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诉求

西汉初年少数民族中又以匈奴势力最为强悍，因此，如何处理与匈奴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怀远以德还是武力震慑成为朝堂上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而历代帝王也都根据当时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做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独特判断。

一、西汉前期

（一）双方发展状况

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口，刘邦取得了楚汉战争的全面胜利，结束了自秦二世以来动乱割据的局面。

战争改变了刘邦的个人命运，却将副作用加之在整个社会身上，受到秦末农民起义、楚汉相争的长期战乱影响，百姓流离失所、农田荒芜、生产生活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西汉初年，民不聊生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普通百姓甚至到了卖子求生的地步，天子出行都很难找到四匹颜色相同的马。

与汉朝的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不同，匈奴的默默发育终于在这时惊艳了所有人，在新即位的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匈奴统一了北方的蒙古草原、东部的东胡、西部的月氏和南部的楼烦等国，甚至收复了秦始皇时期丢失的中原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谓是“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建立起一个实力强大的匈奴帝国。

（二）战争与诉求

公元前201年，匈奴出兵攻占马邑，接着又率兵攻占了太原附近的领土，韩王信兵败归降。

次年，匈奴再次起兵，攻打到太原郡的晋阳地区，刘邦率30万大军御驾亲征，却被困于平城白登山，后用计脱困。此次兵败使刘邦对匈奴的军事实力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在政治上，匈奴趋向奴隶化的政治体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思想、集中力量的作用，军民一心只想着入主中原，而汉初刘邦实行的郡国并行制，导致宗族势力、异姓诸侯王日益强大，形成割据势力，为其统治埋下了不小的隐患；

在经济上，匈奴在中原战乱之时韬光养晦，游牧业发展处于鼎盛时期；

在军事上，匈奴人弯弓饮羽，剽悍善战，骑兵兵种也较之汉朝的步兵更具冲击力；在地域环境上，匈奴南下中原如猛虎下山，汉军要想讨伐匈奴，不仅要面临粮草补给的问题，还要在长途跋涉的同时适应北方的恶劣气候。

刘邦也正是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采纳了谋士和亲的建议，选择宫女或宗室女嫁往匈奴，双方开通互市，汉朝每年还要向匈奴缴纳大量的物产作为岁供，此举虽然延缓了战争的爆发为西汉王朝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却也一种在胡强汉弱背景下的不平等条约。

此后近70年间，惠帝、文帝、景帝也均沿用和亲的政策来谋取边疆和平，同时也为中原地区经济发展争取到了充足的时间。

二、汉武帝时期

（一）发展状况

经过汉初数十年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加之文景时期的政通人和，形成了“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的太平盛世。

公元前156年，汉武帝继位之初仍实行和亲政策来应对边疆问题，一是他刚继承皇位，威信不足，且朝中外戚干政，他此时北伐匈奴势必会引起内乱，二是匈奴势力依旧不可小觑，讨伐之计只可徐徐图之。

匈奴的存在就如同肉中刺一般，时刻触痛着汉武帝的内心，而在和亲政策粉饰下匈奴屡犯边疆的问题，更是给汉武帝一种不期而遇的痛。要知道，汉王朝的天下，岂容他人在卧榻旁骚扰挑衅。

汉武帝通过推恩令加强了中央集权、颁布“马复令”建立严格的马匹驯养和管理制度、“盐铁官营”促进了冶铁行业的发展，几年时间下来，汉朝战马数量有着惊人的增长，武器装备愈发精良，军事实力更为强悍。

（二）战争与诉求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通过金银财物笼络西域诸国以断匈奴右臂，同时记录地理环境为讨伐匈奴奠定基础，五年后，汉武帝发动“马邑之围”拉开了与匈奴战争的序幕，此后大大小小的战争数十场，河南之战卫青“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人，畜数十百万”；河西之战霍去病千里奔袭杀敌数万，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漠北之战卫青、霍去病等将领歼敌近十万，迫使匈奴北上逃亡，自此出现了“漠南无王廷”的局面。

与匈奴的战争充满未知，因此当时的朝堂上也存在着主战与怀柔两种声音，但无论双方论述的如何精彩，汉武帝却已然打算好北伐匈奴，他主战的原因有三点。

一来匈奴等蛮夷之邦始终在汉朝边疆活跃，匈奴以这种独立政权的形式不断骚扰汉朝，既是国家边防的一大隐患，也深刻表明了汉朝大一统仍未完成，所以，汉武帝一改和平发展的政策，采用武力讨伐匈奴，就是想要将匈奴彻底征服，解决这个西域最大的隐患，成就四方来朝，八方来贺的盛世局面

二与汉武帝个人性格有关，汉武帝即位初期，就利用田氏与窦氏相争消耗双方实力来巩固皇权，通过卫子夫以此维系卫青等外戚的势力，其帝王心性与权谋手段可见一斑。

此时汉朝兵精将广、国库充实，匈奴依然寇边掠夺物资并借和亲之名对汉朝进行威慑，这自然引起了汉武帝的怒火，加之高、惠、文、景四代受匈奴威逼蒙受的屈辱和损失，汉武帝想通过对匈奴的战争一并讨回，宣扬国威。

三是讨伐匈奴成功后的收获远大于失败的风险，首先，匈奴实际统治的地域面积极为辽阔，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南达长城、北抵贝加尔湖，讨伐匈奴不仅可以扩充汉朝疆域，还可以利用塞北畜牧业的资源优势补充中原地区农业发展的不足。

其次，匈奴对西域的小国来说威胁性更强，汉朝以正义之师讨伐匈奴的蛮横暴虐，既可取得西域诸国的信赖，还可以收获匈奴数十年来积累的财富。

最后，匈奴的存在可以看做上天给予汉武帝的一份政绩大礼包，讨伐匈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也使得汉武帝得以青史留名。

三、昭宣到西汉后期

（一）发展状况

汉武帝时期，数次战争虽重创匈奴，扭转了胡强汉弱的局面，但连年征战使得汉王朝国库空虚、人口锐减。

到昭宣二帝时期，人口减少了约400余万，皇帝与辅政大臣霍光清晰的认识到，当务之急在于减轻赋税，休养生息，汉朝因此进入了长达38年之久的稳定发展时期。

史称昭宣中兴的这段时期也使得汉朝“稍复文景之业焉”，西域诸国在看到汉朝发展的繁荣景象后，也都纷纷向汉朝示好。

与此同时，匈奴的发展却是不容乐观，公元前71年上半年，汉与乌孙联合出兵20万攻打匈奴，匈奴损失惨重；下半年匈奴遭遇雨雪天灾的同时受到丁零、乌桓、乌孙三国围攻，死伤数以万计。

这之后，匈奴连年内乱，先是握衍朐鞮谋权篡位，紧接着五单于争位，呼韩邪与郅支大战败北等事件接连发生，自此匈奴分裂为以呼韩邪为首的南匈奴以及郅支为首的北匈奴，整体实力大不如前。

（二）汉朝政策与诉求

宣帝时期，在霍光的不懈努力下，汉朝在构建边塞军事屏障的基础上主动出击，最终匈奴单于呼韩邪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选择归附汉朝，此时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辅其微弱，救其灾患”的羁縻政策，宣帝对呼韩邪“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这使得呼韩邪大为满意，也就自然心悦诚服，后期汉朝还帮助呼韩邪统一匈奴。

元帝时期，汉朝与匈奴有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呼韩邪求婚于汉庭，元帝将宫女王嫱嫁给他，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昭君出塞”。王嫱的出嫁为匈奴带去了大量中原农业、手工业品。

要知道，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在粮食、布匹等资源上是相当匮乏的。汉朝初年，匈奴可以通过武力震慑和寇边压迫汉朝妥协，从而在和亲、朝贡中获取大量的农业、手工业制品。

在汉朝中后期，匈奴同样需要这些物资，但却明显需要仰仗汉朝的封赏，汉朝此时对匈奴的战争诉求也有所转变，从汉朝初期的求发展到武帝时期的大一统。

到了汉中后期，汉朝在与匈奴的关系上掌握了绝对的主动地位，即对于那些敌对势力虽远必诛，北匈奴郅支单于的覆灭就是最好的例子，对于臣服的属国，汉朝则展现出大国的胸襟与豪迈，给予其帮助。

据《后汉书·匈奴传》记载“南单于奉藩称臣，次年，汉赐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又赠河东米粮二万五千斛。”

四、东汉时期

（一）发展现状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光武帝最后统一了东汉王朝，但他要面临更为复杂的边境形势，西汉时期攻占的诸多西域战略要地也都随着两汉相交的动荡时期不复存在了，再加上北方匈奴势力与战乱时期的割据一隅的军阀相勾结，烧杀抢掠使得北方无复宁岁。

此外，东汉年间辽东地区的乌桓鲜卑以及西部地区的羌族都制约着东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制定。

匈奴在东汉年间的发展与西汉类似，因自然灾害加上内部的互相攻伐，匈奴再次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依附东汉，活跃在河套平原地区，北匈奴选择继续对抗东汉王朝，但其生存空间远不如西汉时期，北匈奴不仅要注意汉军的动向，还要提防乌桓、鲜卑等族，还有邻居南匈奴的频繁骚扰

（二）战争诉求

光武帝时期，北匈奴请求和亲遭到拒绝，此后数十年间时常侵扰东汉渔阳至河西走廊的边塞地区，对于北匈奴的小打小闹，光武帝仅分派少量军队依托边防之险对抗北匈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应对军阀割据、恢复经济发展上来。

时间证明了光武帝内安则外定想法的正确性。北匈奴的骚扰并未对汉军造成威胁，而随着时间的发展，东汉政权越来越稳固，经济发展也愈发繁荣。

公元73年，明帝联合南匈奴、羌胡鲜卑等族分四路大军讨伐北匈奴，匈奴死伤数千余人，大败而逃。同年云中太守廉范率兵对抗北匈奴的入侵，大破匈奴。

等到和帝继位后，对匈奴的战争诉求从明帝时期的重创维系和平演变为彻底歼灭敌军，使匈奴从不敢犯到无力再犯。在窦宪、耿夔等将领的联合追击下，北匈奴逃亡不知所踪，自此东汉彻底杜绝了匈奴寇边问题。

总的来看，在秦朝与西汉历史的基础上，东汉统治者对待匈奴问题更理智，应对措施也更多维化。

从“攘外必先安内”的防御政策积蓄力量，到本固邦宁后的大军围剿，再到“趁他病要他命”的深入歼敌。

总结

两汉王朝对待匈奴的战争诉求因时代而变化，因双方领土内政治经济发展而不同，因统治者对局势的判断而异。

因此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导致两汉期间出现了和亲的绥靖政策与武力讨伐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而无论时期、发展态势、帝王决断，其总的战争诉求一定是基于帝王个人巩固统治与加强集权的需要出发的，其次才是什么帝室尊严、国家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