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贞观之治”及其现代启示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登上了大唐帝国皇帝的宝座，改年号为“贞观”，开启了我国封建社会最著名的治世。他在位的23 年中，顺应了民心和历史潮流，以秦隋速亡为鉴，推行休养生息的“与民让利”政策，医治战争创伤，抚民以静，生计为要。在这一时期．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团结和睦，对外交流频繁，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兴旺的景象，形成了中国历史罕见的太平盛世，因年号“贞观”（公元627—649年），所以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贞观之治”，并且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治世的楷模。
1390年前，由李世民领衔主演的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正剧——贞观治世的演出，拉开了华丽的大幕。这场历史剧，历经20余年的精彩表演后，徐徐地谢幕了。在139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祖国正日益繁荣、走向富强，呈现出继“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以来又一个更辉煌灿烂的中华复兴的黄金时期。值此民族中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唐初“贞观之治”这段足以让中华民族子孙光荣与自豪的辉煌历史，从中探寻出造就这段辉煌的原因，总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益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如何维持和巩固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防止承平日久、盛极而衰的历史怪圈的悲剧再次重演，这对当代中国具有非常多的启示，其现实意义无疑是很大的。有鉴于此，我今天的讲演，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贞观之治”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第三个问题：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贞观之治”的消失？

一、 “贞观之治”的内容和意义   

“贞观”一词的出处：《易经·系辞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1. 谓以正道示人。贞，正，常。观，示。
《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韩康伯注：“天地万物莫不保其贞以全其用也。” 孔颖达疏：“天覆地载之道以贞正得一，故其功可为物之所观也。” 陈梦雷浅述：“观，示也。天地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贞观。” 晋 陆机《演连珠》之二五：“臣闻托闇藏形，不为巧密；倚智隐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发藻，寻虚捕景；大人贞观，探心昭忒。” 晋 陆云《岁暮赋》：“於是颛顼御时， 玄冥统官，天庙既定，日月贞观。”
2. 指正大的道理。
《文选·班固<幽通赋>》：“朝贞观而夕化兮，犹喧己而遗形。” 李善注引 张晏曰：“言朝闻大道而夕死可也。” 北周 道安 《二教论·归宗显本》：“余闻善齐天下者，以不齐而齐天下者也。何须夷岳实渊，然后方平，续凫截鹤，於焉始等：此盖狷夫之野议，岂达士之贞观。”
3. 澄清天下，恢宏正道。
《后汉书·党锢传·李膺》：“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煇，弃和取同。” 唐李华《含元殿赋》：“王临於朝，天地贞观。”
4. 指澄清天下，恢宏正道的职责。
章炳麟《与龚未生书》：“然曩时所以不去者，亦慕宋贤程伯淳言：‘一命之士，必思有以济物。’况仆身当贞观，岂敢忘百姓之忧。”
  纵览整个贞观时期，你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太宗时代是唐朝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君臣国民步调一致积极进取的时代，这是一个文臣武将齐心协力治国拓边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安定彰显进步引领风骚的时代，这是一个气度不凡意气风发的时代，这是一个永远值得后人尊敬的时代！
贞观之治是为古今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治世。对这样的一个治世，多种版本的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材言之不详。如被全国许多高校历史专业采用的朱绍侯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赵毅、赵轶峰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这些教材均是用了不足２０００字的篇幅谈及了贞观之治，对于贞观之治的背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贞观之治的历史影响均语焉不
详。为了充分把握其实质与内涵，我们在吸收学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拟就唐太宗上台时所面临的形势、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贞观之治的历史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较详尽的分析。

二、唐太宗上台时所面临的形势

对唐太宗上台时所面临的形势，许多教材中很少涉及。贞观时期所采用的政策应当针对当时的形势所制定。在贞观初，唐太宗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经历了隋末以来战争的重创之后，社会经济千疮百孔。统治集团之间互相猜疑，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当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强大的突厥严重威胁唐朝北方。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１．社会经济残破不堪。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杀戮，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不少地区“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全国各地的土地荒废情况极为严重，从关中到关东这一唐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茫茫千里，人海断绝，鸡犬不闻”，而从江淮直到岭南这一广阔的区域则更是 “涂路悬阻，土旷民稀。”当时，国家控制的户口锐减，贞观初年全国登记在册的人口只有１８０多万户，还不及隋朝的１ ／ ４ ，尤其是为唐朝粮仓的河南竟出现了“田地极宽，百姓太少”的现象，劳动力的奇缺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贞观元年至贞观三年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导致粮价飞涨，当时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全国多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尤其是从京师到河东、河南、陇右这一广大区域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了卖儿鬻女的情形。虽然经过了四年的发展，在贞观四年，张玄素上疏说到当时的形势：百姓的生活稍微有点改善，但生活仍然非常贫困，依旧要忍饥挨饿，这种情形三 五年之内也不可能解决。因此，如何治理国家，恢复社会经济，成为唐太宗面临的重要问题。
２．政局不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的余党还具有相当大的能量，对于这些残余势力，太宗即位前“虽更赦令”，而且魏征、冯立、谢叔方、薛万彻等均已获赦免，并先后受到重用，但是其他 “散亡在民 间 ”者，“犹不自安”。在玄武门之变后，贞观元年这一年当中，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燕郡王李艺，长乐王李幼良，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相继反叛。而当时的统治核心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各阶层与各集团，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拆台，严重影响了政令的顺利推行。如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间，北方官僚与南方官僚之间，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之间，太宗旧属与建成、元吉旧部之间互相倾轧，彼此争斗。如何消弥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与猜忌，迅速稳定政局，这是唐太宗面临的重要问题。
３．民族矛盾也颇为尖锐。当时南方的僚族、诸蛮，北方的契丹、稽胡，西方的党项、羌人、吐谷浑等相继暴动。尤其是唐王朝北部边境的突厥十分强盛，雄兵百万，东起契丹、室韦西至吐谷浑、高昌这广大区域之内众多的少数民族均臣服于突厥，所谓“北狄之盛，末之有也”。隋末唐初的群雄，如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都曾向突厥称臣，并借助突厥势力对付其他汉人武装。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也曾向突厥称臣纳贡，但突厥依然南侵，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武德七年，由于突厥的大举入侵，李渊曾一度产生迁都的念头。就在唐太宗刚刚夺取政权的武德九年八月，突厥甚至攻到距离首都长安仅４０里的渭水便桥附近。唐太宗不得已而与之结下屈辱的“渭水之盟”，但突厥依旧“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如何保持边疆的安宁，为国内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亦是唐太宗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　 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唐太宗能开创贞观之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１．与民休息，大力发展生产。解决当时社会经济凋敝不堪的问题，主要是与民休息，大力发展生产。鉴于隋朝的迅速败亡，看到民众力量的伟大与可畏，因此唐太宗上台之后便确立了抚民以静的统治路线，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生产恢复与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鼓励垦荒；实行租庸调制，减轻百姓负担；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完备的仓廪，救灾备荒；释放僧尼宫女，繁衍人口；合
并州县，精简机构等方面。我们的大学教材只对其中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有所论及，而赵克尧、许道勋在《唐太宗传》中对所有的措施进行了较详尽的阐述，可资参考。通过这些措施，使百姓能戮力生产，耕作有时，故社会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和发展。
２．选贤任能，人尽其才。唐太宗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本着唯才是举、德才兼备的原则，他从各阶层、各方面搜罗了许多文武奇才，消解了统治集团之间的内部矛盾，促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组合，扩大了统治基础。在他的文武大臣中，有故旧亲信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长孙无忌，有出身于农民起义军队伍的李勣、秦琼、程咬金等，有来源于政敌阵营的屈突通、戴胄、魏征、薛万彻、冯立本，有出身贫寒的刘泊、马周、张亮等，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钱九陇、马三宝等，故史称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因而太宗身边聚集了一批阅历丰富、精明强干、廉洁高效的官僚队伍，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统治集体，为“贞观路线”的制订提供了坚强的智力支持，对“贞观之治”起到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唐太宗还特别注重地方官吏的选拔和考察。他深刻认识到“惟都督、刺史，此辈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即直接管理人民的地方官的好坏优劣与国家的治乱密切相关。尤其强调选拔官吏不能片面地选择那些有文学才干之人，更应该选拔德才兼备之人。故他对都督、刺史的选取极其重视，甚至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寝宫的屏风上，早晚浏览，随时记其为政之美恶，以备奖惩升黜。
３． 广开言路，兼听纳谏。目睹隋炀帝拒谏饰非、一念孤行，终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唐大宗对魏征所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见解非常赞同。他广开言路，以海纳百川的胸襟鼓励臣下直言进谏，并能从谏如流。据统计，前后向李世民进谏的不下３０人，如魏征、王珪、马周、刘泊、岑文本、褚遂良都敢犯颜直谏。尤其是魏征“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敢谏、善谏、能谏，先后进谏“二百余事”，太宗大部分予以采纳。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于家中，唐太
宗听闻后悲痛异常，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日后与臣僚谈及魏征时仍十分伤心，说出了一段响彻千古的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魏征对唐太宗的影响之深。贞观时期君臣的纳谏与直谏，使得贞观时期政令的得失常能反省、调整，有效地防止了因个人专断而造成政策上的失误。
４．华戎同轨，爱之如一。因为唐太宗本身带有“胡人”血统，能较平等地对待各民族，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不轻易发动战争，只是把战争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对周边归降的少数民族“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实行羁縻统治。当然，对那些侵扰内地或对唐有严重威胁者，在不得以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解决，如先后反击东突厥、击败吐谷浑、征服高昌、东征高丽、消灭薛延陀。总的来说，无论胡汉唐太宗基本上
能一视同仁，各族首领到了长安，都以礼相待。打败东突厥后，对隋末被突厥虏去的内地人，不是用武力威胁突厥送回，而是用金帛赎回达八万口之多。贞观四年，各少数民族首领 上朝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二十一年，各少数民族首领自称 “唐民”，并请求唐政府修建了“参天可汗道”。出现了“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的和谐局面，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盛况。
总的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一是唐太宗统治集团认清了当时的形势，采取了正确的统治策略；二是与唐太宗卓越的领袖才能和超人的胆略智慧密不可分；三是唐高祖的所作所为为贞观之治铺平了道路，四是长孙皇后在贞观政局的建立、贞观政风的树立以及贞观政局的稳定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