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大屠杀

蒙元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

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屠杀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在中国范围内，蒙古人曾一度要杀绝中国人，让良田尽为牧场。若非耶律楚材劝说，恐怕今天早就没有中国人了。

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占90，其中忽必烈屠杀了一千八百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公元1279年，元蒙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引元代贺清泉《成都录》）。“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有13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

元丞相伯颜提出并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财产可以任意夺取，妻女可以任意糟蹋，生命可以任意杀戮。汉人村落里每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过的，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即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

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蒙元政权的超级野蛮使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華夏文明变成蔑视華夏文明，他们再没有把中国人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外蒙独立时，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国军队。所有被蒙古入侵的民族都痛恨蒙古蛮族的入侵[在俄罗斯，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的博物馆]，只有汉人例外。岂不是奇耻大辱？象蒙古人那样残忍还算是人吗？中国人在歌颂成吉思汗挽弓射大雕的雄壮时是否也曾想到那无数支射雕的利箭正是射向中国人的祖先的？

第一：中国人的地位问题

蒙古在中国建立蒙元，并没有把当地原住民当人。元把境內的子民分為四等，第一當然是蒙古人。而第二等是色目人（即土儿其、波斯、巴格达、俄罗斯、波兰人等斯拉夫人甚至盎格鲁撒克逊的欧、亞金发碧眼白种人），在中国大地嗜虐的蒙古铁骑里有很多金发碧眼的唐基科德的战友。第三等是漢人（北方的契丹、女真人和汉人的后裔），第四等才是南人（包括汉人在内的真正中国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的地位最低。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蒙古人的政治才能及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色目人（蓝眼睛白种人）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色目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色目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色目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色目人低一等或低二等。

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色目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色目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

可以说这段历史是中国历史最悲惨的部分,在这个时期,由几千万的中国人民被屠杀,无数中国妇女被强奸,无数中国儿童被绑架成为奴隶,最后在屈辱中死去.无数中国人民丧失了祖祖辈辈建设的家园,被驱赶成为奴隶,无数的人被冻死饿死,无数中国人民的财产被蒙古帝国统治者掠夺去,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阿拉伯和欧洲,给他们换来奢侈品.无数的能工巧匠被绑架到异国他乡,而中国人民却从此失去了发明创造的能力。

第二：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摧残;

蒙古把職業的等級分十級: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者的地位比娼妓還低。

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第三：蒙古的宗教

蒙古的宗主們大多信奉萨满教，但是，在1307年的一場宮廷鬥爭中，中華文明面對一場大危險。忽必烈的孫子阿難答（Ananda）傾向於伊斯*蘭教。他能熟悉《古蘭經》，並擅長於阿拉伯文，是寧夏的長官（達魯花赤），是宁夏境內伊斯*蘭教的熱情宣傳者。他的父親元成宗為了使他回心转意，曾一度囚禁過他。元成宗死時（1307年2月10日），阿難答企圖奪取帝位，但是他的侄兒海山獲得了帝位，並處死他。中華文明避免了一場將會是很徹底的改變的危機。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第四：看看12世纪的大屠杀究竟死了多少人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靼。**，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我们在史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蒙古帝国在中国土地上残酷地进行种族灭绝的纪录。“乘其骏马，掠其妻子，占其土地”是蒙古士兵作战的目标和动机。比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用子女牛羊马百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 。“关中兵火之余，户不满万” 。“既破两河，赤地千里人烟断，燕京宫室雄丽，为古今之冠，鞑人见之惊畏不敢仰视。既而亦为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韃靼过关，取所掠山东两河少壮男女数十万。皆杀之”等等。

那么蒙古屠杀到底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目前看到最早的统计是在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蒙古灭金后得户87万余，口四百七十五万余，比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统计数户七白六八万余，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余，少了90%。按照这个统计，北方被屠杀汉族人民人数约四千万。

根据《元史》记载，仅陕南一带双方交战后，宋军阵亡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达数十万。

蒙古攻宋时，屠城二百，包括常州屠城。元灭宋，得户九百三十万，校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代户数1千三百六十万也少了30%。按每户5人计算(金朝境内每户平均5.4人)，南方宋境内被屠杀人数约2400万。

也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中国金境和宋境内至少被屠杀了6300万人，金帝完颜一族尽数被屠，世间从此再无完颜一姓。这还不包括蒙古帝国在西夏的种族灭绝行为中丧失的党项族人。以及灭辽后种族灭绝的契丹人。

四川被屠杀后，人口减少上千万人，占95%以上，是确定无疑的，但具体多少有一定分歧，只有困难是宋代人口按户来统计，一户有多少人估计不一样。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3万，如果按照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人口大约为 1,320万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川元丰绍 兴淳熙户口数》)。但也有人估计是一户7口人，则人口大约2000万。

据《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元至元十九年是1282年，距离元军平定四川的1278年仅晚6年，也 就是人口数只有战乱发生前夕的4%，这就说 明了四川在与蒙古的战争中人口减少得令人震惊。

仅仅成都一城城内被屠杀至少140万人。城外数都数不清，下面是从中国地方志找到的记载。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防〈程氏传〉，该传引元人贺清权〈成都录〉曰：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元人〈三卯录〉曰：“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

于是赵防感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明诗人杨升庵的〈杨升庵遗集〉亦谓：”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即杨升庵的祖先）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间犹未能复宋世之半也！”

据说，忽必烈自己估计蒙古人，在中国北方直接屠杀了1800万人，而历史学家估计中国北方人口三千死亡万，占人口90%左右。明初，河南、河北、江苏北部、山东西部都是千里无人区。明政府强迫其他省份人民移居那里。据说很多河北山东人是从山西大槐树移民的后代。这在很多人家谱里可以验证。

说南方地区人口下降少还可以，但说基本保存是不对的。传说里，元军统帅伯颜在平江南时不杀一人，但是，《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却记载了德佑元年 (1275 AD)十一月伯颜在江苏常州的大屠杀： ”甲申，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 不屈，亦死。” 从这段记录里，我们看见“不杀一人”的伯颜，凶残到逼迫城外居民*运土，运完土后就把他们抓来填进垒里，还把人来油煎，最后尽屠了常州一城居民。”不杀一人”的伯颜尚且如此，可以想到，在北方和四川60年战争中蒙古军队的所做所为。

蒙古人消灭汉政权后，除了建立必要的地方军事力量和镇压工具（监狱）之外，在最基层的每个村子派一个蒙古家庭统治整个村子的汉人。汉族人姑娘要结婚，必须和这家蒙古人的男人睡三天觉，也就是这位姑娘的初夜权是属于蒙古人，即是所谓的初夜权占有制。由于这种屈辱的初夜权，所以当时有的汉人结婚后要把第一胎摔死，这就是摔死第一胎的来历。那是一种多么惨烈的场面啊！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么无奈的方法来维持着血统的纯净。可是依然还有许许多多的父母亲舍不得摔死自己的亲骨肉。所以看看现在所谓的汉人形象是多么的混杂。有多少人长的有蒙古人的特征（细眼睛宽脸）。可悲的是这个民族宁可用摔死第一胎来维持血统的纯净，却不知道用拼死反抗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汉族老人到了六十岁，必须送到野地里的一个墓穴里等死，这个墓穴也就是老人们说的” 砖打墓” 。蒙元时期是中国人最屈辱、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不但文化财富遭到毁灭和掠夺、生灵涂炭，饱受成为亡国奴的煎熬，甚至连基因也被改变了！现在某些无耻的” 爱国” 历史专家吹嘘的” 我国” 曾经” 强大无比，威震亚欧” ，不知道是什么样扭曲心态！当我们今天歌颂成吉思汗大军威猛的时候，怎么对得起那些祖先的在天之灵！

蒙元是一个由游牧民族产生王朝，当时蒙古人是中国（当时的定义）内地汉人及各少数民族的征服者，也是中亚细亚和部分欧洲的征服者。现在叫做侵略军。元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灭亡。蒙元的四等人制度是不折不扣的种族隔离制度，汉人、南人在蒙古人的屠刀下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蒙古人禁止汉人、南人习武和拥有金属刀具，蒙古制度规定十户为一保，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保长。这十户的财产和女人蒙古人可以随意取用，也可以随意杀戮，初夜当然是保长的。元朝为了防止汉族人造反，十户人共用一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是放在蒙古人家里的，只有蒙古人同意，汉族人才能生火开灶，所以汉族人习惯的把这家蒙古人男人叫” 老灶爷” ，女的叫” 老灶奶” ，还画了图贴在厨房，每到新年，这家蒙古人要到县城汇报整个村子的情况，为了让” 老灶爷” ” 上天言好事” ，到腊月二十三，每家每户都会把好吃的送到蒙古人家里，谓之” 祭灶” 。如果你有机会到农村看到” 老灶爷” 和” 老灶奶” 的图象，你会发现图中的人物穿着打扮很多都是蒙古装。 　

蒙元末年（该盛世王朝也就维持了70几年），汉族人终于忍受不下去了。”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有点象当年的土改），蒙古人全占了，所以汉族人恨透了蒙古人。红巾军起义的时候，由先期到达河南的红巾军人员秘密到每个村庄作宣传，定于当年中秋节一起造反迎接红巾军，于是每个村庄流传着” 八月十五杀鞑靼” 的秘语。到了八月十五那天，真的动手了，遗憾的是，红巾军没能按时到达河南，盘踞在当地和增援过来的蒙古军队对参加造反的村庄进行了疯狂的屠杀，” 所剩者十之一二” 。

重续家谱时让人们惊讶的是，家谱到了明初就嘎然而至了，这肯定和前面的历史有关系。

明朝初建，朱元璋为了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要从未经战乱的地区向河南迁移人口，最主要的就是从山西、陕西和江浙地区向河南迁移。在那时候，没有银行，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房子和土地。要他们离开故乡，就像现在宣布剥夺某个人的全部财产性质是一样的，没人愿意走。于是官府就把需要迁移的人员用绳子绑上串起来，需要方便了，人们会向负责押运的管理叫道” 把我的手解开” ，到后来就直接喊” 解手” ，于是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解手” ，在明代以前的书籍里你是看不到这个词的。人们拖家带口，依次从山西一个必经路口路过，这个路口有一个大槐树，于是年长的就告诉年幼的，” 记住这个大槐树吧，回到这儿就快到家了！” ，大槐树传说由此而来。

周作人在研究中著称：” 浙中有闹房之俗，新婚的首两夜，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变相。（《谈龙集·< 初夜权> 序言）” 。周作人还引录了《越谚》卷上的一首元初童谣：” 低叭低叭 (唢呐声 ) ，新人留歹( 歹读如da，语助词 ) ，安歹过夜，明朝还俉乃( ” 俉乃” 系” 乃” –你们之缓读)。” 反映了元朝时蒙古人曾对剥夺过汉人初夜权之事。周氏的看法颇有见地，闹房确实留有古代蛮风的痕迹。今天当我们讨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不得不回顾我们民族的历史，去追记那血肉模糊与奇耻大辱的往事，找寻我们民族衰亡的转折点。而恬不知耻的吹嘘蒙元大军、称赞满清、夸奖施琅叛逆只是当权者的需要！（而阎崇年、万卫之流别有用心的吹捧满清大军的铁骑对中华大地的贡献时，则激起千万国人的满腔怒火。一个耳光太轻了）　这个转折点，始于南宋，而成于蒙古征服，历尽数百年，其深重之破坏力于我民族之精神与血脉文化，沉积于中华大地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仍随处可见。

大家都知道” 蒙元” 是由蒙古人建立的一个疆域辽阔的征服王朝，至今不少人还津津乐道成吉思汉的辉煌战功。在当今歪曲历史盛行的教育体制下。大家对蒙元的征服王朝对以汉人为主的中华境内各民族的残暴统治与肆意摧残已经失却了记忆。今天我们都还牢记日寇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那是因为那场大屠杀中尚有幸存者，而蒙古人在中原江南，湖广四川的血洗远远超过日本鬼子。因其残忍发指之程度（当事者被杀光）、及岁月久远，已无人去提起触及。而在现行的所谓” 民族政策” 和政治正确的掩盖下，这一惨痛历史更成了大家讳莫如深的禁忌。然而我要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随需要可以任意编纂的宣传物。在我们已在恳求日本人尊重历史不要篡改教科书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回身自顾，看看我们自己的教课书里少了多少东西。

在蒙古人征服时期，汉人和其他某些少数民族百姓是最下等的阶层，可以任人杀戮、掠夺、玩弄、蹂躏。蒙古人曾一度要杀绝中国人（后期有人提出杀绝张王李赵等大姓），让良田尽为牧场。汉人、南人在当时的蒙古人眼中是贱民，财产可以任意夺取，妻女可以任意糟蹋，生命没有任何保障。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若非耶律楚材劝说，使他们意识到中国人还有” 纳税” 这一功能，当今天下，也许汉人只是少数民族，甚至早就没有中国人的痕迹。

在蒙古人统治初期，中国人口急剧减少。一二二叁年（南宋嘉定十六年）南宋有人口七千六百八十一万，加上金国的人口，总人口超过一亿。而离一二七八年南宋灭亡已经十二年后的一二九零年（元至元二十七年），面积广大得多的元朝的人口才五千八百八十叁万。仅四川就从 1000 万降到80万，可以想象杀戮之惨烈。蒙古人还曾一度于山东沿海一带每年夏秋之际，往海中扔抛成村的汉人以控制汉人人口增长。元施行的禁海、禁商、人种歧视（经历了唐宋的封建繁荣居然又回到了半奴隶社会）政策带来的社会倒退，以及随着侵略失败带来的负面结果（进攻日本失败是日本藐视和攻击中国的开始），使中国文化由于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开始长期衰落。

从亡国奴的新婚妻子一定要被蒙古族保长开苞的元朝，到扬州十日、嘉定叁屠的清兵入关（满清对中国人的杀戮不比蒙元少），从日寇杀光全城的旅顺口惨案，到南京大屠杀，每一次浩劫中，都是年轻壮丁被杀，美貌女子被强奸。所有苟且幸存下来的人大多麻木不仁、自私愚弱、胆小如鼠。长时期人种基因的惨重损失、与文化精神的遗患，对中华民族是深重异常的悲痛！游牧民族的嗜血好杀，贪得无厌、不劳而获的习性对汉民族传统精神的破坏也是致命的，看看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也多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