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何“自污”到公孙贺辞相，看西汉皇权对相权的蚕食

作为皇权，一直视天下为私产，就想自己说了算；

作为相权，则认为天下是皇帝和士大夫所共治，所以要讲点民主，凡事需要征求一下丞相的意见。

在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之前，君君臣臣的观念极其淡薄，君、相之间习惯“坐而论道”，此时的君权、相权情同鱼水，像文王与姜尚、齐桓公与管仲、秦昭王与范雎等，二者既是君臣，又是师友。

而到了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率先在秦国占据主流，中央集权、君权至上逐渐成为君王追求的目标，第一个实现天下一统的大秦王朝成为试验田。

但有秦一代国祚短促，皇权和相权的冲突尚未展开便已经结束。

汉承秦制，丞相制由试验阶段正式进入实践阶段，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开始凸显，其斗争也渐趋白热化。

01

史上最无奈的“自污”

所谓“自污”，简言之，就是臣子为了保命而违背原则、意愿甚至良心去做坏事以败坏自己的名声，以此来解除帝王对自己的戒心。

比较典型的像秦代王翦，在以倾国之军伐楚之前，狮子大开口地多次向秦王索要财帛和田地，以此让秦王知道自己除了爱财，其实胸无大志；还有霍去病，在立下不世军功的同时，不惜以虐待和苛罚士兵的方式向汉武帝证明自己不得军心。

这两个“自污”，前者略带喜感，后者略显冷酷，而汉代名相萧何的“自污”却是带着更多的无奈甚至悲凉。

作为创业之主，刘邦有很多优点，最让人称道的是“用人不疑”。比如，仅凭萧何一句话，就把韩信直接从仓库保管提拔为大将军；降将陈平张口就要四万金去离间楚国将相，刘邦连眼都不眨就给了不说，对于钱的去向更是连问都不问；在楚汉相持最紧张、最用人之际，张良却提出要回老家交割（更像逃兵），刘邦抬手就放行。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洒脱大度的王者，对几乎所有人都量才并放心使用，却唯独不放心一个最最忠心的萧何——从汉元年一直到去世，刘邦始终没有放弃对萧何的刁难和打压，逼得这位丞相通过数次非常手段才勉强自证清白。

汉十二年秋，九江王黥布反，刘邦御驾亲征，期间多次派人询问萧何的动向。使者回报说，萧相国还是和以前一样，在关中安抚百姓，并千方百计做好后勤保障（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军）。

这时有门客找到萧何建议道，丞相你离灭族不远了。因为你无论功劳还是地位都已经到了极致，现在却还千方百计去争取民心（虽然是无意的），所以皇上对你很不放心。你得赶紧想办法多做些强买强卖的坏事，制造坏名声，让皇上心安。

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萧何就照做了。于是，当刘邦出征归来的时候，无数百姓拦路告御状，说萧何利用职权低价强买田地宅基，影响恶劣，请皇上主持公道。等萧何前来拜见的时候，刘邦揶揄道：你真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丞相啊。并把老百姓的告状信给萧何看，说“你自己和百姓去解释吧”。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彊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

这就是著名的“萧何自污”。

其实，对于萧何，这只是刘邦诸多钳制拿捏中的一次，在此之前，他已经对萧何进行了数次敲打。

从刘邦兵出陈仓、东定三秦开始，萧何就一直以丞相的身份留守关中，除了征收粮饷供给军队外，还负责征录士卒，补充军缺。

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汉三年，刘邦与项羽正在京县和索亭之间苦苦相持，期间，他却多次委派使者回关中慰劳萧何。对此，萧何并未疑有他，反而是门客鲍生看出了门道，告诫萧何说：汉王现在处境艰难，却还有闲心多次来关中慰劳，这是对你起疑心了。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赶紧把自家宗族子弟都派上战场，一定能打消汉王的疑虑。萧何听从了鲍生的建议，刘邦果然很高兴。

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十一年，陈豨在燕地、韩信在关中阴谋勾结造反，通过萧何献计，吕后计诛韩信。此时刘邦征陈豨未还，却专门派使者回来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并增加五百人私人护卫。

此时，所有人都来表示祝贺，唯独一个叫召平的却前来吊祭。他对萧何说，你的祸事来了，皇帝在外征战，你在家留守，没有军功却被加官并增加护卫，这不是恩宠，而是因为韩信的事对你起疑心了。所以你不仅不能接受封赏，还要献出家产以佐军用。

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原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按说，萧何做事到了这个份上，刘邦应该满意了才对。但是，即便如此，刘邦却仍然没有停下对萧何整治的脚步，他甚至又一次找茬把萧何关进了监狱。

平心而论，后来这件事萧何自己也有责任。

俗话说“秉性难移”，在刚刚通过“自污”脱困后不久，闲不住的萧何看到上林苑被闲置着可惜，就又找到刘邦，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让农民种成庄稼。刘邦大怒，说萧何一定是得了商人的贿赂才这么做的，并直接把他关进了监狱。

有人不理解，就问刘邦说，没听说丞相有什么大错，但为什么惩罚地这么重（相国胡大罪，陛下系之暴也）？刘邦解释道，我听说李斯当丞相的时候，好事归皇上，坏事归自己（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但萧何却总想着自己当好人，让我当恶人，所以我才办他。

不过说归说，刘邦倒是没想杀掉萧休，还是因为他“不识时务”想敲打他一下，所以不久就把他放了。

这时，已经60多岁的萧何诚惶诚恐、蓬头垢面且光着脚去刘邦那里谢恩（何年老，素恭谨，徒跣入谢），俩人才算是“尽释前嫌”。但从此之后，萧何再也不对国事发表意见了。

刘邦为什么会对一个忠心耿耿的老战友如此不放心？

说到底，还是因为皇权天然的“排他性”以及丞相的权力过大而导致的。

所以，要控究事情的本源，还得从丞相制度说起。

刘邦与萧何

02

先秦相权的沿革

丞相的前身是先秦时期的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宰"即主宰，商朝时就已经有此官职（像伊尹）。到了周朝，更有了太宰（掌国政）、家宰（掌贵族家务）、邑宰（掌一邑）等。

“相”，即辅佐。

而宰相联称，始见于《韩非子·显学》：“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像伊尹、姜尚、周公、管仲、孙叔敖、百里奚都是那一时期著名的宰相。

丞相这一称呼最早出现于秦国。

秦武王二年，开始设丞相一职，并分左右；秦昭王三十二年，又改丞相为相国；秦王嬴政未亲政时，还曾称吕不韦为相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春秋战国宰相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政治制度改革，将宰相的职责明确为“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定制一人，比如法家代表人物李斯。从此，丞相正式成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上承皇帝诏命，下统文武百官。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

秦始皇与李斯

03

西汉时期丞相的权力和地位

汉承秦制，即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百官公卿表》）

具体到官制则是“三公九卿”，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其中，丞相主行政，太尉主军事，御史大夫掌监察，而且辅助丞相做好行政事务。同时，御史大夫还相当于副丞相，因为根据汉制，丞相必须由御史大夫升任。

职能决定了丞相身份的特殊性。

地位方面。丞相为百官之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政务方面。凡国家大事，必须先报丞相府，由丞相于府中召集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会议，议定之后再由丞相上奏皇帝朝廷裁决；皇帝把自己的意见形成诏命后，也必须下达给丞相，由丞相负责实施。

人事方面。凡涉及大的人事变动或者政策调整，也都是由丞相主持廷议，然后领衔上奏。

待遇方面。按汉制，丞相在朝堂上的礼遇属于独一份。比如在任免仪式上，由皇帝本人亲自出席朝会，在京六百石以上的官员全部到会。丞相有事晋见时，皇帝必须在正殿、着正装（朝服）接见。丞相汇报完工作下殿的时候，皇帝必须起立，并亲自送到殿门口，目送其离去。

八小时以外也了不得。如果丞相得病，皇帝要亲临府上进行控视，回来后还得专门遣医送药。不管是在职还去职，一旦丞相去世，皇帝还要亲自上门吊祭，并赐棺木、选定葬地等，如果丞相属于德高望重的勋老，皇帝可能还会亲自送葬。

从这几方面来看，在西汉时期（至少是前期），丞相几乎承担大部分的行政职能，而皇帝的职责好像只是签字、盖章、颁诏，几乎就是现代“君主立宪制”下的名誉元首和国家象征。

这种近乎喧宾夺主、本末倒置的现象，注定了皇权和相权不会和谐共生。所以，从刘邦到刘启，爷几个都很郁闷：辛辛苦苦打下天下，本想我的地盘我作主，没成想自家的事情却是管家说了算。

所以，从刘邦开始，这一家子就在不停地打着帝国管家（丞相）的主意。

坐而论道

04

“萧何自污”：约束相权的初次尝试

刘邦是开国皇帝，所以他第一个感到郁闷，尤其因为他面对的是萧何。

萧何，西汉开国功臣第一人——注意，不是之一，是第一。而且，在所有人当中只有他是“功人”，其他人（包括张良、周勃、陈平还是樊哙、夏侯婴）无论出过多少力，都只能算是“功狗”。

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除了上面刘邦所列举的理由外，还有诸多方面可以说明萧何的“第一人“言下无虚。

在刘邦还是泗水亭长的时候，能高看他一眼且一直私下帮助他的只有萧何；

最早拥立他起事的是萧何；

进入咸阳，别人忙着抢金抢银抢珠宝的时候，到大秦国家档案馆抢救保护典籍资料的是萧何；

在四年的楚汉相争过程中，刘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直在关中大本营给刘邦输送兵源粮草、始终让他保持竞争资本的是萧何；

开国后，采摭秦六法制定国家律令（《九章律》）、搭建国家框架、略定治国理念的还是萧何

……

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萧何，可能就没有刘邦的汉帝国。

所以，在帝国草创期间，刘邦确实是从心底感激的报答萧何的，比如，在诸多开国功臣中，除了上面的“功人”荣誉称号外，萧丞相还独享着“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超级待遇。

但是，蜜月都是期限的。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十月，长安长乐宫建成，一场盛大的朝廷礼仪在这里完成了第一次彩排。朝堂之上，文东武西第一次作为成例和世人见面，“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

这让已经习惯了属下们没大没小的刘邦龙颜大悦，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活动总导演叔孙通被现场封为太常，并赐金五百。

享受到了绝对权力的滋味后，刘邦看萧何就越来越不顺眼了，于是就有了前面一次次变本加厉地压榨。

刘邦开了先例，于是，后面从刘盈到刘启就都有样学样，开始了皇权对相权的蚕食。

刘邦

05

“萧规曹随”：皇权对相权的无奈妥协

汉高帝14年（公元前193年），萧何去世，曹参成为帝国第二任丞相。

这是西汉历史上看上去最不称职的一位丞相，因为在随后的三年任期里，他一直以一种尸位素餐、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姿态示人，不仅自己天天喝酒打牌不理政事，还不让手下一帮人干活。

管家这副德行，主子不愿意了，就想找曹参说道说道。

但惠帝刘盈觉得自己资历不行，没法跟这位叔叔辈的开国一代交流，于是打发曹窋（曹参之子）回家劝劝老子。

没成想，小曹刚一张嘴，就被老曹大骂了一顿不说，还顺手打了二百板子。

看着鼻青脸肿的曹窋，刘盈无奈亲自出面，让曹参就自己的行为作个解释。

面对刘盈，曹参只甩出了一个问题：你跟你老子谁厉害？我和萧丞相谁厉害？

刘盈有点懵，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俩不如他俩厉害。

曹参说，那不齐了，既然知道不如人家厉害，那就乖乖地按既定路线方针走呗，改个毛啊！

不服归不服，但事情就这么没天理，新兴的大汉王朝居然在这种散漫的状态下慢慢地恢复了元气。

这就是所谓的“萧规曹随”，是中国有中国历史上无为而治的著名典范。

其实，这是一段被曲解并拔高的历史，顺便被拔高的还有曹参和他的治理功绩，因为这一事件背后的真相还是政治斗争——

此时惠帝刘盈虽然是帝国名义上的主人，但真正说了算的却是吕后。刘盈很想主政，但又打不过自己的强势老妈。憋了半天，就打算拿曹参的不作为说事，想从这里找点突破口。

说白了，刘盈此举其实是一次政治试探，或者说是一次政治拉拢：试探一下曹参的政治站队，看看能不能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应该说，刘盈的想法还是不错的，因为，如果有了丞相支持，那就相当于获得了军功集团的支持，刘盈也就有了真正主政的希望。

对此，小曹傻傻分不清楚，但打了一辈子仗、玩了一辈子政治的老曹却是心里门儿清，他一眼就看出了刘盈的真实目的。在权衡了吕后和刘盈的实力对比后，他迅速作出了决断，并通过“打狗（曹窋）”来告诉“狗主人（刘盈）”自己的政治立场。

换言之，曹参拒绝刘盈，其实是变相地对吕后宣布政治效忠。

再进一步说，如果是吕后派人来质问曹参为什么不作为的话，那么，曹参可能就乖乖地回去上班，而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什么“萧规曹随”的典故和佳话了。

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眼见拉拢失败，唯一的主政希望宣告破灭，刘盈索性一废到底，并在“人彘”事件后郁郁而终。

萧规曹随

06

周勃“谋反”：皇权对相权的强势打压

如果评选西汉最尴尬的一位丞相，周勃将无可争议地排名第一。因为作为帝国管家、汉文帝刘恒的“办公室主任”，他却一直不受主子待见。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资历，他可能根本没有当丞相的机会。

作为开国主要功臣之一，周勃的业务能力毋庸置疑，“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不仅如此，在后来的倒吕过程中，他也居功至伟。

但是，与其业务能力不成正比的是，他的政治水平不及格。

在和刘恒见面的第一天，他就给新皇帝留下了三个坏印象：

首先，想不搞正式交接仪式，在私下里把皇帝的玺符交给刘恒，结果被刘恒的部属给堵了回来，下马威没施成，反而自讨没趣。

太尉勃进曰：“愿请间。”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玺。

其次，迎立刘恒的当天晚上，几个老臣一商量，把包括少帝在内的惠帝四个儿子都给杀了；

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

臣子杀少帝和宗室，这已经不是擅行废立，而是一次明目张胆、肆意妄为、以下犯上的僭越行为，刘恒不会无动于衷。

再次，刘恒到达未央宫门口时，门卫不让进，无奈通过周勃的口谕才得以进入。

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

三种情况一综合，周勃就很难有好果子吃了。

果不其然，在周勃短短两年多的丞相生涯中，就得到了来自刘恒的四次重点“照顾”。

第一次，刚当上丞相一个多月，就有人来告诫周勃说，你功劳太大，已经让皇上感到不自在了，恐怕要大难临头。周勃一听很害怕，主动上书要求退休，刘恒的态度是立即同意。

居十余月，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厌之，则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

从结果上来看，这个提醒周勃的人应该是刘恒亲自授意和安排的，而且极有可能就是近臣袁盎，因为袁盎就曾和文帝说过相同的话（见《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第二次，在一次朝会上，刘恒问了周勃两个问题：一年判多少案子，一年钱谷收支多少。结果周勃一个也说不上来。陈平（时任左丞相）说，这些都是职能部门的事，都有具体责任人。而我们的职责是给您当好参谋，并帮您选好下面这些做事的人。刘恒对此大为赞赏。

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弩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上称善。

不久，周勃罢相，陈平继之为右丞相。

第三次，陈平死后，周勃再次入相，仅过了十个月，又被刘恒以“列侯就国”、丞相必须作表率为由，罢相并撵回了封国。

陈丞相平卒，上复用勃为相。十余月，上曰：“前日吾召列侯就国，或颇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乃免相就国。

第四次，即使已经回到绛县封地，刘恒也没打算放过周勃。而周勃就像配合刘恒演出一样，在家里天天全副武装，如临大敌，就连家丁待客也拿着兵器。这就给了刘恒口实，很快又被以谋反罪名下狱。后来，在薄太后的直接干涉下，周勃才被释放。

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勃狱辞，乃谢曰：“吏方脸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勃，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经过牢狱之灾的周勃从此彻底夹起尾巴做人。

这是一次政客和武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武人出身的周勃完全不是刘恒的对手。

武夫周勃

07

周亚夫之死：相权的一次完败

俗语有云：龙生龙，凤生凤，生个老鼠会打洞。

周亚夫就完全继承了父亲周勃的一流的军事基因和三流的政治智商。

经过细柳营“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的表演，周亚夫在刘恒的心中有如天人，甚至在临死的时候还专门嘱咐儿子刘启，说周亚夫是个将才，可堪大用。

文帝且崩时，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亚夫为车骑将军。

周亚夫也不负重望，在“七国之乱”中大显神威，仅三个月就将其彻底平息，为后来“推恩令”的颁布和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的是，政治方面的硬伤让周亚夫走上了父亲的老路。

首先，在匈奴降将封侯问题上，只顾坚持原则，无视国际形势大局。

由于内乱，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刘启很高兴，为了宣示王朝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他想给几个人封侯以示荣宠。周亚夫却说，这些人就是一群叛徒，如果给他们封侯，那么以后还有人坚守忠孝节义吗？

刘启否决了周亚夫的意见，坚持给几个人封了侯。结果周亚夫推病辞相。

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上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免相。

其次，在立储问题上，不知深浅，介入皇家纠纷。

如果仅仅是反对匈奴人封侯，决不会引起景帝的反感，因为至少在景帝七年前，刘启还是很器重周亚夫的。

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

问题出在景帝对太子的废立上。

七年……春正月，废皇太子荣为临江王……（夏四月）丁巳，立胶东王彻为皇太子。

这本来是帝王家事，和周亚夫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他的犟脾气又上来了，认为太子刘荣没有过错，不应被废，而且还因此与景帝引发了强烈争执，把刘启搞烦了。

上废栗太子，亚夫固争之，不得。上由此疏之。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刘启还是给周亚夫留出了空间，因为毕竟他不仅是功臣二代，还在本朝立下大功，更重要的是，他还想把周亚夫留给自己的儿子刘彻。

于是，刘启主动降低身段，请周亚夫吃饭。但是却故意没给周亚夫准备筷子，想让周以臣子之态求他，然后他再顺便展示皇恩浩荡，从而君臣二人合演一出和谐大戏。

刘启又失望了，周亚夫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极其礼貌地谢绝了皇恩，同时也绝了自己的后路。

顷之，上居禁中，召亚夫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管。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上视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既然不愿意为下任皇帝所用，那就不能让他成为新皇帝的执政障碍。于是，周亚夫就步上了父亲的后尘。

起因是周亚夫的儿子给他买了五百副盔甲，想用以将来陪葬，结果因为没支工钱被人揭发造反，周亚夫也被牵连下狱。在狱中，他一如既往地死硬并一言不发，刘启暴怒，说我不用你交待也能治罪。于是“吏侵之益急”，周亚夫绝食五日，呕血而死。

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从轨迹上来看，这几乎是刘恒和周勃政斗的翻版。

细柳营和周亚夫

08

田蚡弄权：刘彻被激发的“护食”天性

从刘邦到刘启，虽然皇权比重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这几位帝王在对相权进行试探性打压的同时，他们还做着某种妥协和退让。比如刘恒虽然极不情愿，却仍然用周勃为相；刘启虽然极度反感周亚夫，但为了刘彻，他仍然愿意再给周亚夫一次机会。

这其中可能隐藏着这么几种因素。

第一，汉初的主流思潮是黄老，帝王本身缺乏折腾的冲动；

第二，丞相负责制毕竟是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对于相权的的威胁，皇权还缺乏足够的警惕；

第三，中央集权体制刚刚兴起，“独夫政治”尚未形成，帝王们对皇权的理解还远未达到后世尤其是明、清时候的高度。

但事物是发展的，而且，对于皇权的理解也因人而异。当汉武帝刘彻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丞相们的冬天来了。

导火索是嚣张跋扈的外戚丞相田蚡。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 年）的一天，丞相田蚡拿着一份任命清单找到刘彻。刘彻强忍怒气问田蚡：你要安排的人都安排完了吗，我也想安排几个呢。

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

这事过去不久，田蚡又找到刘彻，想把属于考工室的土地划给他，用于扩建自家宅基。刘彻大怒道，我看你把武器库拿去算了。

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库！”

面对自己的丞相舅舅，刘彻为何如此大动肝火？

原因是他这个舅舅借着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大大越位了。

在田蚡看来，当时刘氏诸王年纪老迈、新皇刘彻乳臭未干，所以，帝国权柄就只有作为皇家至亲（太后王娡的同母弟）的自己来掌控了。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田蚡不仅在人事安排上极其随意（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生活上也大肆贪腐、骄妄不法（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而且，他还在朝堂之上对政敌朝廷残酷地打压，前丞相窦婴就是死在他的手里。不过，这事由于母亲王太后的缘故，年轻的刘彻忍了下来（上自婴、夫事时不直蚡，特为太后故。）

眼见新皇好歁，田昐更是变本加厉，他见刘彻迟迟无子，居然与淮南王刘安私下勾结，妄图在刘彻百年之后迎立刘安。

刘彻本来就对田蚡的越权行为极为不满，而勾结宗室意图染指皇权，更已经是灭族的死罪。所以，当刘安事发，他咬牙切齿地说：如果田蚡还在（田蚡已于元光五年春病死），我一定杀他全家。

及闻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可以说，田蚡作为丞相的种种越界行为让刘彻受到了绝大的刺激，并彻底激发了他刘氏血脉中流淌的“护食”本能，后来丞相们的悲催命运也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田蚡

09

公孙贺辞相：丞相成为西汉最高危的职业

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老实人石庆从丞相位上光荣退休，刘彻选择自己的连襟、太仆公孙贺接任，并封葛绎侯。

这时，怪异的一幕出现了：公孙贺坚辞不受，并且一边磕头一边哭，说自己出身边鄙，起于行伍，能力有限，根本不是做丞相的材料，希望刘彻收回成命，另任高明。

一开始刘彻以为，公孙贺只是出于谦虚而作作样子，还很感动，后来一看是真不愿接这差使，气得站起来就走。

皇上龙颜震怒，公孙贺发现实在推不了，才无奈谢恩而出。

这就有点奇怪了：丞相贵为三公，寻常人等抢还抢不来，为何公孙贺却拿它当个烫手山芋？

答案在《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里面：

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数被谴。

也就是说，在公孙弘之后、公孙贺之前的四个丞相当中，竟有三个是因犯事被迫自杀，仅有一个石庆虽然全身而退，却一直是作为刘彻的出气筒存在的。

再进一步说，纵观汉武帝五十四年的皇帝生涯，一共任命过十三个丞相，平均任期四年。虽然看上去略显频繁，但这还没什么，如果把这十几位的生平列个清单，就会发现中间的异常之处：这十三位丞相，居然有六个因罪被杀或自杀（窦婴斩首，李蔡、庄青翟、赵周下狱自杀，公孙贺巫蛊下狱死，刘屈氂谋反腰斩）、一个先疯后死（田蚡）、三个被罢免（卫绾、许昌、薛泽），只有三个（公孙弘、石庆、田千秋）正常死亡或退休。

接近百分之五十的死亡率。

可见，丞相，这个本该位高权重、荣宠无匹的职位，在汉武帝时期已经成为了一个最“高危”的行业！

而从公孙贺的角度来说，他按顺序在其中排名第十一，也就是他几乎全过程地见证了中间的血腥残酷和生死无常。

所以，他不是不愿意干，而是不敢干！

最后的事实也证明，公孙贺的担心并非多余：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2年），一直诚惶诚恐、谨小慎微的公孙贺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巫蛊之祸被牵连下狱，并和儿子一块死于其中。

皇帝、丞相这对政治搭档本该戮力同心，现在却“相攻击如仇雠“，这太不正常了！

在历史上，刘彻好大喜功、残暴好杀是共识，但在丞相问题上，如果只归结为性格因素，就太过于简单和片面。

马基雅维利说：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的斗争。

先来看一下几位横死的丞相的罪名。

窦婴，伪造圣旨；

李蔡，侵占景帝陵园；

庄青翟，陷害御史大夫张汤；

赵周，知情不报，歁君罔上；

公孙贺，巫蛊；

刘屈氂，诅咒刘彻，并与贰师将军李广利阴谋拥立昌邑王刘髆为帝。

如果再加上幸运早死的田蚡，很明显，这几人的罪名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侵犯皇权，动了本该属于皇帝的奶酪。

刘彻不是刘邦、不是刘盈、不是刘恒、也不是刘启，在对待权力的问题上，他的父祖们一是有所掩饰，二是留有余地，而他却像一头护食的狼，如果感到威胁，就会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将对手撕为碎片。

在刘彻的不懈努力下，其执政后期，朝堂之上已是皇权一家独大，相权完全沦为摆设，“无能有所匡言”。像公孙弘为相时，后虽善终，但他的唯唯诺诺和俯首贴耳历来为人诟病，以至于后来蔡东藩先生还作诗挖苦：八十衰翁待死年，如何尚被利名牵！岂因宣圣遗言在，求富无妨暂执鞭？石庆卸任时，“丞相府客馆丘墟而已”；而到了公孙贺和刘屈氂，丞相府更是已经颓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老年刘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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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皇权、崩溃的帝国

在传统观念里，中国人极度推崇所谓“贤人政治”，而宰相制度则被认为是可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最佳模式，宋代程颐就说：“天下治乱系宰相”。他敢说这话，其底气就来自北宋王朝士人集团无与伦比的社会待遇以及相权对皇权有别于前朝的制度制约。

到了明代，偏执狂朱重八做得比刘彻更绝：直接废除了丞相制度。这样一来，皇权倒是自由了，但是，从此以后，不仅官僚机构对皇权的调节机能大为削弱，朝堂政治的正常运作也受到严重影响。虽然出现了替代机构“内阁”，但这种类似“群相”的体制，其地位高低和能量大小完全取决于首席大学士的水平和魄力（如张居正），所以在功能和作用上并不能与原来的丞相相提并论。所以，明末大儒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明夷待访录》）。这句话总结地虽然过于绝对，但却道出了皇权失控的政治危害。

最后再说回刘彻。

没有了相权的掣肘，刘彻实现了在绝对权力的海洋里无限制徜徉的理想，终其一生，他都在不计成本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策马狂奔——谁也拉不住，当然，也没有人去拉。

皇权失控，遭罪的是帝国和百姓，绝对权力带来的是殃及全国的政治灾难：外有穷兵黩武、民生凋敝、盗贼横生，内有巫蛊祸起、太子殒命、国本动摇。

也就是说，经过多年折腾，他留给子孙的竟然只是一个庞大而虚弱的空壳和一地鸡毛的烂摊子，如果没有后来昭、宣二世的休养生息，大汉王朝恐怕根本等不到王莽篡夺就早已寿终正寝了。

朱元璋与胡惟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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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史记》、《汉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