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 所谓西伯,即是周文王姬昌。按照司马迁的《史记》记载,闳夭等人求购美女、奇物、善马送给纣王,然后纣王就放了姬昌。 为什么说这段记载不靠谱,先来看一看这么三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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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
所谓西伯,即是周文王姬昌。按照司马迁的《史记》记载,闳夭等人求购美女、奇物、善马送给纣王,然后纣王就放了姬昌。
为什么说这段记载不靠谱,先来看一看这么三个疑问。
一,古公亶父时期(距武王伐纣百余年),周国就执行了“剪商”战略,此后周与商经常爆发战争,纣王囚禁姬昌,有着打压周国的目的。因此,纣王由此放过姬昌,不能不让人怀疑。
二,姬昌被囚约7年,如果送上这些美女、奇物、善马等,就能“赎回”姬昌,那么周人是不是太笨,需要7年才领悟要行贿纣王、行贿宠臣这一道理?
三,区区一些美女、奇物、善马,就让纣王双眼发亮?纣王贵为天子,司马迁说纣王穷奢极欲,那么对这些奢侈品更该有免疫力才对,为何纣王像土包子一般,见到宝物就放过姬昌?
《史记》中对纣王的第一句描述即为“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然而从上述三个疑问来看,纣王就是一个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傻子+土包子。
显然,司马迁这么写,一下子就勾勒出了纣王穷奢、枉顾国家大事的亡国之君形象。
除了司马迁之外,纣王释放姬昌的原因还有一种,春秋史书《左传》中有记载。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
这句话非常“嚣张”,说纣王囚禁姬昌后,诸侯都跟着一起坐牢,于是纣王害怕了,就放了姬昌。客观的说,这句记载更不靠谱,姬昌如此深得人心,纣王可能不是放了他,而是砍了他的脑袋才对。
或许,正因过于荒唐,所以司马迁也没有采用《左传》说辞。
既然如此,纣王为何要放姬昌(文王狱中推算八卦),背后隐藏着什么谋划?香港发现的一批楚简,揭开了背后真相!
香港,是中国文物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聚集了大量文物贩子。上世纪90年代,香港文物市场就流出一批战国楚简,幸好后来被上海博物馆购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上博简”。在上博简中,有一篇叫《容成氏》的失传古文,就记载了纣王释放姬昌的原因,内容重塑历史!
(九邦叛纣)文王闻之,曰:‘虽君无道,臣敢勿事乎?虽父无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纣闻之,乃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而问焉,曰:‘九邦者其可来乎?’文王曰:‘可。’......
九个邦国背叛纣王时,周文王向纣王表态,虽然君王无道或父亲无道,臣子或儿子难道就不侍奉了吗?纣王听了姬昌这番表态之后,就问周文王“你能让这九邦归顺吗”,姬昌说“能”,于是纣王就派姬昌去降服这九国。
客观的说,《容成氏》的记载依然不能说是历史真相,因为姬昌不可能用“虽君无道”来作比,而且下面还有大段姬昌靠仁义德行就平定叛乱的赞美之词,但《容成氏》的这一记载却又包含真实历史,原因很简单,在《礼记》中记载了“文王抚九国”的说法。
《礼记·文王世子》: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
而周国大本营就在西方,所以想要平定西方之乱,纣王就不得不借助周国势力。
当然,关于具体是那九个国家叛乱,如今就说不清了,《容成氏》和传世文献中,都有不靠谱的记载,因为部分邦国是殷商的铁杆,却被说成参与叛乱,明显不靠谱。但从考古与文献来看,西边九邦叛乱是纣王释放姬昌的真正原因,因为纣王急需姬昌帮忙。
另外,《史记》记载的内容,也佐证了这一点,“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纣王封姬昌为“西伯”(西方诸侯之长),又给了代表军权的弓矢斧钺。显然,这是让姬昌去平定九国之乱。
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西边九国发生叛乱,纣王无可奈何,只能释放姬昌,让他去领兵平叛,但这其中有两个疑问:
一,九国为何叛乱,是不是周国挑起?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看似姬昌靠嘴皮子、靠仁德就平定了叛乱,说明周国策划营救姬昌遭遇多次失败之后,到了第7年时采用了这一极端办法。
二,九国叛乱之后,周国是不是贿赂了纣王宠臣和纣王?可能性也很大!姬昌在狱中“义正言辞的谄媚”表态,肯定需要有人传话,才能传到纣王耳朵,由此需要贿赂纣王宠臣。同时,表示对纣王的真心臣服,周国上贡一些美女宝马之类,也实属正常。
因此,从姬昌脱困来看,所作所为未必光明,其中阴谋诡计、献媚纣王之类,估计难以避免。正因如此,也有学者指出姬昌形象大受影响,史书中的所谓“仁者无敌”,只是美化而已!
所以,将《容成氏》、《史记》、《左传》综合起来,就能看到纣王释放姬昌的基本真相,根本不是纣王昏聩或贪图享受,而是形势所迫,无奈而放之。只是,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周朝的史官自然要想方设法贬低抹黑纣王,而塑造一个高大上的文王姬昌。
简单的一个纣王释放姬昌,都搞了这么多名堂,可见史书上的纣王,到底有几分真实,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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