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改制后宋代中央学官的迁转：官员无为，选拔能力和素质兼具

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国家进行大规模改革的例子，其中尤以商鞅变法最为著名和影响最为深远。而这些实践经验也充分证明了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因此，在宋朝时期，当宋神宗即位后，目睹宋朝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他毅然决然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元丰改制中的中央学官迁转便是其中的内容。

一、元丰改制的发生拥有一定的必然性

1、宋朝多年来的政治弊病要求改革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一统王朝，积贫积弱却是宋朝留给我们的大体印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宋朝自立国以来就在政治制度层面存在的诸多弊病。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权臣的出现，宋朝在原来唐朝官制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调整，其中最为主要的措施就是将一份权力分割给若干位官员，一件事务交给若干个机构来共同管理。

诚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臣子所能拥有的权力被大大分散，无人可以再敢叫板皇帝，但相对应的，宋朝官员数量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再加上宋朝初年实施的门荫制度，大量文臣武将的后代可以承袭父辈的职位，这同样增加了宋朝的官员数量。

然而，数量庞大的官僚阶级并未使宋朝走向强盛，相反，宋朝社会深受其害。正因为官员数量过于庞大，权力分割过于散乱复杂，导致出现了官员身在其位、不尽其职的恶劣现象，甚至还有下属不知上司是谁、上司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奇特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宋朝不但行政效率极为低下，贪污腐败也相当严重。此外，这些官员还为宋朝在财政方面带来了相当庞大的压力，而此时的宋朝每年还需要向辽国与西夏支付数量不少的岁币，这更使宋朝政府难以运转。

到了宋神宗时期，这些问题已经显现出极大的危害，作为国家主人的宋神宗自然想要将其扭转过来，元丰改制就是针对于官僚组织的一场改革。

2、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余音

作为一个从小就生长于深宫大院的皇帝，宋神宗并未如其儿子宋徽宗赵佶那般整日沉迷于享乐，不顾民间疾苦。相反，他从小便听闻宋朝历代先祖们的最大愿望，“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并且产生了强盛国家以一雪前耻的伟大愿景。

恰逢此时，王安石的变法理论开始在北宋社会流行起来，并且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讨论。作为一个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人，宋神宗深切明白改革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程度以及其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

因此，君臣二人仿佛一见如故，都试图通过变法的方式来改革宋朝政治之前的弊病来达到强盛国家的目的。

熙宁年间，一场浩浩荡荡的变法开始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实施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如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等，涉及了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对军事和财政两个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虽然熙宁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朝对外积贫积弱的情况，但由于大地主阶级和国内保守派的极力阻拦，再加上这些新政本身在实施之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熙宁变法最终以王安石罢相为结果走向了失败。

而在这场改革当中，正是因为王安石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推动社会生产上面，认为官员们只需要各司其职即可，反倒使得同样弊病严重的官制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臣子的王安石对这种官僚系统臃肿的情况自然感受不会太深，但作为皇帝的宋神宗却深感官制落后带给他的巨大不便，以及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危害。虽然熙宁变法走向了失败，但这并未磨灭宋神宗继续改革的信心。

因此，在改元元丰后，他从幕后走向台前，开始亲自主持改革，元丰改制也正式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中。除此之外，这场改革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皇帝能够做到对朝政大事的知悉和对文武百官的掌控。

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在宋神宗本人的锐意进取之下，才促成了北宋时期最大的社会变革——熙宁变法的出现，元丰改制则是其失败后的延续。

3、中央学官对宋朝政治的作用不可忽视

作为推动国际发展和维护君权稳定的重要帮手，如何建设出一个优秀的官僚集团在历朝历代以来都是皇帝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在宋朝时期，由于重文轻武治国理念的实施，更加强了官僚集团当中文官的地位，使其成为了皇帝治国理政的主要依靠对象。

因此，为了选拔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宋朝在当时专门设置了学官和馆阁官这两个机构。这两个机构当中不仅事务相当清闲，里面的官员不仅能够在优越的条件下继续博览群书、增长学识，而且深受皇帝重视。

往往进入其中之后便可以快速升迁，进入宋朝政治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学官成了北宋文人学子们趋之若鹜的地方。

虽然进入学官的收获很大，但难就难在怎么进入。当时的学官选拔不仅有着严格统一的硬性标准来考验学识，对士人的个人品德与思想素质同样有着极高的要求，如北宋时期有一个名叫黄隐的学官就是因为自身品德不过关所以被弹劾出了学官的行列。

另外，士人还需要拥有一定的教授能力，可以做到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分享出去，否则同样无法进入其中，“苟非博通经术而有德行者，则不能使学士诚服而心悦之。”

在这种严格选拔的情况下，能够成为学官的人大多都具有的真材实料，如何将他们妥善安置以做到对每一个人才的最大利用，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元丰改制做的也就是这件事。

二、学官在元丰改制后的迁转特色鲜明

1、存在两个不同的迁转层级

在宋朝中央学官这一系统的迁转过程当中，一共将不同的官职分为了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有国子丞、太学、国子、宗学、武学、正录谕这几种官员，第二个层级则包括国子监的长贰国子祭酒和国子司业这两种官员。

其中，第一层级的官员共有两条迁转路线：“教授迁学正录，学正录迁四博士，四博士迁国子监丞”和“教授迁正录谕，正录谕迁馆阁官，四博士迁馆阁官，国子监丞迁馆阁官”。

相比之下，前一条迁转路线是学官系统的内部迁转，体现出一种自我管理的感觉。也正是在这种迁转路线当中，官员们才能够更加熟练地处理政务，也能促使宋朝政风的整体向好。

此外，不同官职的迁转级别也不同。正录谕中的迁转官员主要为馆阁当中的低等正字，包括太学、国子、宗学、武学在内的四博士则包含低等和中等官员，而国子丞中就只有中等官员。

而第二层级的学官迁转则要显得不一样些，国子监长贰这一职位无法通过迁转这一方式直接担任，其它官职之间则可以通过迁转来互相转化。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国子监长贰的主要职能是掌管整个国子监的行政事务，与学官选拔当中对人才的学识要求相比而言，这一职位更加看重的是官员的资历，只有资历优越者才能担任，这是不同职务所带来的不同要求。

2、职官性质成为主要迁转特点

虽然宋朝中央学官当中的迁转路线被分为了两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之间就是完全平行的两条直线。相反，他们之间也具有不少的共同之处。在迁转机构上，学官们的迁入和迁出地基本都是馆阁、太常、宗正这三个机构。

而且与国子监较为相似的是，这三个机构也算得上是清净之地。在迁转标准上，当时的学官迁转更为看重的是官职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只要你的能力与这个职位的要求相符合，就可以被调转到这里来。

这是与前面所提到的国子监长贰最不一样的地方——能力更重要。也因此，这使得馆阁、太常、宗正和国子监这四个机构之间经常出现互相迁转的现象。

三、总结

总的来说，在经历过元丰改制之后，宋朝学官迁转变得更加合理，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出学官们的作用。作为政府储备人才的地方，学官本身在初期其实并不太需要过多接触政事，多多看书增长自己的学识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而在对中央学官的迁转进行一定改革后，他们的各级流通变得更加顺畅，不仅能够使自己的本领充分发挥出来，也可以推动宋朝政治体制的进步。

因此，虽然元丰改制本身的重点并非针对于中央学官，但它对中央学官们的影响同样是无比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