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令明朝重回宗主地位的睦邻政策

明朝代元而立之后，古老的中国再次从十几年战乱中苏醒过来，神采奕奕地傲视着四周的世界。然而此时的中原大地却并未能恢复到巅峰时期，元朝统治者错误的对外政策于元朝末期的大动乱极大地损害了中原的元气，直到明初都一直未能恢复过来。

明初严峻的内外生存环境决定了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安养生息，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局势、增强国力，所有的政策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对外政策必然也要与此适应。

而要安养生息，又必须有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这势必要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搞好关系，这就奠定了明初的统治者制订对外政策的基调——和平。

一、明朝建立之初，中原大地满目疮痍，急需休养生息。此外，元朝残余势力长年盘踞北部边境，对新生的明朝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明朝统治者才会采取和平外交的政策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在大多数时期都是采取儒家传统思想作为制订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最终坚持以德睦邻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和政权积极发展友好关系，互通有无，互相了解，增进友谊，树立起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大国的形象。

明朝所存在的二百六十多年所推行的对外政策，虽然不同时期在内容上有些变化，但其指导思想和主要方针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基本都是在明朝初年确立并长期沿袭下来。

明朝建国之初，由于刚刚经历了元末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全国土地荒芜，流民多达数十万，物质环境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根据史书记载，明初山东、河北等地：“多是无人之地。”

此外，元朝统治者虽然退回蒙古草原，但其势力仍然存在，对明王朝构成很大的威胁，史载：

“元亡实未始亡耳，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假令蹄林祭纛，大举报仇，因单一举而下齐，申胥七日而救楚，岂得云隋归之气，没世不复哉。”

显然蒙古的威胁成为明政权的心腹之患。元顺帝依靠辽东的纳哈出、陕甘方面的扩廓帖木儿等残余军事势力，积极的谋求恢复元朝统治，北部边境经常烽火连天。

在东部沿海，局势也不乐观。由于东部的日本此时正值南北朝时期，国内战乱不休。为了搜刮财富，一大批日本武士、海盗，频频窜犯朝鲜和中国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沿海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危害。

明朝建立之前。中国曾发生过隋朝征高丽，元朝征日本等侵略事件，特别是元朝的穷兵默武，不仅耗费了大量国力，而甩遭到激烈抵抗，中国的大国地位日渐衰微。邻国视中国为仇敌。明初在日本、爪哇甚至发生了使臣被害的恶性事件。

针对元朝的侵略行轻所带来的不利于明朝外交发展的种种弊端，要重现“万国衣冠朝冕施”的盛况，必须改变对外政策。东亚、南亚各国情况复杂。民尚力好斗，武力压服只会重南元朝的覆辙，只有展开和平外交，以礼相待、以德服人，才能使其真心臣服。

所以，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定下了“和平外交”的政策，此举不仅是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出发所制定的国家大政，也是吸取了历代统治者穷兵黩武教训的一次经验总结。

二、明朝建国以后，在外交上的首要举措是“遣使四方”，宣传明王朝以德睦邻外交政策，改变了元朝与周边国家“四方退远，信不好通”的外交关系。

明朝初年，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严峻，对外政策的走向将直接影响政权的稳定。明太祖经过权衡利弊，舍弃了元朝威服天下的对外政策，而采取了积极、谨慎、持重的对外政策，奠定了明朝和平对外政策的基调。

明太祖坚持以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为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坚持以和为贵，怀柔远人，建立了一整套的对外事务管理机构，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设立礼部，掌管外交事务。礼部下设主客间，会同馆等机构，分别处理具体的外交事宜。

邻国使节抵达时，主客司勒验贡物、赠送礼品，会同馆安排住宿，四夷馆负责翻译沟通。为了体现朝廷恩泽，使其有宾至如妇的感觉，使臣们除了获得热情周到的拥待外，还能得到朱元率的召见。

明初在面临与外国的争端问题上尽量保持克制。朱元璋曾经说：

“古人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广，及末主荒淫，国祚随灭，由此观之，何不惧乎。”

同时，他还提出对周边邻国：

“得其地不足以借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

所以终明一朝，明朝政府始终没有因为与邻国发生了小冲突而动辄诉诸武力，始终坚持不侵略的外交基本原则，做到宽容释嫌、不事征战，以更多的精力来稳定国内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

朱元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思想迅速开创了外交新局面、明初就出现了“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的盛况，中断了长达百年的传统华夷秩序得以恢复，整个亚洲的经济和文化往来都进一步得到加强。

三、明初在外交上采取“以德睦邻”的外交方针，但并非以软弱以示与外人，面对自身受到的外来威胁，并不排斥使用武力来解决外来威胁

洪武四年，朱元璋召见群臣，提出:

“海外金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洪武末年，朱元璋颁布《皇明祖训》，将15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要求后世子孙不得无故侵犯。

此举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深意，一方面，朱元障鉴于元朝侵略战争惨败的的教训，不愿明朝陷入战争泥潭，屡次强调要慎用武力。但如果外国自不量力胆敢冒犯，一定要迎头痛击，但是如果外国安分守已，就不能随意侵犯他们。

另一方面，出于稳定国内形势的长远考虑，也不能滥用武力。“天下初定，民财力俱困”，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发展，但统治仍不稳固，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还不够强大。应对元朝残余力量已筋般力尽，无法支持更多的消耗战争。

这也导致了明朝不仅与周边各国很少生衅，而且对周边邻国之间的交恶，也予以劝阻。如，占城与安南构兵，占城王要求明朝援助武器，明朝答复说，占城和安南都是明朝的友好邻邦，希望两国友好相处，“讲信修睦，各保疆土”。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矛盾冲突时，朱元璋也不轻启兵端，尽可能用其他方式解决。

例如朱元璋认为“海道可通外邦”，担心沿海居民和倭寇勾结起来，于是下令禁海，严禁交往外人，取消市舶司，宁可自己承受商业拟失，也要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

对以倭寇犯边的日本，虽然口口声声要发兵征讨，但行动上直保持了克制.并未深兵，而是虚言悯吓，以示惩罚。

但是这并不代表明朝的对外政策是软弱的，对妨碍中国和周边国家和平交往的国家或地区，明朝则敢于坚持斗争原则。

慎战不等于向侵略攻击行为屈服。朱元障并没有一味委曲退让，对朱元璋而言，王朝的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朱元璋不排斥使用武力，适当的武力有助于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当不得已兵戈相见之时，朱元璋坚持以战促和、以守为主。

朱元璋的慎战思想在提高中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威望同时又迅速地创建了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使明代得以集中国力收复国土，恢复和发展由于元朝统治者残暴统治而支离破碎的经济，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中原大地重现繁荣、安定的盛世局面。

此外，这种思想既避免了使明朝陷入动荡的危险之中，又树立来一个宽容、大度的大国形象，赢得了周边国家的真心拥戴，可以说。朱元璋的慎战思想在当时绝对是最有利于中原大地的国政思想。

参考文献：

《明太祖实录》

《明太祖集》

《皇明祖训·蔽戒章》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