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奇葩"第四国"：靠残杀士人、铁腕高压统治，居然雄踞辽东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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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地区在汉魏之际的半个世纪中，实际上由公孙氏控制，处于相对独立的割据状态。

汉灵帝中平六年，董卓以汉朝的名义任命公孙度为辽东太守。公孙度察觉中土即将大乱，于是寻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1、辽东避难的人们

公孙度名义上是汉廷的辽东太守，但实际上他效仿诸侯王甚至帝王的礼仪，其僭越之心甚明。

正因为如此，后来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其为武威将军、永宁乡侯，他根本不以为然，说：“我王辽东，何永宁也！”他将所授印绶封存在武库中。

显然，当时辽东处于相对独立的自治状态。建安九年，公孙度死，此后其子公孙康、公孙恭及孙公孙渊相继统治辽东。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孙渊一度“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

景初二年，魏明帝命司马懿征服辽东，公孙氏辽东政权前后“凡五十年而灭”。

公孙度割据辽东之初，中原正处于动乱最严重的状态，激烈的军阀混战导致人口的大量迁移，而辽东地处边鄙，相对稳定，一度成为中土人民的避难地之一。汉末流迁辽东的移民总数究竟有多少，由于史籍记载不明，难以估算。

根据文献提供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当时进入辽东的移民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陆路，经幽燕、辽西进入辽东；二是自海路，从山东半岛泛海入辽。

这些移民大致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随袁绍子袁尚、袁熙等在争夺中原统治权失败后逃亡辽东的，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军事移民；二是逃避祸难自由奔亡辽东者。

从移民的身份看，也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数量较大的下层百姓，这是流民的主体，这些人大多长期留滞辽东；

二是中土的大族名士，为移民的上层或领袖，他们大多在故土有家业、有地位，在内地逐渐稳定后，他们便陆续返回中原了。

具体一点说，自陆路进入辽东的下层自由移民与军事移民数量较大。

东汉末年，河北北部幽燕地区曾是一个重要的流民集散地。

据《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刘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 但后来幽州发生了公孙瓒与刘虞、公孙瓒与袁绍等人之间长期而又残酷的军事对抗，加上边地诸胡的不断骚扰，集聚在幽州的流民星散，其中应当有一部分可能进入辽东。

当然，由于地缘关系，应当还有河北地区民众避难入辽者。至于军事移民，袁尚兄弟被曹操打败后，他们带领部分军队先奔辽西乌桓，建安十二年进入辽东，企图投靠公孙康以恢复其势力，随奔的军队人数究竟有多少，虽无法确考，但据《三国志》卷二八《魏书·毋丘俭传》，魏明帝青龙年间(233一237)征辽东，“昔随袁尚奔辽东者，率众五千余人降”，这距袁氏奔辽已过去三十年了，可以肯定当初进入辽东的军人数量当然远不止于此。

至于渡海入辽的移民，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公孙度父子在山东半岛一带招募的人口，公孙度一度控制山东半岛东部，其“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应当会从那里招募一些士庶民众，惜无具体记载；二是北海诸郡县避难入辽的士庶民众，现在史籍所见主要是这部分人。

由于地缘关系，山东半岛东部地区素来与辽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每遇祸乱，当地人士便有浮海渡辽之举。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逢萌传》载：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逢萌“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这是西汉末年的事。

由此二例，可见山东地区历史上渡海辽东的情况。及至东汉末年，山东士庶群体性浮海辽东之规模可谓空前。

从以上对几位泛海奔辽的山东大族名士的情况看，他们皆非个人出走，而往往携带家属甚至宗族乡里民众。

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名士德行卓著，具有很高的声望，其乡里多有人追随他们泛海入辽避难。

《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载：“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三国志·魏书·管宁传》亦载：“时避难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后渐来从之。”

《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注引《傅子》所载说得更清楚：

“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

所谓“越海避难者”，当然主要是山东半岛之移民。 可以说，在诸大族名士的带领下，东汉末出现了一个山东地区前所未有的“越海避难”辽东的移民浪潮。

就时间而言，山东移民避难辽东主要发生在董卓之乱之后，即汉灵帝中平(184一189)、汉献帝初平(190一193)之际。

《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注引《傅子》载：

“宁在辽东，积三十七年乃归。”

管宁是魏文帝黄初四年应征回归的，卢弼在《三国志集解》卷一一《管宁传》中有按语云：

“宁往辽东以三十七年计，当在灵帝中平四年。”这算比较早的。

这些移民在辽东滞留的时间，虽长短不一，但大多在中原局势稳定后，陆续返回故乡，其标志是曹操迎奉汉献帝都许。

至于广大下层移民，在曹魏平定辽东后，司马懿西归，当携带一些流民返乡，此后有不少人山东半岛移民陆续越海返归乡里。

由此可见，魏明帝灭公孙氏辽东政权后，辽东新沓、汶、北丰诸县“流徙渡海”至山东半岛之齐郡，曹魏新设诸县以加安置。这些人恐怕多为汉末避难辽东的移民的后代，长期受到公孙氏的管制，难以在中土安定后返乡。 当然，这些返乡者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汉末移民的后代世代定居辽东。

2、公孙度为何“残暴”士人？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末有评论云：

“（公孙）度残暴而不节，（公孙）渊仍业以载凶，秖足覆其族也。”

这里批评公孙度“残暴而不节”，主要是指他虐待士大夫人物和摧残当地大族。验之史实，确不为虚。

关于公孙度之阶级出身及其入仕经历，《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载：

公孙度字升济，本辽东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为郡吏。时玄菟太守公孙琙，子豹，年十八岁，早死。度少时名豹，又与琙子同岁，琙见亲爱之，遣就师学，为取妻。后举有道，除尚书郎，稍迁冀州刺史，以谣言免。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

由其父出走他郡以避吏役，可见公孙度家族地位不高，出身卑微。他之所以得以发迹和升进，多有偶然性，且与东汉末年政局动荡相关。

在当时重视士人出身的社会风尚中，公孙度的这一仕宦方式显非正途，特别是他为董卓所命之郡守，遭到当地儒学士大夫和名门豪族的强烈抗议和抵制。

对此，公孙度心存忌恨，执政后对当地大族名士严加诛戮。

尽管公孙度混迹上层，但在其乡里评议中，仍被视为寒门贱族，襄平令公孙昭召度子康为“伍长”，根本不给公孙度父子面子。公孙昭这样做，并非个人的态度，而是遵从当时的“乡议”原则。

由辽东“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无恩”，便可见辽东“名豪大姓”长期利用“乡议”以压制公孙度父子。

公孙度担任辽东太守后，诛戮“名豪大姓”，“皆以法诛，所夷灭百余家”，几乎将当地大族斩尽杀绝。

东汉末年，一些出自寒门以武力割据的统治者，多有杀戮大族名士的现象，相较而言，公孙度尤为残酷。

当然，公孙度图谋在辽东称王称帝，也想利用当地儒学士大夫代表人物，但后者坚决不予合作，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

《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载：

“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恶度所为，恐为所害，乃将家属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尸，诛其家族。”

对此，《晋书》卷四四《李胤传》的记载更为清楚：

“李胤字宣伯，辽东襄平人也。祖敏，汉河内太守，去官还乡里，辽东太守公孙度欲强用之，敏乘轻舟浮沧海，莫知所终。胤父信追求积年，浮海出塞，竟无所见，欲行丧制服，则疑父尚存，情若居丧而不聘娶。”

公孙度对李敏“欲强用之”，目的是为自己的统治作装饰，但依然遭到拒绝。李敏家族的遭遇不仅在辽东，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儒学士大夫人物的同情。

由此可进一步看出，公孙度父子在辽东的统治是得不到士大夫社会支持的，其依靠的统治基础始终都是武力。 这就决定了其政权的性质及其崇尚法术的政策倾向。

3、流寓人士的不合作态度

公孙氏父子与辽东本土“名豪大姓”如此尖锐对立，那他们与流寓人士的关系如何呢？

总体而言，公孙氏父子为了长期而稳定的统治，且欲意有所作为，对流寓土人有所笼络，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而从流寓名士的角度看，他们避难辽东是暂时的，大多并无长久留居的打算。 出于士大夫阶级与文化的立场，他们对公孙度父子的相关政策自然心存不满，但作为流寓人士，他们与当地名豪大族人物相比，缺乏乡里籍贯背景，无法操纵乡议，与公孙氏的对立关系相对比较缓和。

因此，流寓群体总体上回避与公孙度父子在政治上的合作，寻求隐逸自保，以待中土安定后返归故里。这可以说是当时流寓辽东士人的主流心态。

关于公孙氏对流寓之士的笼络及其回避，前引《三国志·魏书·凉茂传》称公孙度拘留凉茂，目的是为己所用，“然茂终不为屈”。不唯凉茂，其他山东名士也多如此。

又，《三国志·魏书·管宁传附王烈传》载其“辞公孙度长史，商贾自秽”；《后汉书·独行·王烈传》也载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

可见公孙度对王烈一度极力拉拢，“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

王烈是流寓人士中原本声望有过管宁、邴原的名士，公孙度有意以他为长史，显然是想借助他的声誉以争取流寓士众的支持，进而改善其统治形象。

王烈为回绝其任命，竟然“商贾自秽”，尽管他终老辽东，但始终未参与公孙氏政权之事务。

又，《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载管宁至辽东后，公孙度本想委以要任，多加优遇，而“终莫敢发言”。之所以如此“敬惮”管宁，正在于管宁一贯的态度及其人格风范。

由上述诸例可见，流寓人士普遍拒绝接受公孙氏的委任，在政治上不与其合作。

这是由他们的阶级与文化立场所决定的。 汉代士大夫深受儒家道德教化，尤重名节，而公孙氏出自寒门，且其作派有违汉臣风操，在流寓名土看来自属僭逆，自然难以接受，于是不可能与之合作，以充任其工具或帮凶。

对公孙氏父子的种种亲善利诱，流寓人士多予回拒，而甘于清贫守节。

当然，也有一些流寓名士对公孙度之残害士人及其施政有所不满，直言批评，以致引起公孙度之报复与迫害。

北海刘政，与同郡邴原“俱有勇略雄气”，具有清议名士的风采。 其至辽东，公孙度欲诛杀之，公孙度之所以“畏恶”刘政，以致要捕杀他，具体原因未有明载，大体可推测其对公孙氏之行政及其作风等当有所议论。

由上所述，可见公孙度父子之阶级出身与文化背景等与儒学士大夫阶层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与对立。

与诛灭辽东本土名士豪族的政策有所不同，公孙氏开始本想利用流寓人士，以致有“厚礼之”、“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和“虚馆以候之”等情况。

从流寓之士的角度看，他们避难辽东，丧失了乡里基础与舆论权力，寄人篱下，不可能像本土大族人物那样直接对抗公孙氏，因而显得温和、内敛一些。 这使得一些人得以保全，后来返回中原。

不过，就其本质而言，他们与本土名士豪门的态度是一致的，因而其中具有“勇略雄气”的刚直之士很快与公孙氏发生冲突，受到迫害，有的还命丧异域。 因此，可以说汉末流寓辽东的儒学士大夫的遭遇是颇为坎坷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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