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剖蜀汉何以失荆州

编辑|侯博士的笔记

前言

赤壁之战后，刘备乘胜追击，先后攻占荆州和益州，为建立蜀汉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使天下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格局，这也是他戎马生涯的巅峰。

而后来接踵而至的失荆州、关羽丧命，则成为了他一生霸业中的转折与衰落点。

失荆州给蜀汉的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第一，赤壁之战及其之后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军事优势几乎丧失殆尽，其兵力、领地、人口失去了几乎一半，战略上迫使他们放弃了进攻，转向了防守。

第二点，荆州和益州两个方向的兵力北上进攻中原的计划落空，隆中对也因此而夭折。刘备自己，因失荆州，丧关羽，愤愤不平，率军攻打吴国，却在彝陵大败，“中道崩殂”含恨离世。

关于失荆州的根本原因，很多人把责任推到刘备和荆州镇将关羽身上，指责关羽“刚愎自用”，背弃了诸葛亮制定的联吴之策。

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失荆州后，他率兵攻打吴，导致孙、刘联盟彻底瓦解，联吴之策也因此被掩埋。

王夫之《读通鉴论》一书中所阐述的这一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他认为荆州失守，归咎于关羽的“忮吴怒吴,激孙权之降曹”，结果就是“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诸葛亮和鲁肃所建立的孙刘同盟也因此葬送了。

而关羽之所以败亡，其原因是刘备重私情，而误用关羽，“关羽之死，是刘备之娇也，私之也，非将军之道也。”王氏的看法，影响深远，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舍本逐末、未中鹄、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这一结论的产生与流传，主要是因为诸葛亮迷信在历史上长期的盛行。

因此，破解失荆州之谜的关键在于打破对诸葛亮的迷信和神话，就像马克思说的：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解释历史，而现在我们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荆州之失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因为关羽的“忮吴怒吴”，也不是因为刘备对关羽的重用。

当时在刘备的军队中，文武双全，擅长水陆作战，屡建奇功，独当一面的名将，关羽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荆州的防御，江陵的城守，能在十年内安然无恙，实属不易，就是因为有关羽坐镇荆州，军力强悍，曹操才会采取守势，不敢轻举妄动。

况且，关羽不但没有破坏孙和刘的同盟，反而成了孙权背叛盟约、背后捅刀的牺牲品。

那么，荆州失守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要想解答这一问题，不但不能避开诸葛亮，而且还得从诸葛亮制定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实践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

《隆中对策》是刘备集团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重要策略和基本路线，也是刘备长期遵循的主要政策。

其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其战略目的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之后又将其归纳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八字方略。

在军事方面，分兵两路，先占荆州，再取益州，为北伐奠定基础，这是战略的根本。第二个步骤，就是分两路出兵，北伐中原。

而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与孙权结盟”，共同对抗曹操。

《隆中对策》的确是一位卓越政治家的才智之光，它的确为蜀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它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对占领荆益、北伐中原的战略目的、策略步骤，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方针，从总体上来看，都是正确的，或者说基本是正确的。

孙、刘同盟的建立、赤壁的胜利、荆州、益州的大捷，都被视为《隆中对策》的功劳，也并无牵强附会之嫌。

然而，《隆中对策》并非“字字珠玑、万无一失”，而是包含了明显的错误成分，其中有使刘备事业导致严重挫败的错误。

特别是在对外交方针上存在着片面性、死板的倾向，而荆州失守的根源就在于此。

在曹操势大，“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孙刘两家在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确定与孙权结盟，共同对抗曹操的外交方针，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然而，客观情况、三大集团势力的比较、三大集团关系的结合，并不是死板一成不变的；人谋的功能就是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动，而适时地进行适当的调整自己的方针和策略。

诸葛亮则是缺少这样的辨证思维，他用一种固定的政策模式来套用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

袁宏曾对他说“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可谓是深谙其病。

他认为曹操是天生的仇敌，孙权是他的天然盟友，而他的敌人和盟友却是一成不变的。

在政策与战略上，对待敌人不谈任何妥协，这就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对于盟友，则不讲任何斗争和防范，这就是所谓的“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诸葛亮这一生以吴为盟友，丧师割地而不移其志。

赤壁之战时，就是他“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蜀汉在彝陵之战中大败，刘备阵亡，亮奉命辅孤，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遣使聘吴,因结和亲”。孙权登基后，诸葛亮“以震为都尉，贺权践柞”。

“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指导思想影响着诸葛亮一生的外交实践活动，他表现的全都是诚实无欺

但这也是他与蜀汉事业的一种悲哀。为此，他在孙权身上吃了大亏，而且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赤壁之战之后，吴、蜀两国发生了数次大战，例如荆州、江南三郡之争、东吴攻取南郡、关羽阵亡之战，皆因孙权在背后捅刀的突袭而起。

刘备这一边的人，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总会吃大亏。荆州失守和彝陵战败，是刘备人生中的两大祸患，而克星则都是孙权。

这难道不是“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死板一成不变的外交政策所演成的悲剧吗？

诸葛亮在处理曹魏问题上，确立了“汉贼不两立”的政策，只谈战争，不谈任何妥协，甚至是战略上的临时妥协，这就彻底杜绝了利用曹、吴两家的矛盾，来谋取利益和大计的可能。

在这一点上，孙权巧妙地利用曹、刘的矛盾，来制衡双方，为我所用的外交政策，这不正好反衬了诸葛亮外交上的错误吗？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诸葛亮认为建立国家基础的“汉贼不两立”政策，并不完全是根据客观情况和三方势力的比较来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而这些传统思想只会导致错误的决定。

与孙权结盟、共抗曹操的外交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赞画大计和决策，是在建安十二年做出的决定。此时，汉末军伐混战的局势已经初见端倪。

这时北方已经基本一统，曹操在中原横扫群雄，成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强军队。

长江一带这时的佣兵割据集团则有江东孙权、荆州刘表、益州刘璋、还有寄寓荆州的刘备，都是当时的佼佼者。

他们之中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刘璋则“性柔宽,无威略”，这些都是注定要没落的衰败势力。

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服,贤能为之用”，可以说是地利人和皆备，是能够独自发展并能反抗曹操的主要势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力较弱、处境艰难、“失势众寡、无立足之地”的刘备，要想生存下去，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他既没有力量支撑局面，也没有能力应付各种事变，他要么投靠曹操，要么投靠孙权。

投靠曹操，只能投降臣服，没有“联盟”之说，这条路行不通，如果投靠孙权，则可以联合一起抗曹，同生共存，这是唯一的出路。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刘备集团的正确选择无疑是后者。

当曹操南下攻打刘表时，曹魏的一位重要军师程显，曾预言孙刘两国联盟的必然结果，他说：

“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

他坚决反驳了曹军所说的“孙权要杀刘备”的说法。

事实证明，他的猜测是正确的。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率军南下，降刘琮，占荆州，兵临大江之时，孙刘缔盟的条件不但完全成熟，更成为两国竞相争取、唯恐失去的最重要因素。

孙权派鲁肃西行，“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刘备“即遣诸葛亮随肃诣孙权,结同盟誓”。

孙和刘结盟就这样成立了，结盟的创始人诸葛亮和鲁肃，成为了赤壁破曹立的大功臣。

孙和刘同盟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它具以下列特殊的历史条件：

第一，孙、刘两家面临着共同的威胁，他们都没有能力独自对抗，唯有联合起来，才能共存。

第二，两国并没有太大的利益冲突，荆州之争只是一种潜在的矛盾，而非实际的矛盾。

世事境迁，赤壁之战，不但使历史发展的步伐发生了变化，更改变了各大势力之间的实力对比，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活动的社会环境。

三大势力间的关系，也必然会随之产生新的变化，进行新的组合。

人谋的功能不是阻止这种不可抗拒的变化，而只能是顺时应变，正确的调整自己的策略和方针。

曹操战败归邺后，孙、刘联盟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几乎不复存在。

曹操的战舰在赤壁被烧毁，“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使其元气大伤，一统天下的势头被遏制住了，战略上也从大规模进攻变成了攻守兼备，直至曹操寿终正寝，也未能再发动一次战略性南征。

孙权和刘备这两个军事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一股足以和曹操分庭抗礼的军队。

刘备在占领荆州后，向益州进发，这是《隆中对策》中的第一步，他在汉中与曹操的战争中，击败了夏侯渊，迫使曹军退入关中，从而使曹操受到了来自荆、益州两个方向的威胁。

建安十四年，孙权势力攻下南郡，迫使曹仁退于襄樊，随后建石头城，迁至袜陵县，并在巢湖和长江间筑起一座“濡须坞”，调集强大的水军，以加强长江防御，令曹操难以逾越，故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曹、孙、刘三方势力的战略平衡，诸葛亮在草庐之策中所预言的“荆、吴之势大，三足鼎立”，已成为事实。

如此一来，孙刘两家“结盟则俱生,毁盟则偕亡”的条件完全消失。如果有新的冲突和新的矛盾发生，那么，原来的敌、我和朋友的旧格局，就有重新洗牌的充分可能性。

这个新的矛盾和条件最终还是产生了，这就是孙权和刘备在荆州的争夺中，而形成的无法化解的矛盾。

荆州“地据汉河,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处于三大军事势力间的战略重地，历史学者顾祖禹曾说过：

“盖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

所以曹、孙和刘三大势力都将争夺荆州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三国时期的军事外交斗争就是围绕着荆州的争夺而展开的。

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的十年间，荆州先后三次易主，第一次归曹操，第二次归刘备，最后落到了孙权手中。

赤壁之战，曹操在这次争夺中败下阵来退回邺城，成为了争夺荆州的失败者。

孙、刘联军追杀曹军直至江陵，刘备借周瑜和曹仁争夺江陵之时，率兵南下，

先后攻占了荆州之江南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周瑜在江陵城下与曹军僵持，想要对付曹仁这个顽固的家伙，结果成了一场拉锯战，被牵制在江边长达一年有余，终于才将曹仁赶走。

而此时，刘备的主力部队，在四郡之役结束后，便返回大江之滨，驻扎在城内，他又断然“任命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守江北。”

这给驻扎在江陵的周瑜形成了两面夹击的局面，局势十分危险，为争夺荆州而兵戎相见的兆头已经初现。

孙权对刘备“稍畏之,进妹固好”,亲自邀请刘备到京口，吕范劝孙权拿下刘备，孙权认为毁盟时机未到，便接受了鲁肃的提议，采取了一种临时的妥协策略，承认刘备为荆州牧，而自领徐州牧，才使得孙、刘联盟暂时稳定。

史学家把这次妥协称为“借荆州”。其实，刘备夺取荆州，并不是借自孙权，而是从刘表旧兵和曹操的手中所夺。

清朝的历史学家赵翼，对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

“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吴君臣伺关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此耳食之论也。”

就算“借荆州”的说法是真的，也照样能得出一下结论： 在争夺荆州的第一个回合中,以曹操败北、刘备取胜、孙权妥协的结局告终。

但孙权对荆州却是志在必得，荆州“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实为东吴之门户,而江陵重镇,尤控东吴之咽喉。若无荆州,最终亦无东吴。”

故而，东吴君臣在江东站稳脚跟，占据荆州，这是他早就制定好的国策。

早在建安五年，鲁肃第一次见到孙权的时候，就曾秘密献策说：

“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若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

孙权深得其意，“独引肃同榻饮酒”、“益贵重之”。

于是，他在建安八、十二、十三年三次向黄祖进犯，为的就是开启荆州的大门。

建安十三年春天，黄祖手下将领甘宁亡奔孙权，拜会时，提出了拿下荆州的计策，说：

“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国(指吴)之西势也····”一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窥巴、蜀矣”。“权深纳之。”

曹操南征，刘表病逝之时，鲁肃多次劝说孙权快取荆州，曰：

“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权即遣肃西行”,以窥荆州之虚实。

以上事实表明，攻占荆州是孙权一方长期制定的国策，是无法改变的。

在刘备看来，荆州也是他必须要攻打的地方。《隆中对策》的战略目的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而不是三足鼎立。

而这两个重要的目的，都是建立在占领荆州的基础上，如果失去了荆州，那还谈什么北伐？

因此，荆州的失守，就是战略目标的落空，《隆中对策》也就宣告失败。

由此可见，攻占荆州，乃是孙刘两家的既定政策，势在必争，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

而谁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则要看谁意志坚定，行动果断，战术策略得当了。

而在之后的争斗中，孙权一心一意，毅然决然地撕破了联盟，利用曹操的力量，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刘备身上，最终以顺势而为，取得了胜利。

刘备一方畏于大势，不能改变局势，又受三国关系的影响，墨守“汉贼不两立”和“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的策略，最终因政策死板而失荆州。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经对孙、刘两家争夺荆州的必然性，以及刘备一方的失误，做出了精辟的结论。

“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危,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取得益州之后,荆州成为孙权用全力来攻,刘备不能用全力来守的局面。”

诸葛亮以东吴是天生的盟友，一生都将“与孙权结交”视为蜀汉建国的根本政策。

这使得他不能清楚地理解孙权决意攻占荆州的决心，从而防范疏忽,丧失警惕。导致之后在变起仓促之际,总是措手不及,节节失利。

刘备在建安十六年带兵进蜀；建安十九年，又令诸葛亮、张飞、赵云三人进蜀增援，围攻成都、降刘璋、占益州。

这个决策很正确，但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关羽孤悬荆州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缺点。

孙权于此时“派船接妹子回吴”，无疑是在给刘备一个不详的讯息，为袭取荆州埋下了伏笔。

建安二十年，孙权正式派出使者“中司马诸葛瑾从备求荆州诸郡”,刘备为了维持联盟关系，同意“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

孙权急不可耐，立马令“吕蒙西取长沙、桂、零三郡。”刘备本来已经决定让关羽收复三郡，但为应付曹操，仍想防止孙、刘联盟的瓦解，于是与孙权缔结一项协议，在湘水为界限平分荆州。

从战争到和平，期间有没有诸葛亮的功劳，历史上没有任何记录。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总应该是敲响了长鸣的警钟了吧！作为军师的诸葛亮，他应该顺时应变，立马调证军事部署和外交方针，对曹操采取暂时的防御姿态，在必要的时候做出让步，对孙权则加强防范，做好准备，以应付突发情况，使孙权不敢贸然出击。

而刘备的军队，在这时则是在巴蜀、东线、荆州不断地向曹操发起进攻，而对孙权则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

建安二十二年，刘备带兵攻打汉中，与曹军激战了两年，夏侯渊被杀，曹操也被引入汉中。

在荆州东部，219年，关羽率军北上，对曹魏发动了进攻，并将襄樊包围。

这两条战线都是大胜，细线占汉中，取得汉川的胜利。东线斩庞德、擒于禁、水淹七军，迫使曹操兴迁都之议。

但是，刘备大军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在攻打魏时，竟忘了防范吴国。

此时，孙权令吕蒙率领东吴大军“与关羽分土接境”，虎视眈眈，专窥荆州。关羽率兵北上，后方荆州防御空虚，给了吕蒙袭取荆州的绝佳机会。

关羽在北伐中获得的巨大胜利，却造成了战略的严重失败，为关羽和荆州的战争敲响了丧钟。

这样的结果，无疑给刘备集团一次血的教训：攻魏时要防吴，攻吴时必要防魏国。

关羽攻打襄樊，孙权必打荆州，事情发展必然出现的结局，就连曹营中的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司马爵和蒋济曾说：

“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刘备的决策者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这不是那一个人偶然的错误，而是死板的思想和死板的政策造成的必然结局。

说关羽“忮吴怒吴,激孙权之降曹”,并不符合事实。关羽在荆门驻守十年，基本贯彻了与孙权结盟，北伐曹操的政策。

对孙权，他恪守中分荆州之约，没有向东吴发起一次战争，不侵占东吴一分土地，也无窥探吴袭吴之意。

反而是他对吴丧失警惕，疏于了防范，这才是关羽的软肋。

东吴的年轻将军陆逊，深知他的软肋，说道：

“关羽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

破坏孙刘联盟的并非关羽，而是孙权，孙权的毁约，不是因为关羽的挑衅，而是因为他的战略需要。

关羽的悲惨命运，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一种死板政策的悲哀。孙权正是抓住了这种死板政策的致命弱点。

赤壁一战后，孙权敏锐地看到了客观上的巨大变化，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军事部署和对外政策。

他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全新的决定：从军事上来说，北方防御曹操，向刘备进攻，集中兵力占领荆州。

在外交上，他交好曹操，孤立刘备，然后利用曹、刘间的矛盾，使他们互相牵制，为我所用。

孙权在攻占江南三郡后，下定决心要铲除关羽，全举荆州。他任命吕蒙为统帅，调集精锐军队于西境，严阵以待，伺机而动，趁关羽攻打曹魏、荆州防御空虚时，发动突袭使关羽败亡，全军覆灭。

在外交上，他极力化解曹操的矛盾，并利用曹、刘两派的激烈冲突，以此来牵制两派，达到其战略目的。

刘备于建安二十二年攻入汉中时，他便“令都尉徐祥诣曹公请降”，以此来遏制刘备，曹操亦“报使修好,誓重结婚”。

这是孙权与魏制蜀的开始，一直到曹操去世，两国之间都没有开战。

当关羽攻襄阳时，孙权当机立断，撕毁中分荆州之约，“牋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他为了利用曹操的力量夹击关羽，竟向曹“上书称臣,称说天命。”

曹操下令将这封信送到襄阳城和关羽的军中，曹军听了这封信，士气大增，而羽军却是一片慌乱。

关羽迟疑了一下，似乎对孙权还存有一丝希望，但吕蒙却悄悄渡河，攻向江陵。关羽无路可逃，他的军队四分五裂，随后被吴军斩杀。

孙权把关羽的首级献给了曹操，表示他对魏国忠心耿耿。曹操给了他丰厚的奖赏，“表权为骤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

至此，孙和刘两大联盟已经名存实亡。这次结盟的覆灭，并非因为历史上的误会，而是历史的必然。

这样的结果，是诸葛亮始料未及的。荆州之争的第二轮较量，刘备惨败，孙权大获全胜而结束。

直到这个时候，刘备终于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策略，面对孙权从盟友变成了敌对的事实。但为时已晚。荆州失守，蜀汉国土、军队、实力几乎损失了一半。

在吃了这么大的亏后，再去和实力大增的敌人硬碰硬，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彝陵的大败，是不可避免的。

荆州之失和彝陵之战是刘备人生中最大的祸患，灾星都是孙权。

裴松之对此愤然评价：

“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舒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为止。义旗所指,宜在孙氏矣。”

荆州之失，乃蜀汉之变局之关键，“拯汉之规,于兹为止”。自此，荆益覆灭，分兵北上的宏伟计划付诸东流，《隆中对策》也宣告失败。

蜀汉政权地处益州，“蹭一州之王”，“处孤绝之地”，“士兵不足五万，可以固守边陲”，再也没有能力“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了。

如果诸葛亮在攻占益州后，及时调整策略，集中精力稳固荆、益二州，暂时防守曹魏、东吴，而主要防范孙权，稳定荆州，则荆州未必会失守。

若守住荆、益二州，也就可能会有一统全国的势头。等荆益巩固了，力量大增，再由守势转为攻。

届时，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对外政策上，都应审时度势、因时而定，即可先攻曹魏，也能先灭孙吴，利弊得失，都要看时势，而非取决于诸葛亮在三顾茅庐时的一人决策和预见。

荆州失守的惨痛教训，就是忽略了客观情况的改变，墨守陈旧的、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既定方针、死板的政策和思维的束缚。

这个教训诸葛亮在一次次的失败中，终于领悟到了这一点，他在《后出师表》中痛心疾首地说道：

“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伐,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姊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此,难可逆料”

他知道蜀汉的失败，就是因为“吴更违盟”，他也以未曾料到吴国违盟而痛心疾首。但诸葛亮至今还没有发现造成这一悲剧的思想根源。

蜀汉政策的死板，在于其制定者思维的死板。诸葛亮在理解曹、孙、刘三方的关系时，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和主观主义色彩。

从总体和本质上看，曹，孙，刘三方之间的关系，诸葛亮的思想和方法问题就会完全暴露。

曹，孙，刘三个家族，同属封建的地主阶级军队，在根本上没有差别。从战略上和三方斗争的结局来说，这三方既是敌人，也是可以相互利用的，没有所谓真正的“友谊”，也没有所谓永久的联盟。

不仅三家永久并存的可能性不存在而且两家永久并存的可能性同样不存在，最终的结局，还是要由一家消灭其他两家来一统天下。

这种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决定了三家之间任何形成的联盟，任何两家的联盟，无论哪一种，都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不稳定的。

在那个时期，所谓的“敌、我、友”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呈现出某种稳定的状态，但是，这种稳定是相对的、有限的，并非固定不变的。

其实，自赤壁之战至孙权登基二十二年，敌、我、友的格局已经重组了好几次，既有过吴蜀联盟，也有过吴魏同盟。甚至还有结盟之后的反目和反目之后的联盟。

而诸葛亮在主观上没有意识到这一客观规律，因而在其外交政策与外交实践中也会有上述的片面、死板的失误。

吴人孙盛在评价孙和刘联盟的时候，说了一段精辟的话：

“刘备雄才,处必亡之地,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缘复顾望江诸而怀后计。”

在“处必死之地”时，“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过，“无缘复顾望江诸而怀后计”，则是因缺乏战略眼光而未曾预见到争夺荆州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结语

诸葛亮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成功与失败，是不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分离的。

我们说“联吴抗曹”是一个基本正确的外交方针，是因为诸葛亮看到曹操的势力，孙刘两家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受到了一定的威胁，表现出了他的唯物思想，我们说他的外交政策有一种片面性、死板的倾向，那是指诸葛亮把特定的历史条件看成了不变的事情，不能随时应变地改变自己的政策和战略。

我们并不是要去指责一个封建阶级的政客，也不是想让诸葛亮做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者。

然而，从古代到现在，社会、历史、万物都严格地遵循着唯物的辩证法则，既不对今人客气，也不会通融古人。凡是违反客观现实、死板的、教条主义的方针、战略的人，都将在实践中碰壁。这就是诸葛亮的悲剧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王夫之《读通鉴论》

《后出师表》《诸葛亮集》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蜀书·诸葛亮传》

《后汉书·刘焉传》

《魏书》

《吴书》

《蜀书》

《隆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