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4人提出"天下三分"，"三国"之后，南北朝还有2个"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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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所上《进五规状》中，以史学家的精确，对北宋太祖太平兴国四年(979)以前的分合治乱，作了具体的分析，据之统计，可知自秦统一（前221）到北宋平北汉(979)的1200年间，分裂时期凡634年，占53%，其中魏晋南北朝400年(189一589)，分裂时期380年，高达95%。

就分裂的形式而言，有“九州幅裂”的多边分立之局，南北对峙之局，以及“海内三分”的鼎峙之局。

谈到天下三分，人们总是自然地想到魏蜀吴三国时代。

但天下三分的政治设计并不始于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下三分之局也不止于三国时代。

1、三国以前两次未遂的三分天下设计

秦统一天下以后，三分天下的设想，最早出现于秦末大乱刘、项相争之时。

当楚、汉主力胶着于荥阳，属于刘邦的韩信率军取得齐地之时，“（韩信）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有淮泗之地”，实力足以与刘、项鼎足而三。

盱眙人武涉往说韩信：

“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

齐人蒯通也向韩信建言：

“当今之时，两主（刘、项）县（悬）命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

倘若韩信听从了武涉、蒯通的建议，秦汉之际的历史将要改写，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刘秀平定关东，巴蜀的公孙述、陇西的隗嚣尚割据一方。

“（光武）帝积苦兵间…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

隗嚣之西是保境河西的窦融，“帝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遂致书于融：

“今益州有公孙子阳（述），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

这里的“三分鼎足”，是以陇蜀（蜀公孙述、陇隗嚣）为一方，河西窦融为一方，光武帝为一方。

《文苑英华》卷九一○杨炯《唐昭武校尉曹君神道碑》亦谈到“非如马援遨游二帝之都，不学窦融自保三分之重”。

如所周知，由于窦融的归附，刘秀“得陇而望蜀”，最终平定嚣、述，挫败了陇、蜀特别是巴蜀参与三分天下的第一次尝试。

2、东汉未年三分天下的设计与现实

诸葛亮和鲁肃的三分割据之策作为三分天下的典范设计，当然是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著称的“隆中对”，这一设计不仅仅止于“三分割据纡筹策”，而且作为蜀国的国策被贯彻施行，并在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然而汉末三分天下的设计，“隆中对”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早的。

早在建安五年(200)，鲁肃在与孙权密议时，即已提出：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由于“隆中对”的赫赫声名，提到“鼎足”，似乎就是指诸葛亮所规划、所促成的魏、吴、蜀三国并立之局。

而鲁肃密议中所谓“鼎足江东”，后世史家每存疑虑。

上引鲁肃密议，《三国志集解》谓：

“《通鉴》‘鼎足’作‘保守’，何焯曰：此时何缘便知为鼎足乎，亦事后傅会之词。或曰：是时先主无尺土，何云鼎足？”

田余庆先生认为“鲁肃之议中的鼎足，并非预指以后出现的魏、蜀、吴的三分，而是指扬州孙权、荆州刘表和北方曹操这三种力量并存的局面”，并指出鲁肃、诸葛亮二论先后不同，二论的细微性、条理性和准确性亦有异，但就“在当时被人主重视的程度及求其实现的实际意义而言，鲁肃之论较《隆中对》似有过之”。

如果与鲁肃所谓“鼎足”的另外两方为刘表、曹操，那么将置袁绍于何地？

袁绍在当时割据群雄中应是实力最为雄厚者。

其次，细绎文义，可知上引鲁肃密议的核心目标是“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何者？”以下即是对这一核心目标的阐释。

“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则是这一核心目标的实现，故《通鉴》本条将“鼎足江东”改为“保守江东”，胡三省注则讥评“江东君臣上下，本谋不过此耳”。

如果刘表为“鼎足”之一，何以鲁肃在“天下无衅”的情况下，第一步便“剿除黄表进伐刘表”，使鼎足失衡，从而偏离他为孙权设计的核心目标？

鲁肃所谓“北方诚多务”、“观天下之衅”，当即指袁曹之争。

鲁肃与孙权密议之时，正当官渡之战爆发之日。袁绍与刘表有交，他曾遣使向刘表求助，袁绍讨曹操檄中亦有“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之语。

但刘表许袁而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观天下之变”。

刘表的属下、荆州名士韩嵩和刘先都劝他：

“今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

可知刘表被公认为袁曹两雄之外的第三支重要势力，他之“拥甲十万，坐观成败”，实际上是想鼎足“中立”于袁、曹之间，即如范晔所论：“欲卧收天运，拟踪三分。”

这里的“拟踪三分”，当即指效法当年武涉、蒯通故智。

刘表本质上是一个儒生、名士，他统治荆州期间虽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却不留意于政务和军事，“言不及军旅之事，辞不逮官曹之文”。

投奔他的名士杜袭和裴潜，都说他不是能够托身的“拨乱之主”和“霸王之才”，他自己虽想“拟踪三分”，但在当时群雄争衡的动乱时代，非但不能与袁、曹三分天下，甚至不遑自保。

其下属荆州名士韩嵩、刘先和蒯越也这样看，故他们力主刘表投降曹操。推测鲁肃也不会将缺乏自立能力的刘表算作鼎足的一方。

鲁肃所谓渭“鼎足江东”的另外两方，应当是北方的袁绍和曹操。

唯其如此，他才将“剿除黄祖，进伐刘表”作为实施和巩固“鼎足江东”局面的第一步战略行动，即趁北方多务，占领荆州，“竟长江所极”，以便稳固其鼎立之势，然后徐图天下。

鲁肃所谓“竟长江所极”，通常理解为占有今天概念上的长江上中下游全流。

实际上六朝长江上流率指当时荆州境内的长江流域，即西至建平郡（治今四川巫山县）的长江干流，北至其支流汉江中游，故占领荆州，就是“竟长江所极”。

3、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当时北方割据政权林立，即司马光《进五规状》所谓“群胡乘衅，浊乱中原，散为六七，聚为二三”。

其实割据政权最多时尚不止六、七，如东晋义熙五年(409)，北方即并列有后秦、西秦、北魏、南燕、北燕、北凉、南凉、西凉、夏等9个政权。

至于“聚为二”，盖指后赵329年灭前赵时（当时除辽东慕容氏和河西张氏外，中原地区皆为石勒所统一)，以及后来苻秦统一整个北方时。

而在后赵、前秦相继统一中原之间，曾有过前燕、前秦与东晋三方鼎峙之局，这一局面从352年慕容儁灭冉魏称帝，至370年前燕为前秦所灭，维持了近20年。

367年，前燕执政的慕容恪因患疾病，对接替他的人选作了交代，其中就谈到：

“今南有遗晋，西有强秦，二国常蓄进取之志，顾我未有隙耳。”

慕容暐亦称“今关右有未宾之氏，江吴有遗烬之虏”。

前燕君臣每以“秦吴二虏、二寇”为言，显然如《资治通鉴》胡注所说，“以（东）晋（前）秦为二寇”。晋则以秦、燕为“二寇”、“二虏”。

《资治通鉴》卷一○一“东晋海西公太和三年(368)九月”条，载前燕尚书左仆射悦绾鉴于“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上书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并之心”云云。

此“三方鼎峙”，即如《通鉴》胡注释：“谓燕、晋、秦也。”

亦即《晋书·慕容儁载记》中常炜所谓“三方岳峙”之意。

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南下之时，山西、河北乃是刘渊、石勒纵横之地，因而阻碍他们南下的不是晋朝而是匈奴、羯胡；其次，前燕统治集团中，包括一大批西晋末年大乱时流亡到辽西的中原世家大族。

因此，前燕创始人慕容廆为了争取汉族人民的同情，并使南下师出有名，便接受了东晋的封爵，以取得“敷宣帝命，以伐有罪”的政治优势。

及至永和八年(352)慕容儁灭冉魏，即皇帝位，才不得不与东晋断交。

前秦、前燕初无正式外交关系。

太和四年(369)桓温伐燕，燕遣使乐嵩求救于秦，王猛主张救燕，苻坚亦欲与燕连横，秦遣邓羌率军二万救燕，并遣使姜抚报使于燕，从此双方使节络绎。

前燕梁琛使秦返燕，认为“今二国分据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温之入寇，彼以计相救，非爱燕也”；“况今并称大号，理无俱存”。

前燕求救前秦时，“许割虎牢以西赂秦；晋兵既退，燕人悔之，谓秦人曰：‘行人失辞”，370年，前秦遂发兵攻燕。

因而东晋、前燕、前秦三方鼎峙之局只维持了19年，至370年前秦灭前燕(370)告终，进入前秦东晋南北对峙之局。

但这一南北对峙之局也是短命的，13年后爆发淝水之战，北方再次陷入多边分立的混乱之中，又经过半个世纪左右，到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才正式进入近个世纪的南北朝时代，直到534年北魏分裂。

4、南北朝后期的后三国时代

《通典·州郡·序目上》：

“自东西魏之后，天下三分，梁陈有江东，宇文有关西，高氏据河北。”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六“天下再三分”条，称东西魏分立，是自汉末三分之后的“天下再三分”：

“起庚午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孝武帝为高欢所逼，奔长安讫丁酉陈宣帝太建九年(577)，周灭齐，仍为南北，凡三方分跱四十四年。”

以陈、齐、周三国比魏、蜀、吴三国，当时人及唐人即作如是观。

如果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三国鼎立局面始奠其基算起，到魏元帝景元四年(263)魏灭蜀，天下三分凡五十余年，倘若从220年曹丕称帝三国始有其一，或者从次年吴蜀爆发夷陵之战三国鼎立局面最终稳定下来算起，天下三分约四十余年，适与梁陈、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三方分立时间相仿佛。

东西魏分立之初，东魏前承北魏版图、人口之大部，鲜卑或鲜卑化的北镇兵士之大部，以及经济上发达地区之大部，梁、陈也是前承东吴以来遗业，相对而言，西魏北周的“三分之业”确实是宇文泰集团荜路蓝缕地开“创”和拓“定”出来的。

通过东西魏间的激烈对抗，特别是五世纪中叶爆发的侯景之乱所引起的关中、山东、江南三方势力的重新洗牌，三分鼎立之业中的西魏北周一足方始稳固下来，三国鼎立的现实格局也终于被三方承认和接受。

据《陈书·孔奂传》载，天康元年(566)四月陈文帝病重，以太子柔弱（时12岁），拟传位给弟弟安成王陈顼，所谓“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义，四海事重，宜须长君”。

在唐初官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中，“三国”仍是魏蜀吴的特称。

但在佛藏史传中，却常见以“三国”指称南北朝后期鼎峙的三方政权。

唐人丘悦《三国典略》，即径以南北朝后期山东、江南、关中政权为三国。

《旧唐书·文苑中·丘悦传》：

“丘悦者，河南陆浑人也。亦有学业。…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开元初卒。撰《三国典略》三十卷，行于时。”

《崇文总目·史部编年类》著录该书云：

“《三国典略》，三十卷，唐汾州司户参军丘悦撰，以关中、邺都、江南为三国。起西魏，终后周，而东包魏北齐，南总梁陈，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遗，自二十一以下卷阙。”

又《玉海·艺文·杂史》“唐《三国典略》”条：

“自元魏分而为东西，西魏都关中，后周因之；东魏都邺，北齐因之。梁陈则皆都江左。悦之书，首标西魏元而叙宇文泰。”

由于东汉以前我国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在地域上主要表现为东西之别，因而政治上也常常形成东西对立，如战国时关东六国联合抗击关中的秦国，称为“合纵”，即形象地显示出从北方的燕到南方的楚所构成的东方联合阵线。

如所周知，我国自然地理上的南北分野，西端以构成南北分水岭的秦岭及其东南向余脉桐柏山、大别山为分界，东端以淮河为大致分界，南北之间的地理形势及气候条件差异极大。

随着东汉以后南方经济开发的加速，南北经济地位的彼升此降，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异主要表现为南北之别，从而在政治上也常常表现为南北对立。

三国时期的三方鼎立，在本质上可以视为南北对立，即吴蜀联盟与曹魏的对抗。

东晋南朝时期的南北长期对立，更成为此后南北分裂的典型。

五代十国虽然是多边分立，实际上也主要体现为南方诸国与北方五代的对立。故纵观北宋以前从分裂走向统一，或者从再分裂走向再统一的历史途程，可以看出，就分裂的形式而言，有从东西分立到三方鼎峙到南北分裂这样一种变化趋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特点相对应。

如果说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是在没有外来民族入侵的条件下从内部自然形成的，那么，上述东晋十六国时期和南北朝后期的三方鼎峙，则渗入了民族因素，从而使三方之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兼并战争、外交捭阖以及走向统一的过程更形复杂。

如在前三国时代，三国之间的正统之争，主要表现为谁最有资格和最有实力成为汉帝国的复兴者或继承者，而在东晋十六国及后三国时代，正统之争掺进了民族因素。

前秦灭前燕后急于攻晋而发动淝水之战，西魏北周改行周礼，都隐含有重新树立正统的诉求。

前三国时代，北方一国，南方江南和巴蜀二国；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后期的天下三分，变为南方一国，北方关中和山东二国。

这种政治实体的南北分布变化，显然与永嘉乱后北边民族入主中原有关，与此相应，后三国之重归一统，也有待于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进程，而这样一种进程，也可以说就是北方少数民族逐步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南朝文化不断影响和传入北方的过程。

在这种意义上，后三国虽然一如前三国，由北方统一南方，但在文化上，却是南朝征服北朝。

又前三国的蜀汉政权和后三国时代的关中政权，最初均国小力弱，资源贫乏。前三国中蜀虽先亡，由实力最强的曹魏及其继承者完成统一，后三国的西魏北周却以弱兼强，统一北方，其后继者最终统一南北。

三方之中，其弱小者得以鼎足而立，固然需要具备一定的地理及经济条件（关中和巴蜀在地理上均自成一体、易守难攻，号“四塞之地”，在经济上物产丰富，均号称“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其弱小者最终以弱兼强，则有着复杂的内外因素，值得深入分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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