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黄龙见谯”屡屡发生，是天垂异象还是政治炒作？

单飏认为在谯郡将会有“王者兴”，并进一步指出用不了五十年，黄龙还会再出现。似乎是为了验证单的话，在建安二十五年（220）黄龙如期而至，“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之言，其验兹乎！’”数次被记录于史书中的黄龙很明显是曹魏政治运作的典型异象，事实上，有关“龙”的异象在曹魏政权始末都有出现，而龙与曹魏政权之关系变化则与其政治发展进程有关。

一、“黄龙见谯”

熹平五年和建安二十五年发生的两次“黄龙见谯”异象事件中，单飏，桥玄和殷登三人及隐藏幕后的谯郡曹氏集团是其中的主要参与人物。就像出演了一幕舞台剧，他们几个共同将“黄龙”这一异象的背后意蕴充分挖掘，对黄龙异象与时政之关系做出一定的发挥和解读。

单飏作为东汉时明天文算术的太史令，他对于黄龙异象的解释应该是可信的。而桥玄，则是出身于官宦世家的望族之后，其七世祖、祖父和父亲都为汉朝官吏，桥玄本人官职履历丰富，曾任大鸿胪、司空、司徒、光禄大夫等职，在汉灵帝时官至太尉。桥玄其以刚正不阿的性格受到众人称赞，“玄性刚急无大体，然谦俭下士，……当时称之”。

这两人作为东汉臣子，其言谈内容如果得到宣传推广，应该是使众人信服的。而为何单单仅仅是桥玄与单飏的谈话，作为主角的谯郡曹氏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掺杂其中，笔者以为，不排除是有心人故意“安排”的可能，而这个有心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曹氏集团，而实际上，在黄龙见谯这件事中得利最大的也应该是曹氏。

从桥玄的个人性格、资历和社会地位来看，通过桥玄去询问太史令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桥玄始终只是官吏，在民间并无多大权力，于是在其夸赞曹操为“命世之才，能安天下”后又荐其至汝南许劭处，通过汝南许劭主持的“月旦评”取得一定的知名度进而获得民间的舆论支持。

单飏对谯郡黄龙异象的解释和桥玄对曹操的评价和帮助，为曹氏集团创造了舆论形象，再通过一个不见经传的“亲历者”魏郡人殷登将此事说出，就显得是偶然之中自有天意的感觉，殷登此人在史书中并无多少记载，仅有此一事。然则这三次神秘而玄乎的“黄龙见谯”异象事例，在几人合力解读与宣传下就变得非常具有说服力了。

关于黄龙见谯异象，不乏有其他看法，如清代学者赵一清以为“诬”；而卢弼则认为是“追书”笔者较同意卢弼看法，黄龙见谯很大可能为后人追书所致，盖因建和元年“黄龙见谯”一事并无明显倾向于某集团的意味，只是作为一次普通的异象事件被史官记录在史书中。

单飏是山阳湖陆人，因举孝廉任太史令一职，史书并无记载其与曹氏集团存在联系，其居太史令要职，亦不会对异象随意地解释；又《后汉书》完成于南朝宋时期，离三国时代已远，其中追书的情况不胜枚举，譬如评价桥玄时就直接指出“桥公识运，先觉时雄”。

然则汉末两次黄龙见谯如此巧妙地与曹氏集团联系在一起，则可看作是时人对谯郡曹氏的一种期望和预见，是对曹氏集团的民间宣传，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汉末混乱的局面一种失望与焦虑情绪，带有一丝警示皇权的意味。兴平二年（195），王立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

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王立先是以太白犯镇星，荧惑逆行两个天文异象来左右天子的行程，使得献帝“遂不北渡河，将自关东出”，保障曹操能顺利地“挟天子令诸侯”，为曹操集团将来的政治、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其后王立又对刘氏宗亲刘艾言称金星火星交会的政治含义，是“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关于“金火交会”，《汉书·律历志》提到“《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王立指出这次金火交会，是类比“汤武革命”而将要改朝换代的征兆。而此次金火交会的地点“天关”对应的星宿分野即是兖州和并州，即晋魏之地。

魏，是西周初分封的姬姓小国，《诗经·国风》中就有《魏风》，而魏后为晋所并。及公元前445年魏斯继魏桓子即位，后与韩、赵三国分晋，魏乃得到复兴。魏地处天下中央，中央属土。这大概也是后来曹操都许的原因之一。王立此人利用天文异象招摇过市，俨然成了曹操集团的政治宣传代言人和忠实支持者。

后来王立多次向汉献帝提出天命无常、代火者土、承汉者魏等言论，然而曹操似乎对此并不领情，亦或者是觉得过于高调，便使人转告王立“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劝其“幸勿多言”，这样一说曹操既可表忠心又可得民心。笔者以为，此时曹操是出于对曹氏集团根基未固，羽翼未成的考量。

官渡之战，曹操火烧乌巢、以弱胜强大破袁绍，为其统一北方奠定基础。此时曹操集团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可，《三国志·武帝纪》中一则史料称，“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

笔者检索汉晋之间的史料并未发现有“黄星”存在，疑是指黄颜色的行星运转到了梁国、沛国分野。汉桓帝时出现的黄星异象，精通天文的殷馗认为五十年后将有“真人”起于梁国、沛国，古人认为受天命平乱为王者称“真人”220年曹操破袁绍，陈寿应是据此认为沛国谯县的曹操就是这个“真人”，因而录此事于《三国志》中。

在曹丕代汉的关键年份——延康元年（220），这一年除有“三月，黄龙见谯”异象之外，时隔数月后，黄龙异象再次出现，“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黄龙异象的出现，在当时看来是魏晋禅代、曹丕登基合法性最好理由了。谯郡曹氏多年的厚望和政治操作，终于在曹丕手中实现，在“黄龙见谯”光环下，其三次辞让汉献帝的禅位，最终于延康元年十二月登基称帝，改元黄初。然则曹丕登基后不久就于黄初七年病逝，传位于其子曹睿。

魏明帝曹睿时期因袭旧局，魏国政局尚为稳定。只是在政治上一面要防备蜀吴两国的骚扰与进攻，一面还有司马家族在暗中积蓄力量。司马家族在明帝时期尚属忠心，仅在暗中发展力量而并未直截了当地反对曹魏统治，因此曹氏与司马氏并未爆发大的政治或者军事冲突。但此时魏国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在这期间特殊的“冷战”逐渐发展起来——通过异象与舆论来表达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树立权威。

二、“天垂异象”

在曹睿时期，常有被认为是灾异的异象出现，并有不寻常的天体运行、水旱灾害、地震等异象出现。除这些异象之外，还有一些不正常事件的发生，譬如明帝即位之初即有三则人死复生的异事发生，“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农女死复生。时又有开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数日而有气，数月而能言，郭太后爱养之。又，太原人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问其本事，不知也，视其墓木，可三十岁”。

《晋书·五行志》中根据京房《易传》解释此事，认为“‘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宣帝起之象也。汉平帝、献帝并有此异，占以为王莽、曹操之征”。此三事很明显是司马氏依旧制造出来的故事，也许真相并不这么夸张离奇，但是经过司马家族的安排，呈现在人们眼中的就是类比前史而真实感十足的代表“（晋）宣帝起之象”的人死复生异事。

在明帝执政后期的景初元年，“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皇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这本来是很平常的宫室营建活动，在司马家族的加工下，则被解释为“古长人见，为国亡。长狄见临洮，为秦亡之祸。始皇不悟，反以为嘉祥，铸铜人以象之。魏法之器，而于义竟无取焉。盖服妖也”。

《晋书》中对铜人“翁仲”的解释读来似乎差强人意，将其认定是亡国之象，实则史籍记载中则不然：“翁仲”多作为一种权力地位的象征，是源自匈奴的宫殿装饰物。此例实为司马氏掌握舆论下对曹魏政权合法合理性的极大否定和打击。

除大量灾异事件外，还有不少类似于上述二事的被认为是于魏不利的异象出现，而一些维护魏国统治的异象，则纪录较少而逐渐处于下风，诸如正统的象征“黄龙现”、玄石图等仅仅出现两次就再也不见史书。由此可略知，该时期曹氏家族在与司马氏的斗争中频频失利，这时候司马氏逐渐掌握了异象创作和舆论传播的主导地位。

曹睿时期有一则动物类异象事例最清晰地解释了双方关系，“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于卫国李盖家，形若鹰，吻似燕，此羽虫之孽，又赤眚也”。善占天象的高堂隆在其疾笃之时仍关心国政，上疏魏明帝曹睿曰“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

高堂隆提出早在魏文帝黄初年间，就已有不利于魏国的异象产生，而景初元年亦有类似的“羽虫之孽”，这已是曹魏立国后第二次有“异类之鸟”异象发生了。高堂隆借此警示明帝要注意提防似司马家族这样的“鹰扬之臣”对魏政权产生危害，同时提出一些应对手段，如“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

然而曹魏政权在此时已然是日薄西山，无力再按照高堂隆的想法去布置应对了。其后在三少帝时期（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陈留王曹奂），尤其是齐王曹芳被废后，曹魏皇帝完全沦为傀儡，一如高贵乡公曹髦所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实乃曹髦为傀儡皇帝之肺腑之语。三少帝时期，司马氏除继续架空曹氏力量外，对于异象也是从稍显含蓄地“抑魏扬晋”直奔“魏晋禅代”方向而去，多次利用异象舆论直言不讳地进行政治操作。

三、总结

“天下神器，不可虚干，必须天赞与人力也。殷汤有白鸠之祥，周武有赤乌之瑞，汉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统治集团，要想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政治的权威性，在保证政治资源优势的前提下还必须要证明本朝的“天命”。

异象尤其是祥瑞事件因其自有的特殊政治功用，对于树立正统提高地位而言是非常实用的，汉魏时期的政治复杂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时期的政治特色——运用异象进行政治化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