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也有一场3年疫情，官府如何抗疫？除免费派药，还发"买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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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宋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自然科学发展，出现了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商业发展，打破了以往统治者强加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严格限制。

在应对瘟疫流行方面就有不少有别于前代的新举措。

1、宋代大城市的防疫措施

瘟疫通常容易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发生。

而宋代城市人口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北宋的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都达到百万以上。

在见于记载的宋代爆发的42次疾疫中，发生于京师的约有20余次，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这固然有统治者对发生于京师的疫情较为关注的因素，同时也与京师人口密集有重要联系。

由于是天子脚下，所以京城每遇有疫情，政府通常都会及时地选派良医亲赴疫区检视，根据病症配药赐给疫民，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如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五月，北宋京城汴京发生疾疫，朝廷命太医局选差良医十人，并赐给钱五十千用来采买药物，分别派往要害处诊视病人，“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疾而至者即诊视”。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因为“京师疫”，遣内臣赐给医药。另外至和元年(1054)，“京师大疫”，宋仁宗曾将一只原供皇帝本人享用的罕见的通天犀角碎掉，和于药中赐给受疫之民，以显示官方对此事的特殊重视。

宋哲宗元祐八年四月，“诏近日在京军民疾患，难得医药。可措置于太医局选差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分认地分诊治，开封府郡官提举合药，并日支食钱，于御前寄收封桩钱内等第支破，候疾患稀少即罢。”

宋徽宗元符三年(1100)、大观二年(1108)，也有类似举措。

南宋都城临安因为地处南方，疾疫流行更盛，计约有15次之多，且绝大部分疫情爆发于春夏两季。

如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夏，“行都疫”，朝廷命翰林院选差四名医官前往诊视，又考虑方盛暑之时民众多缺药，故又命发给夏药，直到秋天才告结束。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因为前一年浙江等地发生水灾造成流民颇多，疾疫传染严重，以致当年“行都及绍兴府饥民大疫”，所以朝廷命翰林院选医官八人“遍诣临安府城内外，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症用药”。

两宋三百年间，规模最大的一场疾疫爆发于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当年春天临安府、“病疫大作”，临安周围地区也同时发生疫情。

此疫情一直延续了三年之久，造成的危害极大，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特命“出内帑钱”为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施医布药，并为死者提供棺敛费。

2、军营防疫措施

宋代与前代不同的是实行募兵制即常备军制，成千上万的军人及其家属聚集居住于军营，故而防止瘟疫在军营中蔓延也是统治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

宋朝在军队中专门设有医官，在外地驻军中派有“驻泊医官”，在一些统帅军队的官署如宣抚司、安抚司、都部署司等内还专设提点饮食医药一职，初步形成了军队中的医疗网络，这一网络在防治瘟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朝官方还时时派专使或采取专门措施来加强对流行疾疫的防范。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月，为保证兵士的身体健康，特令川峡诸州的医博士按照朝廷所颁的医书《太平圣惠方》制本土所需药，用于当地军队。

大中祥符六年(1013)九月，宋廷又派遣使臣“赍名方诣益州”，挑选医工，供给药材“赴军中抵应”。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在滑州修河的兵夫发生疾疫，宋廷令医官院派遣医工前往治疗，直到工程结束。

北宋神宗时，宋军曾与交趾（今越南）交战，因为所派军队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水土，“多病瘴疠致死”，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熙宁九年(1076)冬十月，安南行营报告，将士因饮食北方人所忌的食物造成疾疫，截止九月上旬已病死近四五千人。

宋神宗“切责医用药治之”，又诏太医局配置了治瘴疫的药三十种，派使臣送往安南行营，并从医官院选派熟知治疗瘴疾的医者前往救治，并专门制定了医官治愈病人的奖励办法。

一年后的夏六月宋神宗因为“岭外大热，病瘴者多”，担心在此地的官吏、将士“难于医药，枉致死伤”，特从医官院选差医学三人，各赐绢五十匹，派往桂州加强医疗力量。

3、宋代中央政府支持地方的防疫措施

除大都市、军营这些人口密集处外，宋朝官方也注意到了其他地区瘟疫的防治。

特别是当时人已认识到，大灾之后常常随之以瘟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每隔若干年就会出现一次农业上的灾荒年，所以，防止灾年之后瘟疫的流行就成为摆在朝廷和地方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宋朝较早地推行了拨给地方少量资金用于购买药物用于防治瘟疫的制度。

如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因广南之地瘴疠流行，朝廷赐各州钱五十贯用来购买药物治疗染疾之人。宋仁宗景祐三年(1051)二月，又因为广南之地多有瘴疫，“给官钱市药疗治之”。

皇祐元年(1049)从知云安军王端所请，“诏诸州岁市药以疗民疾”，嘉祐二年（1057)又从韩琦之请，将各州用于买药防疫的钱数增加到二百贯。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八月，又补充规定：

“诸路应岁赐药钱外，遇民疾时（按：指瘟疫流行），州县委官监视医人遍诣闾巷，随其脉给药。”

此项制度后来一直延续下来。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有人对以往规定的每年从公使钱内分拨买药钱，即每五千人三十贯的死板做法提出异议，建议改为“每岁量人数、病状多寡，相度于公使钱内量增药钱，用心均合。”于是“诏将岁给药钱，每州于公使钱内各添钱十贯文。”

官方支给的钱数不多，不能真正起到防止瘟疫蔓延的作用，但是由财政拨款用于防治瘟疫，这不但前朝少见记载，而且在当时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很罕见的。

在瘟疫发生后，官方往往采取派医官前往救治、颁赐药品等措施。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河北北部发生疾疫，“人多病腮肿死”，宋廷下令将“边民南徙避疫”，同时“诏医官院处方并药赐河北避疫边民”。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和皇祐元年(1049)河北又曾发生两次疫情，朝廷均给予遣使颁药的救助措施。

4、宋代防疫的典型案例

有些地方官在防治瘟疫方面也作出了积极贡献。

如元祐四年(1089)至五年(1090)杭州“饥疫并作”，正在此地任知州的苏轼“遣吏挟医分方治病”，又“裒集羡缗得二千，复发私囊得金五十两，以为病坊”，名为“安乐坊”，专门收治病人，使疫情得到控制。

叶梦得任知许州时，“岁适多疾”，于是拿出钱千缗到京城采买药物，并亲自督促医生前往治疗，差幕僚每日发散药物。

又据《独醒杂志》记载，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夏竦任知洪州，正逢本地瘟疫流行，于是命令医官制药分给当地居民。

但是因为“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所以不少百姓拒绝接受，严重妨碍了瘟疫的根治。

夏竦毅然下令拘捕利用瘟疫骗取百姓钱财的巫师，并将其中较出名的几个刺配他州。夏竦前后惩治巫师一千九百余人，终于为根治瘟疫扫除了障碍，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宋朝自宋神宗在位时期起，在京师，后来又陆续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官办的药局，经营制造或出卖中成药业务。官方创立药局虽有谋求盈利的动机，但这些药局在防止瘟疫泛滥方面却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如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因为“两淮经虏人蹂践流移之民”使得民众“渐有疾疫”，于是朝廷令“和剂局急速品搭修合用药四万贴”送往淮东西总领所以救民之急。

淳熙八年(1181)四月，因为“军民多有疾疫”，宋廷命医官院选派医官前往诊视，发给药物，“所用药饵令户部行下和剂局应副”。

另外，淳熙十四年(1187）正月，因为临安府的军民患病之人渐多，朝廷命“和剂局取拨合用汤药”，由医人“巡门俵散”。

宋朝种种弊病，在防治瘟疫方面也表现得很明显。

例如，在发生瘟疫时，官僚体系往往反应迟钝。

有些地方官隐瞒实情，致使疫情得不到及时控制。在宋廷实行医疗救济的过程中，有一些有违职业道德的官吏胡乱施药害人，如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夏五月，“贫民为庸医所误死者甚众”。

另据记载，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一些庸医只贪图利益，妄用发汗性热等汤药胡乱医治疫民，结果“致死者甚众”。

平民百姓往往因为“庸医盗其值，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而难获实惠。

所以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中书门下省言：

“勘会诸路州军亦有岁赐合药钱，许诸军民请服，尚虑州军不切奉行”，于是“诏令户部申严条法，行下诸路州军遵守，务行实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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