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寻找夏朝:没有夏朝文字证据,为何确认夏朝存在?

百年寻找夏朝:没有夏朝文字证据,为何确认夏朝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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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寻找夏朝:没有夏朝文字证据,为何确认夏朝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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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不少中国学者有心反驳,但无奈缺少铁证。幸好,后来甲骨文横空出世,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否定了西方学者的部分观点,但夏朝如何证明?于是,从那时起很多学者前仆后继寻找夏朝,至今已有百年。 我们都知道,百年寻夏的过程中,我国并未找到夏朝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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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不少中国学者有心反驳,但无奈缺少铁证。幸好,后来甲骨文横空出世,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否定了西方学者的部分观点,但夏朝如何证明?于是,从那时起很多学者前仆后继寻找夏朝,至今已有百年。

我们都知道,百年寻夏的过程中,我国并未找到夏朝文字,无法提供“自证性”证据。然而,夏“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说得非常清楚,2000年时正式出台了《夏商周年表》,将夏朝君主在位时间做了一次科学判断,无疑就是肯定夏朝的存在。但既然没有找到夏朝文字,找到“自证性”证据,那么为何还确信夏朝存在?其实,虽然没有发现夏朝文字,但以史书记载与如今可以印证史书的考古证据来说,已经可以确定夏朝的存在了。

根据史书记载,夏王朝首先始于大禹治水,其次是涂山之会,再次是建都阳城,其他的还有禹征三苗、太康失国等。而史书记载的这些内容,在考古上大致体现了出来。

关于大禹治水,当时周后稷、商契、东夷皋陶与伯益都参加治水,说明洪水波及了很多地区。现代学者通过科学手段,在河南、安徽、山西考察时,发现在4000年前的确有过一场大范围的洪水泛滥,现在还留有了一些遗迹。

本世纪初,在海外发现一件周初青铜器——遂公盨,上面记载的大禹治水,以及大禹由此得到了万民的爱戴,最终被推选为“王”,与文献记载的内容基本一致。可见,大禹治水在周初比较广为人知的事迹,在商朝时必然已有流传,只是可能史料逸散或没有被殷人记录。

大禹治水之后,得到了万民的爱戴,但真正确立他统治地位的是在“涂山之会”上。根据史书记载,上古帝王确立统治地位,往往都需要召开一次诸侯大会,黄帝时就有“釜山合符之会”,这一习俗后来延续到了春秋,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主地位都是在诸侯大会上正式确立的。

问题在于,“涂山之会”在哪呢?在安徽蚌埠西郊涂山南麓的淮河东岸禹会村,考古发现了一个面积挺大的龙山文化的遗址,其中一处为面积2500多平的大型祭祀台基,分别是用灰土、黄土、白土自下而上堆筑、铺垫而成,在南面的台基中央可以看到有密密麻麻的长方形柱坑,一共有35个坑,大小相近,距离相等,处在龙山文化晚期,距今4140年和4380年。

考古专家分析认为,这个祭祀平台就是涂山之会的主会场,35个坑洞是用于插旗的,每一面旗帜代表一个诸侯。

遗址所在地的名称,即“涂山南麓”与“禹会村”,而当地又发现了这样的上古遗址,就很难不让人将之与史书上的“涂山之会”、“禹会诸侯”相联系起来。从名称上看,史书记载与现实地名非常巧合,其中难道没有一点关系?

涂山诸侯大会之后,大禹回到都城——阳城,史书记载是“禹都阳城”。那么,阳城在哪呢?上个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考古发现了一座叫“阳城”的上古遗址。

根据史书记载,帝尧将鲧(大禹之父)封在了“崇”,所以鲧又叫“崇伯”,其中嵩是崇的异文,在嵩山一带,商代之后“崇国”迁到了陕西西安附近,最后一任酋长叫崇侯虎,据说陷害了周文王。非常巧合的是,就在河南登封(嵩山所在地)发现了一座“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上古遗址——王城岗遗址。

王城岗遗址中,里面是一座1万平方米的小城,距今4100多年;外围是一座30万平的大城,比小城略晚一些。距离王城岗遗址东北方向大约十五华里的地方,考古挖出战国陶文,清楚地记载着此地叫“阳城”。另外,王城岗遗址周围,还有围绕着一些小型遗址。

因此,根据上述信息判断,这座城名字应该就是“阳城”,文化风格为中原龙山文化,其中小城是鲧的都城,大城是大禹后来扩建的都城,周围的小型遗址是其部落居民。

大禹继位之后,继承了尧舜遗志,出兵攻打三面,就是“禹征三苗”。尧舜时代,一直都在与三苗作战,甚至据说帝舜死于湖南苍梧山。

《战国策·魏策》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也就是说,三苗基本分布在长江中游一带。

非常巧合的是,在湖北天门市石河镇,考古发现石家河文化遗址晚期,但在距今大约4000年时,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却出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因素,比如河南龙山文化的瓮棺葬习俗出现在了湖北,还有大量山东龙山文化风格的玉器出现于此地(之前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很少),文化风格变化较大,史学界将之称为“后石家河文化”。尤为重要的是,测序发现“后石家河文化”的时间,与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基本一致。

根据上述考古信息,学者的结论是:石家河文化晚期,长江中游的各个部落聚集区,几乎同时出现衰落现象,并出现龙山文化因素,说明石家河文化遭受了来自龙山文化的武力入侵。从史书记载来看,石家河文化晚期出现这些异常现象的原因,最可能的无疑是“禹征三苗”。

夏朝建立之后,第一场巨变是“太康失国”。其实,“太康失国”是夏族与东夷的角力,而这种角力早在大禹夏启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大禹曾禅位东夷人伯益,但夏启击败了伯益,于是夏启建立了夏朝。后来,东夷后羿、寒浞发动政变,由此导致“太康失国”,可以视为夏初角力的延续,过了数十年才有少康中兴恢复夏朝。这段历史距今太远,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让人很难搞清楚真相,但考古却打开了另一扇门。

在郑州新密刘寨镇新砦村西部,考古发现100万平的新砦遗址,在其下面是河南龙山文化层,在其上面是二里头文化底层。历史学家李伯谦指出:新砦遗址是比二里头遗迹要早、又比传统认识的河南龙山文化要晚的遗存,当时称之为“早于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遗存”,或者叫“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新砦文化遗址涉及范围较广,比如洛阳巩义的花地嘴遗址,郑州高新区的东赵遗址等,里面出土了很多山东与豫东龙山文化风格(东夷文化)的器物。

由此结合史料来看,就是后羿寒浞代夏时,将东夷文化带到了河南地区,所以新砦文化遗址中才会出现东夷文化因素,石家河文化晚期中才会出现大量山东龙山文化风格的玉器。

关于夏朝的最后一个考古发现是二里头遗址,史书记载夏朝都城位于“伊洛之间”,与二里头遗址区位极为吻合,但该遗址是不是夏都,如今争议很大,连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教授,都反对把二里头遗址和“夏都”联系在一起。因此,二里头遗址与夏朝的关系,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言了。

以上就是关于夏朝的重要考古遗址,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史书记载。但有些人肯定质疑,上述考古发现只能说“可能印证了史书记载”,而不是“铁证如山”,毕竟没有出土“自证性”的文字证据,因此不能由此得出夏朝存在的结论。其实,这种质疑没有必要,因为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史书记载!

中国有着较为丰富的上古历史记载,这是一笔中国独有的宝贵的财富,其中某些记载固然荒诞不经,但大部分是可信的。如果相信西方宣扬的“一切以考古证据说话”,对没有考古验证的中国史书记载完全不予信任,认为没有考古铁证就不能证实其真实存在过,那么我们还能相信什么,那么中国还有历史可言吗?这就必然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况且,很多历史事件也根本不可能通过考古得知。因此,只要没有确凿证据推翻史书记载,那么就该承认史书记载的内容,只要没有铁证推翻夏朝的存在,那么就该承认夏朝的存在。

其实,西方的“一切以考古证据说话”只是说说而已,《荷马史诗》、《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古希腊著作记载的事迹,有确凿的考古铁证印证吗?但西方学者还不是将书中很多内容当成正史来看!只能说他们宽以待己严以律人,习惯性的双标,涉及自己一个标准,涉及他人一个标准。

总而言之,史书记载夏朝是存在的,考古发现一定程度上又印证了史书记载。因此,通过上述考古发现与史书记载,如今已经可以确认夏朝的存在,只是在夏朝存在的细节上还有一些争议,比如二里头文物揭示该遗址中后期才有“王朝气象”,说明夏朝中前期可能只是一个“区域王国”,而不是“广域王国”,还有“夏朝”是不是叫“夏”(有一种说法夏朝叫“下土方”,与之对应的是上天)等,但这些问题并不妨碍夏朝存在的事实。

当然,这属于现阶段所能得出的结论,未来如果真有推翻夏朝存在的铁证出现,我们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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