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恩怨关系和政治局势的角度，看商鞅之死的必然性

老人们常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最值得人们铭记且印象深刻的，后来吃的人就不那么引人注目。当然，这螃蟹不单指的是螃蟹，还有代指其他事物。个人认为这话有失偏驳的，后来居上名垂千古者比比皆是。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他被后人熟知铭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在他创建了皇帝制度当上第一个皇帝，而是其功绩、才华和成就，放眼中国五千年历史是能名列前茅，一些制度也是具有开天辟地性的。例如中国历史第一位进行变法的人是谁？恐怕没几个人知晓（李悝）。但要问到古时变法大成者有哪几位？商鞅绝对会被提到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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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可以用“辉煌”和“急骤”两词来形容，不仅在国内取得巨大成就，对外战争的实践中也是屡次获得重大胜利。据《史记》中的相关文献记载，商鞅变法十八年时间里，秦国共对外发动过九次不是小打小闹的战争，对魏七次，对韩、楚各一次，平均每不足两年就有一次对外战争。要知道战争所需要的粮草物资、兵马民夫等，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一般封建王朝打一次稍微一点大规模的战争，所消耗的各种东西需要数年时间积累，古往今来有不少因连年战争将自己打垮的国家。而商鞅变法下的秦国愈战愈强，战争反而促进着国家发展，完全不符合常理，但这就是商鞅变法的美丽梭子啊。九次对外战争，要么胜利结束，要么战平告终，失败？不可能的。

商鞅短短数年时间不到就让秦国享受到变法红利，地位绝对能位列秦国历史大臣中的前三甲，地位虽然崇高，结局却异常悲惨——战败身死，尸体被拖回咸阳车裂示众，同时全家被诛杀。真应验了这么一句古谚语：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商鞅也逃不过。商鞅之死，与秦惠文王有怎样的恩怨？秦孝公明知商鞅与秦惠文王不对付有矛盾，干嘛继续安排其辅佐？他不担心秦国有变吗？商鞅败亡影响着怎样的历史？商鞅非死不可吗？带着这些疑问接着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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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与新君——秦惠文王的私人恩怨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秦孝公七年，商鞅因太子（即后来的秦惠文王）犯法，念及太子是国之储君将来国家的颜面，所以劓刑（挖去鼻梁）了太子老师太子傅公子虔。此后公子虔闭门不出八年，深深怨恨着商鞅。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翌日，秦人皆趋令。不过这件事应该是没有给两人留下什么恶劣关系的，有三个铁证。

第一，商鞅辅佐秦惠文王共同完成变法和东出天下的大业，这是得到秦孝公安排和认可的；若是两人有过大的芥蒂仇怨，孝公会将如此重要的事安排给两个有仇的人吗？第二，秦惠文王执政后力行商鞅之法，说明他认同变法内容，也可以说明他赞同自己的过失应当收到法律的制裁。第三，商鞅作为领政秦国近二十年的变法大臣，其中权柄不下秦孝公，若是他想换太子，绝对有充足的机会和足够的实力实行成功，但他没有，史书中对商鞅意欲换太子一事没记载下一星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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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商鞅与秦惠文王之间没有多少私人恩怨的纠缠。

秦惠文王为何忌惮且想除掉商鞅？

不过实际上，秦惠文王忌惮和存有除掉商鞅的心思，是在一些事上商鞅严重威胁到秦惠文王的国君之位。首先，秦孝公临终前曾有禅位商鞅的想法和举动，即便现在商鞅不篡位，若是日后生出其他心思，进而废黜秦惠文王，改立其他王子为秦王呢？商鞅是有这个政治资本的。其次，秦惠文王为太子时，年少德浅，没有拿得出手的功绩，即位秦王时自身镇不住军功新起贵族，而宗室人才又因“非军功不得为属籍、受上爵”的法令鲜有实权和高位，因此秦惠文王有点形单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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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拥护秦惠文王的死忠力量公子虔等，大多是旧贵族出身（商鞅变法损失最大的就是秦国旧贵族，挡人财路者，如同杀人父母，商鞅对他们所做的事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因此双方关系是势同水火，不是你死就是我火），况且其中的领头羊公子虔与秦惠文王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秦惠文王亲近依仗这些人，势必要和商鞅发生政治碰撞。再再其次，商鞅性格高傲，朝野威望甚高，几乎所有秦国百姓都是“只知有商君，不知有惠文王”，另外当时的商鞅精力旺盛、锐意进取，一点都不显老态，给秦惠文王一种莫大的紧迫感和压力。最后，商鞅此人做事深谋远虑、滴水不漏，而且诡诈阴险，信义于他而言完全不算个什么东西（天下人这么认为）。并且秦孝公刚刚去世，其未经允许就返回封邑商地，意欲何为无人知晓，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埋伏在秦惠文王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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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惠文王与商鞅之间，没有什么私人仇怨，相反商鞅应该是对秦惠文王和秦国有大恩的。可是在国家社稷和王位权柄面前，这些是不够看的，换做是任何一位君主即位，想起下面这位老臣商鞅，都会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有点智慧才略的君主刚即位，都会向商鞅实行雷霆一击，将这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剔除。

秦孝公晚年的安排

秦惠文王即位至秦惠文王拜相犀首公孙衍的五年时间里，秦国除诛杀商鞅的举动外，其余的国策、人事一切如旧，没其他大动作。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为惠文君，秦惠王元年，公子虔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遂下令逮捕商鞅，杀死商鞅在彤。秦孝公重病至秦孝文王即位初期这段时间里，秦国政坛上存在有三支政治力量：秦惠文王、商鞅和公子虔，他们影响着秦国的未来，其中商鞅一派是决定秦国政治的主导力量。可惜孝公初死，商鞅误判局势，过早退出权力中心，遂被秦惠文王和公子虔合力打击至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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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晚年，各方势力就开始着手布局，为以后的官职权势做准备，而主导影响着这一切的自然是那稳坐钓鱼台的秦孝公。秦孝公对秦惠文王进行特别的栽培，“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秦孝公让年幼的太子赢驷走向政治舞台，提前去历练、积累政治资本和增长威望。而秦惠文王同时对商鞅进行着让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扶持：第一，商鞅继续辅国领政；第二，封赐商鞅与魏韩楚交接的商於战略要地；第三，意欲禅让一事让满朝皆知。这一切让商鞅的权势愈发显赫，地位让人难以动摇，为其生命保驾护航。

而商鞅本人在暗地里开始接触、学习儒学，要知道商鞅曾怒斥儒学是无实用的，并且用心拉拢着一些儒学名士们（个人见解：要知道，儒学是安定和稳固国家之学）。史书记载：“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一位得到君主权力支持变法、执政秦国大权一十八年的权臣，在新君即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被诛杀，虽说有着商鞅本人粗心大意使然，但要说没有反商势力的长期谋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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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死前的秦国局势

可以这么说，商鞅死前的秦国局势，有点过分宁静，连接着后来的商鞅之死，又有着风雨欲来的味道。《战国策·秦策一》记：“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所以在秦惠文王即位初期，是有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商鞅归封地应该是在公子虔一派激烈的攻讦之前。顺序应当是：商鞅告归，公子虔进言，商鞅被杀。

《史记·秦本纪》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明商鞅是未经允许自行返回封地的：“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商鞅列传》：“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商鞅未得允见的突然出走给了政敌公子虔等人的攻击口实，因而也引起了秦国官吏的追逐出咸阳实施逮捕的行动。商鞅擅自返回封邑，使自己一派的政治力量在中央空虚失去主心骨，同时也为后来被迫起兵叛乱埋下伏笔。商鞅突然告请秦惠文王返回封邑，虽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却有着猛虎入深山，想借此反手谋求更高权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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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执行的策略核心，是以自己主动告归封邑向秦惠文王示弱表示谦卑，以此化解秦惠文王的戒心和取得秦惠文王的信任，毕竟他连自己的权位都主动放弃了，秦惠文王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要知道在秦国的中枢咸阳，才是商鞅的主场，才是其权位之根本（不是在封地）。商鞅清楚秦孝公死后，若是新君不信任自己，自己很有可能被旧贵族和宗室子弟撕碎。

可是在商鞅离开咸阳中枢，秦惠文王竟没有任何的挽回意思，连起码的询问其为何回封地都没有说，直接派遣官吏军队缉捕。要知道之前商鞅没任何大过，门生故吏、有恩之人遍布朝野，朝堂之事多年由商鞅一人决断；可谁都没想到，本来反戈一击的商鞅却陷入死地，秦惠文王迫于公子虔等人的压力和自己内心的忌惮，不符合常理地认定罪名直接派兵诛杀。商鞅轻视了嬴秦宗室等旧贵族的政治力量，高看了自己在中枢的影响力和后手，同样没有看透秦惠文王这个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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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之死

商鞅之死可以说是自己造成的，他自认为宗室对他的政治攻击没有充实的证据，自己不过是未经允见回到封地，以自己的权势地位应当不算什么，还威胁不到自己。可谁曾想到，秦惠文王也想商鞅死，要清楚这个不稳定因素。可以想象，若是商鞅重回咸阳中枢执掌大权，公子虔等敌对力量绝对会遭到大清洗，朝堂之上将会是秦惠文王一君面对商鞅群臣，政治平衡将会完全失去，秦国将会变成君非君、臣非臣的局势。即便商鞅不想做秦王，也不认为自己是秦国最高统治者，可秦国人不这么想，山东六国人不这么想，秦惠文王也不会这么想。

好比一个小男孩单纯善良，但是手上一把半自动手枪（真），大人会放心吗？警察会放心吗？不管他有没有做坏事的想法，都不能允许他手上拿着这东西。秦惠文王默许大军出动绞杀商鞅，并安上造反罪名，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的明智之举。况且借着杀商鞅的契机，秦惠文王可以敲山震虎，可初步掌握朝中大权，让秦国大臣、秦国贵族、秦国军队、秦国百姓、六国之人知晓，谁才是秦国的真正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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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死后，商鞅破局只有两条路最稳健：废秦惠文王立新君，之后慢慢谋夺大权自己上位；或是放弃在秦国的权位，出逃六国隐姓埋名。前者商鞅念及旧情和秦人情况下不去手，后者商鞅舍不得自己秦国事业和权势。若是不走这两条路，商鞅是注定惨死不得善终。

参考资料：《史记》《战国策》《商鞅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