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岳飞之后，大宋后继无人？与霍去病截然相反的一生

在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不久，一个婴儿出生在金人统治下的宋土，他叫辛弃疾。他出生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奇闻异事，没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也没有什么神人仙迹，只是在他年少时，祖父时常带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

自从始祖辛维叶时由狄道迁居济南已经数代，辛氏族人世世代代生活仕宦于宋朝，辛弃疾出生时（1140年5月28日），靖康之变已过13年。

他的祖父辛赞在宋室南渡后“累于族众”，无法南下，只能在金朝做官。然而辛赞却一直希望能看到收复故土，在祖父的影响下，辛弃疾也“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

这时统治着淮水以北广大中原、华北地区的金国虽已日渐衰微，然而对宋作战的准备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在随时加紧；对于偏安一隅、积贫积弱的南宋政权依然是极大的威胁。

为了南控中原，北连辽左，1153年金主完颜亮将都城从东北会宁府迁往人民殷富，地杰人灵的燕京，此后数年金朝连续不断地向中原地区人民签兵征饷，积极对宋备战，人民对金的“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

1161年，辛弃疾21岁，金主完颜亮为实现自己“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妄想，发动南侵之役，亲率百万大军南下，想要一举灭亡南宋，中原豪杰便趁此时金国国内空虚纷纷起义。

当时山东豪杰并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耿京，耿京是济南的一个农民，号称天平节度使；其次就是辛弃疾。

耿京的队伍因为接地气，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但一些官绅士族即便渴望回归大宋却仍徘徊观望，不肯去投身于耿京这位农民所领导的行列中，但辛弃疾却带领他所聚合的两千人率先投归耿京的旗下。

当时有个僧人叫义端，辛弃疾与义端来往密切，两人时常在一起谈论军事，辛弃疾听说义端也召集了一千多人马，就劝义端投奔耿京，将反金力量团结起来，但义端加入了耿京的队伍后却不甘久居人下，竟然将耿京的大印偷走，想要夺取起义军的指挥权。耿京大怒之下竟然先想到的是要将推荐义端的辛弃疾杀掉。

即使这样万般危急，辛弃疾并没有慌乱，他对耿京说：“给我三天时间，抓不到耿京，到那时再杀我也不晚。”他推测义端盗印出逃后一定会将义军的虚实报告金军统帅，马上行动抓住了他。从此以后，耿京欣赏辛弃疾有勇有谋、气量宏大，更加看重辛弃疾。

起义军这边声势愈发浩大，整个金国局势也愈加混乱。

耿京等人率领的起义军在金朝内部的活动，让南侵的金军士兵人人自危，担心南宋久攻不下，背后又有起义军，若是前后夹击，金军不但无法灭亡南宋，也将无法北归，金军的士气低迷，金主完颜亮不得不依赖女真亲贵前去镇压起义，而金国皇帝本人在女真亲贵当中早就是“眼中钉肉中刺”。

这是因为金朝在建国初期的两场灭国之战，先后消灭了辽和北宋，但两场战争的目的却有很大不同。灭辽战争是立国之战。是为了自我立足、生存，而南侵宋朝的目的是掠夺财富，绍兴和议后名义上取得对南宋的宗主权、每年享用南宋进贡的大量白银和布料，况且中原繁华已让女真贵族十分满意，并不愿跟随皇帝南下进行统一战争。

完颜亮为了实现自己荡平大宋的妄想，只能不断打压反对南侵的女真贵族，当此危急之时重新赋予他们一定的兵权，依靠女真贵族平定叛乱，就将御驾亲征的完颜亮本人再度置于危险之中。

完颜亮进退两难之际，仍然坚持亲率大军先灭宋再北上，然而长江天堑让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金兵望而却步，此时的完颜亮已经完全忘记了当日哥哥还是皇帝时酗酒弑杀，自己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总结出的将人逼上绝路必遭反噬的道理，迫令金军必须于三日内渡江南下，否则就“杀尽诸将”，将南侵金军诸将逼上绝路。

完颜亮不知道的是，此时他的弟弟完颜雍已在中都自立为帝，牢牢地将南侵金军将领的家眷把持在手中，完颜亮的亲信兵部尚书领神武军都总管完颜元宜、武胜军都总管徒单守素等反叛，思虑再三，不愿再同完颜亮南下，率兵围攻完颜亮寝帐，将完颜亮乱箭射死。完颜元宜一面派人去与南宋议和，一面便引军北还。

然而还是太晚了，完颜亮虽然已死，但金又有了新的国主，自然不能坐视起义军步步壮大。就在辛弃疾等人南下不久，起义军中有一名部将名叫张安国，被金人所收买，竟然将耿京密谋杀害，并且遣散了起义军大部，劫持另一部降了金人。辛弃疾与南宋朝廷接洽成功北返复命，抵达海州才得知这一消息，而此时张安国已被派去做济州（今山东巨野县）的知州。

辛弃疾怒火中烧，在海州召集了五十名义士，直奔济州于五万人众中将叛徒张安国擒获，捆于马上，当场又号召了上万的士兵起而反正，并即带领他们南向急驰，一路上不敢喝水，不敢吃饭，直到过了淮水才敢稍作休息。

年轻的辛弃疾就这样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了祖父怀念已久的大宋，一到宋土，辛弃疾就被解除了武装，但此时的他也许并未多想。随着叛徒张安国在临安被当众斩首，辛弃疾也因此名声大噪。然而在热烈的喝彩与欢迎声的背后，他看到的是一双双冷漠、猜忌的目光。

果不其然，辛弃疾期待已久的大展拳脚的机会并未来临，朝廷以“归正人”的身份将辛弃疾派往江阴军去做签判，而他所率领的部众万余人，成了淮南各州县中的流民。

但辛弃疾并未因此放弃，他常利用上司举行宴席及祝寿的机会，宣传恢复中原，抗金救国的理想。如《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

不久，宋孝宗受禅继位，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皇帝也无法避免，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报仇雪恨，收复失土，于是再度起用作为主战派代表的张浚主持军政，1163年进行了大宋南渡之后的第一次北伐，连克数城，皇帝下旨褒奖，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结果稍有战功，将领之间就因为利益博弈导致不和，各自为战，致使宋军在符离惨败。

然而皇帝却对张浚说：“朕倚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汤思退见皇帝意志坚定，就暗中示意金国出兵两淮，迫使宋与金和谈，金国大军长驱直入突破两淮防线，长江天堑再度告急。

新皇帝刚烧起的火就这样被浇灭了，宋孝宗再度罢免张浚(jùn)，并颁发罪己诏，汤思退被任命为右相，牵头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再度割让国土，同年八月张浚郁郁而终。

在主战派低迷之际，“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不顾官职低微，就宋金双方的和与战具体分析，写成论文十篇，奏陈给孝宗皇帝，这就是著名的《美芹十论》。

在论文中，他就宋金形势、南宋应以守为攻、抓紧时机进军恢复等事提出意见，并对克敌制胜的战略作了详尽、周密的规划。

比如要“出兵以攻人”，不要被动地“坐而待人之攻”；要进而战于敌人之地，不要退而战于自己之地。又比如出兵伐金应先从山东入手。山东民气劲勇，乐为内应，而金人在山东的军事布置又比较薄弱，故兵出山东，则山东指日可下，攻下山东则河朔必望风而震，进攻幽燕也便大有可能了。

1170年，虞允文任右相，虞允文曾于1161年在采石之战打败过金军，是一个少有的比较有朝气、敢作敢为的人。辛弃疾希望他能在抗金斗争中建立一番功业，便又写成九篇论文，名曰《九议》，陈献给虞允文。

《九议》的内容，除包括了美芹十论中的一些重要论点之外，还有：一，对敌斗争不要追求速度，并且要能接受暂时的失败，不要因小胜小败而轻易改变成算。二，应当尽可能利用敌方的弱点，扩大其内部的矛盾。三，打击敌人，恢复国土，是关系到国家和生民的大业，不属于皇帝或宰相的私事，战与和都不能从个人的利益得失出发。

辛弃疾希望能借此南宋的当权人物，把他们拔出于消沉畏缩的气氛之中，把勇气和战斗情绪振作昂扬起来。然而不《十论》或《九议》，不管是在宋孝宗或虞允文那里，都没有换回辛弃疾所预期的反应，他们根本就不曾加以重视或者说不敢重视，辛弃疾毕生所追寻的恢复大计也自此被宋的最高统治者们置之不理。

并且因为辛弃疾的“归正人”身份，猜忌怀疑的目光始终在他身上缭绕不去，即使在他的才干谋略已经有所表见，并且在宋有较大的影响力时，却也只是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作了几任地方官，并未受到重用，一封封奏疏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应，眼看良机尽失、这正是“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从1172到1207年这三十五年内，辛弃疾先后两次在上饶和铅山赋闲二十余年，久居山林并未让他意志消沉，他无一日不思考国家的出路与民族的复兴，出则“搜罗万象”，入则“驰骋百家”，胸中遂也贮有万卷之富。

偶尔竹林溪水、乡野鸡鸣也能让他的内心得到片刻的放松“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水调歌头）”

但二十多年间恐怕他没有一刻将家国民生放下，他说：“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而此时被迫退隐的辛弃疾，只能把光复的期望寄托于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对陈亮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

他也时常想起意气风发的少年时光，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dān)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cù)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zī)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原来少年有一天也会变老，人活着都会有遗憾，而更大的遗憾是带着遗憾慢慢变老，当年带着万人渡江归宋的毅然，变成了今日田间地头的一声叹息。

仅有的仕宦于外的时光，他的职务大多数是州郡的长官或某一路的监司。尽管当时许多人都替他感到委屈，认为他这是“大材小用”，然而，凡是辛弃疾仕履所及之地，不论为时久暂，在地方事业方面总都有一番兴建。他并未因为理想的搁置就消沉度日，他用尽心力做好每一任官，在仅有的权限之内争取为国家做更多的事。

振兴滁州，使“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荒陋之气一洗而空”、平定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叛乱，却并不仅限于镇压、而一再向朝廷阐明害农伤民、官逼民反的真相；并且多方筹措银两，为朝廷创置“飞虎军”平定盗贼，威震江南，却不夹带任何私货，飞虎军兵甲齐备、纪律严明，统帅离任后，飞虎军便不再听从统帅指挥，这也包括辛弃疾自己，后期南宋正规军不堪大用，地方军队纷纷建立，飞虎军作为代表，屡屡被调往前线战斗，声名显著。

但正是那句俗语：“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勇往直前，果决明快、屡有作为的辛弃疾也因为创立飞虎军被弹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竟被撤职。已经年过半百，当年渡江时带领万千兄弟立下克复中原的理想已成镜花水月，如今在地方官任上稍有建树就被调走，被罢免，辛弃疾难免有“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

1203年，北宋明相韩琦的曾孙韩侂胄独揽军政大权，为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他决意要再度北伐，建立一番功业，并也因此启用了一些主战派人士，其中包括辛弃疾和陆游。辛弃疾本是为韩侂胄所极力排斥之人，这年夏天竟又被韩起用为浙江东路的安抚使。

尽管如此，辛弃疾仍然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不论韩侂胄是小人还是君子，压覆自己心头数十年的复国大计又有人提起了，克复中原便也有了希望，即使只是有希望。

1204年春初辛弃疾被皇帝召见，改命为镇江知府。当他被召见时，陆游特地写了一首长诗送他：“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天山挂斾(pèi)或少须，先挽银河洗嵩(sōng)华。”（《送辛幼安殿撰造朝》）把他和管仲、萧何相比，劝他不要介意于过去的受排斥，而要勇往直前担当起克复中原的事业。

但深入了解针对韩侂胄等人的战略后，辛弃疾感觉到一丝不妙，他总觉得有些仓促，于是向皇帝阐明金国必乱必亡，但此时并不是最好时机。因而，他向宋宁宗和韩侂胄强调：为今之计不应草率发兵，目前重心应当是整军备战，而且把对金用兵的事委托给元老重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而这些工作，他必是当仁不让。

所以他到镇江上任之后，立即布置了军事进取的准备工作：先派遣人员深入金国，去侦察其兵马数目、屯戍地点、将帅姓名，又赶做军装一万套，要在沿边各地招募土丁以应敌。

因此，辛弃疾做镇江知府还不满十五个月，北伐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便又被韩侂胄等人以“好色贪财”的罪名罢免。老而益壮，生气勃勃，而且自愿献身于抗金战线上的辛弃疾，终于明白对外妥协求和，对内横征暴敛，官员相互倾轧，当权者只知中饱私囊的朝廷是扶不起来的，再三推辞皇帝新的任命，不愿再出仕。

此后不久，韩侂胄派遣郭倬(zhuō)、皇甫斌等人率师伐金，不幸正如辛弃疾所担忧的，这次战役只换来一个惨败的结局，大宋北伐不成更遭反噬。1207年，开禧三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支撑危局，任命他为枢密院都承旨。当诏命到铅山时，他已病重，上书请辞。

大仇未复，大耻未雪，辛弃疾的平生志愿百无一酬，江南的风再也吹不过长江了，他躺在病床上仍大呼“杀贼！”“杀贼！”数声而止。他就那样带着对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深切忧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对沦陷在金人铁骑下中原地区的乡土和人民的同情，对醉生梦死的大宋指责和讽刺，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