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表昏聩无能？武夫割据、大族盘踞，3年他让荆州成为三国"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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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局迭荡、群雄纷争的东汉末年，刘表曾是一位声名卓著之人物。他一度控辖荆州，保境息民，颇有治绩，但因其割据终归于失败，故后人或讥其不通机变，或斥其昏愦无能。

然而，刘表在荆州究竟干了什么？为何能控辖荆州凡40年？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1、刘表全面掌控荆州有多难？

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荆州刺史王睿被长沙太守孙坚杀害，东汉朝廷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

当时天下纷争已起，东汉王朝名存实亡，正如《刘镇南碑》所描述得那样：

“俄而汉室大乱，祸起萧墙，贼臣专政，豪雄虎争。县邑闾里，奸仇烟发，州县残破，天下分崩，四海大坏。”

在这一背景下，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当与其出自皇室有关。

刘表(142一208)，字景升，《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载其山阳高平人。《后汉书》卷七四（下）《刘表传》载其乃汉景帝子“鲁恭王之后也”。

与此同时，汉廷任命刘焉为益州牧、刘繇为扬州牧、刘虞为幽州牧，诸人皆为士大夫化之皇族疏宗代表，朝廷希望通过宗室大臣镇守地方，以拱卫中央，延续其国祚。

但实际上，这些人有的很快也转变为地方割据者。

当时东汉王朝已无力直接统辖地方，荆州之地乱象纷呈，朝廷对刘表的任命差不多只是一纸具文而已。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记述荆州局势云：

“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

《后汉书·刘表传》也载：

“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

面对荆州地方势力的武装割据和下层社会的变乱，刘表怎样才能取得统治权呢？

作为汉末士大夫社会的杰出代表，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争取荆襄地区世家大族人物的支持。

应该说，刘表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既有优越的皇族血统，又为世代承传的冠族子弟，早已成为士大夫社会的一员。

特别是在当时激烈的反宦官斗争浪潮中，刘表表现得十分活跃，《三国志》本传称其“少知名，号八俊”。

所谓“八俊”，是当时士人对反宦官斗争中贡献卓著者的一种舆论上的赞誉与评价。

正因为如此，党锢祸中，刘表成为朝廷悬赏通缉的对象，幸得人帮助，“亡走得免”。

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解除党禁，刘表才结束流亡生活，重新得到任用。刘表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与卓著的声望，对荆襄士族社会当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荆襄地区邻近东汉皇族故里，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下，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名门大族。

东汉末，面对地方动荡的局面，从荆襄地方大族的角度看，他们也迫切期待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来统辖地方，将各家族的力量聚拢起来，进而剿灭“宗贼”，收编各路武装，抵御外敌，安辑流民，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刘表至荆州，首先拜访当地大族名士代表，与相谋划，《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载有双方的对话：

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

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表初到，单马入宜城，而延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表曰：“宗贼甚盛，而众不附，袁术因之，祸今至矣！吾欲征兵，恐不集，其策安出？”

从这一对话可见，刘表向荆襄大族名士代表请教安定荆州之策，荆襄大族有明确的安定地方的愿望，即所谓“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他们对刘表的德望、声名甚为敬慕，以为“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这实际上表明了他们对刘表的支持与合作的态度。

他们明确表达了对苏代、贝羽等武人的轻视，希望刘表实施儒家仁义德政，这实际上是要求他执行对当地大族有利的政策，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当地大族的全力支持。

至于具体平乱治理等军政事务，他们不仅早已有所考虑与布置，而且在地方自治的战略上也有深思熟虑的规划，即所谓“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2、三年站稳脚跟

毫无疑问，襄阳大族代表对稳定地方有相当的实力与充分的自信，他们在众多豪杰人物中寻找其代理人。

从刘表之处境看，他之所以首先与蒯越、蔡瑁等人“与共谋划”，主要在于他们是当地大族名士之代表，其态度对当地各家族与人物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

蒯越，《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傅子》载：

“越，蒯通之后也，深中足智，魁杰有雄姿。大将军何进闻其名，辟为东曹掾。越劝进诛诸阉官，进犹豫不决。越知进必败，求出为汝阳令，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诏书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建安十九年卒。”

由蒯越劝何进“诛诸阉官”，可见他反宦官的立场，这与“党人”是一致的，也决定他必然崇敬刘表，并助其“平定境内”。

蒯越之弟蒯良也参与了与刘表的谋划。

又，蔡瑁，《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蔡瑁”条载：

“蔡瑁，字德珪，襄阳人，性豪自喜。…是时，瑁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墙皆以青石结角。婢妾数百人，别业四五十处。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瓒，字茂珪，为鄢相；琰，字文珪，为巴郡太守，瑁同堂也。”

由此可见，蔡氏为汉末襄阳地区的著姓，诸豪门子弟皆与之联姻。蒯氏、蔡氏决定辅佐刘表，其他地方势力自然多表示顺从，这便确立了刘表的统治基础及其政权之性质。

对襄阳大族的政治要求，刘表当然是慨然允诺的。双方既已达成了共识，便着手实施上述战略。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载：

刘表“遂使（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襄阳，表乃使越与庞季单骑往说降之，江南遂悉平”。

《后汉书·刘表传》载：

荆州各地“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这里所谓“闻表威名，多解印绶”云云，恐怕有所夸饰，刘表固然有“威名”，但稳定荆州八郡靠的是荆襄大族的实力及其对刘表的支持。

初平三年，刘表遣使入关贡献，汉献帝封之为镇南将军、荆州牧。

3、地方大族的代理人

此后，刘表在内政方面，他紧密依靠荆襄大族人物，努力巩固荆州统治的稳定。

建安三年，刘表在镇压了长沙太守张羡的反叛后，“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成为南方地区最大的割据者。

对外则采取“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的策略，即在名分上尊奉汉献帝，同时与袁绍结盟。

这一举措在当时士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载：

“兴平元年，诏书征岐，会帝当还洛阳，先遣卫将军董承修理宫室。岐谓承曰：‘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趾，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卫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奖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粮。岐至，刘表即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

赵岐为当时名士代表，他称誉刘表在“海内分崩”的乱局中稳定荆州，可承担“共奖王室”以维系王朝命运之重任。

由此可见刘表稳定荆州及其相关政策，对当时儒学士大夫社会的影响甚著。

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的近二十年里，刘表在荆州的割据统治较为稳定，究其原因，其关键在于努力协调与荆襄大族人物的关系。

从有关文献记载看，刘表幕府中军政核心权力多为荆襄本土士人所控辖。

缪钺先生在《王粲行年考》中曾考证指出：

“刘表在荆州，所与谋军政大计者，有蒯良、蒯越、蔡瑁、韩嵩、刘先、邓羲等。”

而北方寄寓之士是很难进入权力中心的。

4、刘表统治荆州的隐患

荆襄名士代表如蒯越，《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傅子》载其接受汉廷所授为“章陵太守，封樊亭侯”，其家族实际上是刘表创立荆州政权主要支撑。

从相关记载看，刘表统治荆州过程中，关系最为密切的襄阳蔡氏家族。

他最倚重的是蔡瑁，前已述及刘表娶蔡瑁姊为“后妇”，刘表子刘琮又娶其妇侄女为妻。刘氏与蔡氏两代联姻，目的在于加强和巩固双方的利益关系。

《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蔡瑁”条载：

“瑁，刘表时为江夏、南郡、章陵太守，镇南大将军军师。”

荆州共有八郡，蔡瑁担任了三个郡的长官，此三郡均在州治襄樊附近，为刘表政权的核心区域，这一安排实非偶然。

蔡瑁又为刘表军师，参与军事谋划与指挥，可以说刘表荆州政权之军政权力无不受其节制。

由蔡瑁的情况，充分反映出刘表与荆襄豪强大族结盟的政治特质。

韩嵩，《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先贤行状》：

“嵩字德高，义阳人。少好学，贫不改操。知世将乱，不应三公之命，与同好数人隐居于郦西山中。黄巾起，嵩避难南方，刘表逼以为别驾，转从事中郎。”

又，《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傅子》载刘表后妻蔡氏曾说：“韩嵩，楚国之望也。”

刘先，《后汉书·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先字始宗，博学强记，尤好黄老言，明习汉家典故”，刘表征为别驾。

邓羲，章陵人，刘表任为治中。

至于其他家族子弟在刘表政权中的任职情况，由于文献记载不足，难以一一考实，但鉴于当时荆襄大族相互通婚等情况，可以说荆襄地域大族社会各家族无不与刘表政权发生密切联系。

此外，在经济上，刘表也极力满足荆襄大族的利益。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有诸葛亮与刘备的一段对话，其中说：

“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刘）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

诸葛亮崇尚法术，他给刘备出主意，建议招聚荆州境内“游户”以壮大实力，“备从其计，故众遂强”。由此可见，在刘表治下的荆襄地区，其境内“非人少也，而著籍者寡”。

由刘表政权建立之背景、过程及其性质，决定了其执政必然对大族之兼并土地与隐占户口采取宽弛之政策，以致大量的游户成为大族豪门之私附，从而不再承担官方的赋税和兵役，刘表对此不敢过分干预。

前引《襄阳耆旧记》卷一“人物·蔡瑁”条载瑁有“别业四五十处”，所谓“别业”，即是私人田庄。

蔡瑁如此，其他大族亦当如此。旧史所谓刘表政宽，其原因与实质正在于此。

可以说，刘表政权的军事组织与动员力量比较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大族豪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刘表的对外军政战略及其格局。

5、荆州何以繁盛一时？

刘表经营荆州期间，正值关中、关东两大地区军阀混战最为激烈的时候，相对而言，荆州便显得较为安定。

其情形，正如前引赵岐所说的那样：

“今海内纷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年谷独登，兵人差全”。

于是，各地士众纷纷逃往荆州避祸。

据《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卫觊传》载：

“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河南兖、豫等地之流移民众数量虽无具体记载，但其总数当较关中为多。当时荆州地区地广人稀，丘陵山地远没有得到开发，经济水平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这样，众多流民的涌入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而且还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

因此，刘表着力招揽流民，发展地方经济。

荆襄大族豪强也趁机隐占人户，扩大田庄。

关于荆州经济的发展状况，《全三国文》卷五六所录《刘镇南碑》云：

(表)劝穑务农，以田以渔，余粟红腐，年谷丰多。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郡首令长，冠带章服，府寺亭乡，崇栋高门，皆如其旧。当世知名，辐辏而至，四方襁负，自远若归，穷山幽谷，于是为邦。百工集趣，机巧万端，器械通变，利民无穷。邻邦怀慕，交、扬、益州，尽遣驿使，冠盖相望。

这段碑文虽难免有所夸饰，但所述当时荆州的稳定与富庶，大体上还是有史实可以证明的。正因为如此，至刘表统治末年，荆州已成为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

鲁肃便曾向孙权进言：

“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

此外，刘表为政力行德治，“爱民养士”，《后汉书·本传》称其“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刘表律己既严，吏治当然也较清明，无扰民之政。对此，历代史家都有较高的评价。

如宋代叶适论曰：

“刘表当乱世，雍容文义，自保一方，比于袁（绍）、曹（操）之残民，不犹愈乎？”

王夫之说：

“（表）不为祸先而仅保其境，无袁、曹显著之逆，无公孙瓒乐杀之愚，故天下纷纭，而荆州自若。”

清代何焯说：

“尽费养士，亦不厚敛于民，故能保境殁身也。”

这都肯定了刘表保境息民、开发荆州的历史业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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