一章。讲毕,教授以下请师座讲说大义。曰:‘大纲要紧,只是前面三两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诚其意’处。诚于为善,便是君子;不诚底,便是小人,更无别说。’”

陆九渊也关注并积极投身于官学教育，还曾两度与官学教育有直接联系。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秋初,陆九渊赴国子监任国子正,为国学诸生讲授《春秋》,“诸生叩请,孳孳启谕,如家居教授,感发良多。”

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陆九渊在湖广荆门军任知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中,陆九渊重建了郡学屋舍并利用空闲时间到郡学为诸生讲学,“朔望及暇日,诣学讲诲诸生”。

而陆九渊为县学撰作的几篇《记》,所强调的是如何扩充良知,格物致知,明明德于天下的理学教育的内容。

从中不难看到,理学家与教育之间并无绝对的鸿沟,相反,许多理学家都曾有过官学教育的实践,理学也曾一度在担任地方官员的理学家管辖的州县官学中，获得小范围内的、暂时的传播机会。

当然,理学在官学中的传播也是有相当大的阻力的,如朱熹在南康军学推行官学教育时,吕祖谦曾致信表示担忧,唯恐朱熹“辄升讲座,侵官渎告” 。显然在吕祖谦看来,朱熹此举很可能遭到非议。

三、官学教育腐败，理学褒善贬恶

可见，理学学者官学教育的实践，使他们对当时官学的状况有了更深入直接的了解,因此也留下了许多对当时官学教育的批评与反思。

朱熹又谈到:“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

这些,都是以“先王之道”为标准，来衡鉴当时的学校而提出的批评。

很明显,理学家看到了当时教育已是问题重重,弊端丛生。先王建学造士、明伦化俗之本意已荡然无存,官学士子汲汲于利欲,醉心于科举功名,而对于圣贤精蕴、道德本原却茫然无知。从某种程度上说,官学教育已经名存实亡,成为士人们相与嬉戏,干禄蹈利的场所。

朱熹就直言不讳地说到:“学校之官有教养之名而无教之养之之实,学者挟而相与嬉其间,其杰然者乃知以干禄蹈利为事。至于语圣贤之余旨,穷学问之本原,则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规为动息,举无以异于凡民而有甚者焉。”

可以说,官学教育已经完全腐败。

无疑,官学教育的这种面貌是与理学的教育宗旨，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的。理学教育的本质特点在于强调“为己之学”、“明道之学”,认为学者为学的目的不在于谋取外在的功利，而在于扩充先天良知,修养自身的品德,提升精神境界,发明圣贤之道。

可见，在朱熹看来,教育要培养的是能够希圣希贤、明道济民的人才,而这种教育宗旨与目标又显然是难以与官学教育相结合的。

当时的官学,就其性质与任务而言,它作为一种体制内的文化教育机构,担负着为各级官僚机构培养、输送后备人才以维护地方机器正常运转的重任,即所谓“朝廷立学建官,所以教养人才而待其用”。从教育宗旨上看,官学教育重在对学生行政能力、处理社会现实事务能力的培养,与理学教育着重品德的养成及精神境界的提升的教育宗旨差异甚大。

同时,在科举盛行、科举考试成为选士最重要的途径的宋代,官学士人往往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实现其进入各级官僚机构而为朝廷所用的目的,官学教育与科举制的结合已成为必然。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官学已经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在价值取向上为科举所主导。而当时的科举文化中,所充斥的是对利欲的追逐,将谋取功名利禄作为刺激人们读书备考、投身科举、决胜于场屋的动力。

官学教育也受到这种为追名逐利、谋取富贵而读书的观念的重度污染与腐蚀。在这种情况下,以“明道”、“为己之学”为鹄的、强调义利理欲之辨的理学，在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上自然与官学教育形成了巨大反差。

理学学者力图以理学的理念指导官学教育,改造、纠正官学教育之弊,希望官学士人能够排除对利欲的追求,有志于道。

结语

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使中国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促使各地纷纷建立书院，并且使书院与理学的教育思想有机结合。不仅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教育理论，而且甚至超越了其他学派，为南宋的统治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宋史》

《二程集》

《朱文公文集》

《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