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云：《水浒传》中的小吏——大宋朝廷政治生态的缩影

年画《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

而大宋朝廷统治范围所及之处，相当部分权力却掌握在一群特殊人物手中，这群特殊人物自然同样难辞其咎。然而，这群特殊人物的特征及处境，又与大宋天子及各级官员大为不同。在大宋朝廷体制中，他们地位不高，身份卑微，难有升迁途径，却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他们不仅是大宋朝廷体制必不可少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大宋朝廷体制赖以存在和运行的毛细血管。

这群特殊人物就是《水浒传》中的官府小吏。官府小吏正是大宋朝廷政治生态的缩影。

《水浒传》中的官府小吏相当不少。各地官府的押司、都头、孔目等，各处监狱的管营、差拔、节级等，以至于押解犯人的解差等。这些人物中，除了极少数人，如开封府当案孔目，绰号“孙佛儿”的孙定之外，几乎都是坏人。

《水浒传》中官府小吏的形象如此不堪，与其笔墨集中于描写民无生路、盗贼丛生的时代乱象大有关系，固然不是社会的全面图景，难免“以偏概全”，却也真实展示了大宋朝廷底层社会的一个侧面。

梁山人物中，最为知名的官府小吏自然是宋江。然而，宋江身上既有贪污受贿、八面玲珑的官府小吏气质，又有慷慨仗义的江湖人物气质，还有深受儒家思想约束的正统知识分子气质，几种不同气质互相交融、冲突，以至于他的性格与行事反倒常常自相矛盾，他的复杂性是其他梁山人物根本难忘项背的。

故此，宋江的性格与行事的特征绝非官府小吏可以概括。《水浒传》中，更能体现官府小吏特征的，是“神行太保”戴宗，以及“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庆兄弟等性格与行事较为纯粹的官府小吏。入伙梁山前，戴宗为江州两院押牢节级，蔡福为北京大名府两院押狱兼行刑刽子手，蔡庆为专管牢狱小押狱。

陈洪绶《水浒叶子》之宋江

一、戴宗是梁山排名不低的江湖好汉，诸多差拨、管营只能被痛打铲除的恶棍

“神行太保”戴宗是一位以异能而非武艺驰名江湖的梁山人物。观其行事，立功不少，犯错同样不少。他的优势主要有两点：一是与宋江共历生死劫难的亲信，二是“神行法”日行百里，传递消息迅捷异常。

除此之外，无论是江湖人物赖以立足的武艺、谋略，还是从事情报工作必备的头脑灵活、随机应变、能言善辩、察言观色等素质，戴宗几乎无一具备。

实际上，戴宗的立功几乎都仰仗于日行百里的“神行法”（在通讯、交通条件极其落后的古代社会，戴宗日行百里的“神行法”确实称得上是惊人、实用的神技，从而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的犯错（甚至影响梁山大事），又多是缘于缺乏头脑灵活等从事情报工作必备的素质。

戴敦邦绘戴宗

故此，对于戴宗，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时写道：“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2]张恨水承认“神行法”“适于环境之需要”，却又以“庸才”、“陋人”称之。[3]

戴宗的武艺及从事情报工作必备的素质无足称道，他的品行更是恶劣异常，与黑恶势力无异。宋江刺配江州途经梁山时，梁山军师吴用推荐自己“至爱相识”的“神行太保”戴宗，以便他就近照顾。

宋江到达江州后，广送银两，除了牢城营的管营、差拨之外，“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因此无一个不欢喜宋江。”（第三十七回，491页）。[4]他却并未主动结识戴宗，也不将银子送上。

以宋江的精明老练，如此对待戴宗（甚至故意惹恼他），自然与手中握有吴用书信有关。十多天后，戴宗忍耐不住，到牢城营索要“常例钱”。关于戴宗的第一次露面，《水浒传》中写道：

宋江一日与差拨在抄事房吃酒……只见牌头来报道：“节级下在这里了，正在厅上大发作，骂道：‘新到配军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差拨道：“我说是么！那人自来，连我们都怪。”宋江笑道：“差拨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说话，容日再会。”差拨也起身道：“我们不要见他。”宋江别了差拨，离了抄事房，自来点视厅上见这节级。……

宋江别了差拨，出抄事房来，到点视厅上看时，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高声喝道：“那个是新配到囚徒？”牌头指着宋江道：“这个便是。”那节级便骂道：“你这矮黑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两边看的人听了，倒捏两把汗。

那人大怒，喝骂：“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颠倒说我小哉！那兜驮的，与我背起来，且打这厮一百讯棍！”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见说要打他，一哄都走了，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那人见众人都散了，肚里越怒，拿起讯棍，便奔来打宋江。

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计利害，也不到的该死。”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第三十七回、第三十八回，492-494页）。

孙敬会绘神行太保戴宗

戴宗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斥责犯人不送“常例钱”，且公然威胁犯人、口无遮拦。一个无视公道、唯利是图、视人命如草芥的官府小吏形象如在眼前。以戴宗的言语及其他公人对他有“畏”无“敬”的态度可知，他对待宋江的态度，完全是一贯做派的自然流露。

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是各级官员还是官府小吏，在满足一己私欲时，往往都有意识地采取暗示的手法，让他人心领神会（实际上是掩耳盗铃），为双方的“交易”披上合法、自愿、绝无利益交换的“遮羞布”。戴宗对这样“遮羞布”根本不屑一顾。而《水浒传》在讲述戴宗的故事时，对他的恶劣做派不仅未予谴责，且笔墨完全是平淡冷漠的。

戴宗这样的官府小吏，还是官府小吏中“坏”的样本。他既不是宋江那种扶危济贫、手腕高明，与江湖渊源深厚，又心思深沉、“吏道纯熟”，身上亮点颇多的“能吏”。（第十八回，226页）也不是开封府孔目孙定那样，“为人最鲠直，十分好善，只要周全人”的“善吏”。（第八回，112页）也不是李逵那样浑浑噩噩、并无太多心机，往往只图一己快活，只图一时快活，对他人俯首听命的“小卒”。

戴宗这样的小吏，权力在手，颇有能力，欲望无限，决然难以谨慎使用权力，称得上是毫无底线、祸害无穷。

司马光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5]如此观点，包含相当的哲理性。

邮票《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戴宗这样的官府小吏，正是“挟才以为恶者”，是“才”胜“德”的“小人”。这样的人物掌握权力，运用朝廷体系规律的“主观能动性”极强，对天下苍生的祸害显然极大，自然是“恶亦无不至矣”。

戴宗性格之嚣张、行事之丑陋，与当初刁难、陷害落难中的林冲、武松等人的差拨、管营并无区别。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戴宗是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排名不低的江湖好汉，诸多差拨、管营，却只能是林冲、武松等梁山人物痛打、铲除的恶棍。这正是《水浒传》中评价梁山人物行事时秉持双重标准的体现，这样的现象也是非止一端。

进一步而论，如果站在戴宗面前的犯人并非鼎鼎大名的“及时雨”宋江，他将遭遇怎样的折磨打击岂非一目了然？像戴宗这样不放过任何一个榨取犯人财物机会的贪婪小吏，又何止成千上万？

除了蔡京、高俅等位高权重的奸臣陷害忠良、祸国殃民之外，这样的底层小吏也是多如牛毛、贪欲无穷。在奸臣与底层小吏的上下夹攻下，大宋朝廷欲求天下太平、千秋万代，岂非痴心妄想？

戴宗身在公门，身上却又不乏江湖好汉好交朋友、重情重义的一面。戴宗得知面前的犯人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广受敬仰的“及时雨”宋江后，立马转换了面孔。《水浒传》中写道：

剪纸神行太保戴宗

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结识梁山泊吴学究却该怎地？”那人听了这声，慌忙丢了手中讯棍，便问道：“你说甚么？”宋江又答道：“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你问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问道：“足下高姓？你正是谁？那里得这话来？”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

那人听了大惊，连忙作揖，说道：“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挂齿。”那人便道：“兄长，此间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同往城里叙怀，请兄长便行。”宋江道：“好。节级少待，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第三十八回，494页）。

戴宗与宋江结识后，并不避讳宋江的犯人身份，对他多有照顾。宋江浔阳楼题反诗遭到江州通判黄文炳揭发后，被江州知府蔡九（蔡京之子）关入监牢，戴宗也对他不离不弃，多方施加援手营救，称得上是有情有义，确实不负吴用与其相交一场，也确实体现了与一般官府小吏迥然不同的另一面——《水浒传》中，官府小吏多为见风使舵、见利忘义之徒，甚至较之陷害忠良、祸国殃民的奸臣更为可恶。

二、面对不同身份的人物，蔡福、蔡庆兄弟唯利是图、随风倾倒的本性暴露无遗

梁山一百单八将共聚大业，互称兄弟，誓言“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凶吉相救，患难相扶！”（第七十一回，933页）。随着越来越多江湖人物投托大寨入伙，梁山人丁日益增添，不同人物各司其职，已经成为一个方方面面俱无缺失的独立社会。

桃花坞年画《水浒梁山一百单八将》

这个独立社会与正常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丁众多，却又不事生产，基本以劫取粮食、财物维持生存。以此而论，梁山多次对外用兵，除了“替天行道”的明面上的理由之外，获取粮食、财物则是难以明言的另一个理由。

“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庆兄弟入伙梁山后，即扮演着梁山这个独立社会的监狱体系的角色。

关于蔡福、蔡庆兄弟的性格及为人，《水浒传》中写道：“‘满郡夸称铁臂膊，杀人到处显精神。’……因为他手段高强，人呼他为铁臂膊。傍边立着一个嫡亲兄弟，姓蔡名庆。……‘押狱丛中称蔡庆，眉浓眼大性刚强。’这个小押狱蔡庆，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氏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第六十二回，822-823页）。

梁山拉拢卢俊义上山入伙时，由于吴用谋划不周，卢俊义惨遭诬陷，被关入北京大名府监牢。监牢中看守他的正是蔡福、蔡庆兄弟。卢俊义被抓入监牢打了三十杀威棒后，又被押到蔡福、蔡庆兄弟面前。他们指着卢俊义说道：“你认的我么？”卢俊义看了，不敢则声。（第六十二回，822页）。蔡福、蔡庆兄弟傲慢自大的神态如在眼前。

墨西哥画家米格尔·科瓦鲁比亚斯绘卢俊义

在卢俊义落难前，蔡福、蔡庆兄弟这样身份卑微的人物未必能入卢俊义的法眼。卢俊义关在北京大名府监牢期间，不同身份、不同诉求的人物先后找到蔡福、蔡庆兄弟疏通打点。面对不同身份、不同诉求的人物，蔡福唯利是图、随风倾倒、圆滑精明的本性暴露无遗。

首先是“浪子”燕青。

蔡福离开监牢返回家中时，刚刚出离牢门，遇见燕青。这时，卢府管家李固已经与卢俊义妻子贾氏合谋，向大名府梁中书举报卢俊义勾结梁山，进而霸占了卢府财产。燕青被李固赶出家门，落魄潦倒，流落街头。他乞讨得了半罐饭，想送给主人卢俊义充饥。

见到蔡福后，燕青跪在地下，擎着两行珠泪告道：“节级哥哥，可怜见小人的主人卢员外，吃屈官司，又无送饭的钱财！小人城外叫化得这半罐子饭，权与主人充饥。节级哥哥怎地做个方便，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爷娘！”说罢，泪如雨下，拜倒在地。蔡福说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饭把与他吃。”燕青拜谢了，自进牢里去送饭。（第六十二回，823页）。

此事自然是蔡福大发善心之举，这表明他并非没有是非对错观念。对于无害己身的好事，他并不拒绝去做，他也明白卢俊义是蒙受不白之冤。此时的蔡福是一副面孔。

蔡福送走燕青后，在州桥上应卢府管家李固之邀，来到茶楼。蔡福问道：“主管有何见教”？李固说道：“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指暗地里把人杀了，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引者）。无甚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

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我吃不的这等官司！”李固说道：“只是节级嫌少，小人再添五十两。”

蔡福说道：“李固，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诈你，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这里，便都送与节级，只要今夜晚些成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边，起身道：“明日早来扛尸”。李固拜谢，欢喜去了。（第六十二回，823-824页）。

吴志强绘蔡福、蔡庆

此时的蔡福是另一副面孔，为了获取酬金，他并未拒绝结果卢俊义性命，反倒嫌李固吝啬，摸准他的命门，狮子大开口，敲诈了五百两金子。此时的蔡福是另一副面孔。

蔡福回到家里，才进门，只见一人揭起芦帘，随即入来。来的正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小旋风”柴进。柴进说道：“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差遣前来打听卢员外消息。谁知被赃官污吏、淫妇奸夫通情陷害，监在死囚牢里，一命悬丝，尽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来到宅告知：如是留得卢员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儿差错，兵临城下，将至濠边，无贤无愚，无老无幼，打破城池，尽皆斩首！久闻足下是个仗义全忠的好汉，无物相送，今将一千两黄金薄礼在此。倘若要捉柴进，就此便请绳索，誓不皱眉。”

柴进高贵标致的相貌、恩威并施的言语，让行刑杀人无数的蔡福“吓的一身冷汗，半晌答应不的。”柴进说道：“好汉做事，休要踌躇，便请一决。”蔡福说道：“且请壮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进拜道：“既蒙语诺，当报大恩。”柴进出门后，唤过从人，将一包一千两的黄金递到蔡福手中，唱个喏便走。（第六十二回，824-825页）。此时的蔡福又是另一副面孔。

柴进走后，蔡福“摆拨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项的事，却对兄弟说了一遍。”（第六十二回， 825页）。

精于算计的蔡福、蔡庆兄弟再次开始了成本与收益的计算（除了一千两黄金之外，柴进“无贤无愚，无老无幼，打破城池，尽皆斩首”的威慑更是需要计算的成本，如果计算失误，将会性命不保）。他们的最终选择不言而喻。

蔡庆说道：“哥哥生平最会断决，量这些小事，有何难哉？常言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既然有一千两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书、张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贿赂，必然周全卢俊义性命。葫芦提配将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汉，俺们干的事便了也。”蔡福说道：“兄弟这一论，正合我意。你且把卢员外安顿好处，早晚把些好酒食将息他，传个消息与他。”“蔡福、蔡庆两个商议定了，暗地里把金子买上告下，关节已定。”（第六十二回，825页）。

张伟泽制蔡庆

由此亦可以看出，蔡庆的秉性及行事与蔡福并无两样，紧要关头，他甚至比蔡福更为精明，更有决断。梁山打破大名府后，对梁山有功的蔡福、蔡庆兄弟随即上山入伙，成为江湖好汉中的一员。

进一步而论，官府小吏也并非中国古代社会所独有。俄国作家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中，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对上谦卑、对下骄横、见风使舵的巡警奥楚蔑洛夫的形象。这位巡警正是罗曼诺夫王朝治下的底层官府小吏的典型。当奥楚蔑洛夫以为咬伤人的狗的主人是普通人家时，就扬言要弄死它，且要惩罚其主人。当他听说狗的主人是席加洛夫将军时，一会儿额头冒汗，一会儿全身哆嗦，甚至夸赞狗“挺伶俐”。在场的人不断对狗的主人提出不同看法，奥楚蔑洛夫的态度也如同变色龙般不断出现截然不同的变化。

这篇小说以小见大，嘲讽了沙皇专制制度下唯权是从的底层官府小吏的丑恶嘴脸。其平日里媚上欺下的做派可想而知。故此，这类人物的特征具有共通性，并不以民族、阶级、国家为限。

《变色龙》

三、监狱小吏依附于大宋朝廷获利，又是将自己的利益、命运与朝廷截然分开的

蔡福、蔡庆兄弟最值得称道的，是在梁山兵马攻下北京大名府后，出面救下城中百姓。《水浒传》中写道：“柴进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休教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伤损一半。”“千门万户受灾危，三市六街遭患难。……瓦砾藏埋金万斛，楼台变作祝融墟。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战争场。”（第六十六回，876页）。

一般而言，大队军马（尤其是正义之师）出战攻城，都是战前申明军纪。大战之际传下号令，又岂能完全避免烧杀抢掠？梁山攻打北京大名府一战，“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旗帜黯然失色不少，一向贪财忘义的蔡福、蔡庆兄弟却展示出了人性的光辉。

人性的复杂正体现在这里。才干不凡、道德高尚之人，也有阴暗之处；十恶不赦、道德沦丧之人，也有柔情心慈之处。而人们日常评判人物，始终强调“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又往往认为“好人”必然无所不能，不能有丝毫瑕疵，对其错事、坏事淡化、抹杀，有意无意神化；“坏人”则必然道德败坏，对其善举、好事往往一笔抹杀，有意无意丑化。“知人论世”难，而“知人论世”之难却不难在标准。

以蔡福、蔡庆兄弟的职业而论，他们上山入伙前绝非江湖好汉，甚至算不上江湖人物。尽管如此，他们身为监狱小吏，贪污受贿、作威作福，是游走于官府、江湖、黑道之间的特殊人物，早已练就八面玲珑本事，对江湖做派自然司空见惯、应对有道。他们的上山入伙后，体现能力的地方也主要在做行刑刽子手方面，算是身具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尽管他们与安道全、皇甫端所具备的一技之长决然不同。

张伟泽制蔡福

在中国古代社会，监狱小吏从来都算不上身份体面、权势煊赫的人物。在监狱这个“一亩三分地”之内，他们却享有某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什么人物进入监狱，往往不由他们掌握。一旦哪个人物进入监狱，无论此前身份如何高贵，权势如何显赫，能否减轻折磨，能否顺利走出监狱，很大程度上却操纵于监狱小吏之手。他们正是在这方面将能量发挥到极致，手段不凡、上下钻营、贪婪获利（他们并不图名）。

中国历朝历代，体味到监狱小吏非比寻常的能量的知名人物不在少数。西汉初年开国功臣周勃，战功赫赫，声名远扬，先后出任太尉、丞相等要职，爵封绛侯，尊贵无比。然而，周勃功高震主，遭汉文帝猜忌，其他官员迎合皇帝心意，污蔑周勃谋反，周勃被捕入狱。

刚刚入狱时，周勃自恃身份与地位，对监狱小吏根本不放在心上。监狱小吏却让周勃大吃苦头，他对监狱小吏的能量及心机不得不刮目相看。为少吃苦头，他曲意巴结监狱小吏，“以千金与狱吏”。见钱眼开的监狱小吏随即在书牍背后写道：“以公主为证。”意在提醒周勃，让他通过身为公主的儿媳为自己伸冤。

程十发绘周勃像

周勃依计行事，功效立见：公主请出汉文帝之母薄太后。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上大殿，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汉文帝无话可说，“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周勃获释后，深有感触地说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6]周勃的感触绝非危言耸听。

中国历朝历代，功臣名将因事被捕入狱受到监狱小吏凌辱虐待，乃至于死于非命的事例不在少数。

更为重要的是，戴宗及蔡福、蔡庆兄弟等监狱小吏，身为大宋朝廷官方人员，凭借朝廷赋予的权力在上下钻营之间获利，他们的所作所为产生的负面影响或引发的灾难，最终却要大宋朝廷承担责任。每个王朝临近覆灭之际，都可以找到许多这样为自己疯狂敛财，而不顾朝廷命运的监狱小吏式的人物。

到旧朝覆灭后，这些人物或是摇身投靠新朝，为新朝呐喊效命，或是被新朝出于某种考虑置于死地。无论如何，这些人物之中绝少有人愿意为旧朝尽忠殉葬。

由此可见，官府小吏（不仅是监狱小吏）从来都是依附于朝廷获利的（蔡京、高俅等奸臣也是如此），他们又从来都是将自己的利益、命运与朝廷截然分开的。

梁山人物排座次时，蔡福、蔡庆兄弟分派到的职务为：“专管行刑刽子”。他们在梁山的职业与上山入伙前并无区别，他们的品行与行事风格似乎也不会有所改变。

唯一的区别在于，此时梁山的风气尚称得上是政治清明、处事公正（这自然是与大宋朝廷昏聩贪腐的风气相对而言的），故此，他们未必有机会兴风作浪，心中恶念自然受到压制。

然而，一旦梁山的风气与大宋朝廷并无二致，又有谁能阻止他们的恶念再次被释放出来？梁山与大宋朝廷并无二致的体制与观念，注定了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吏与中国传统社会》

在中国古代社会，站在聚光灯下的始终是当朝天子及各级官员。至于官府小吏，对于朝廷体制及各级官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行不可或缺，却因为身份与地位的缘故，且行事多是在阳光不易照到之地进行，受到关注的程度远远无法与各级官员相提并论。

然而，官府小吏的特殊地位及作用，却让他们发挥着难以想象的作用，甚至掌握着各级官员不屑一顾、难以掌控的权力，从而对大宋朝廷体制及各级官府的运行及存亡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一颗沙粒中见一个世界，在一朵鲜花中见一片天空”。[7]

从《水浒传》中的官府小吏的性格及行事，不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及是非评价标准，且有助于管中窥豹，看出一些规律性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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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施耐庵著、金圣叹批评：《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上），岳麓书社，2006，第12页。

[2]施耐庵著、金圣叹批评：《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上），岳麓书社，2006，第4页。

[3]张恨水：《水浒小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第34页。

[4]本文所引《水浒传》文字，均见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册，中华书局，2013，第11、12页。

[6]司马迁：《史记》，第三册，中华书局，2011，第1841页。

[7]威廉·布莱克著、张炽恒译：《布莱克诗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