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还有元朝遗民？因为我们来自传承

元亡明兴，远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摘自姚大力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一文

但是，这只是史学家钱穆的看法。当时的明朝人根本就不这么看。元末明初的人“仅言开国，不及攘夷”，认为这就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

所以，元末明初之时，肯定有大量的元朝遗民。朱元璋以及明王朝也没有对这些人怎么样，因为遗民不是反民，只有感情上的留恋而没有物质上的威胁。

01.朱元璋怎么看待元朝

朱元璋挥师北伐的时候，确实喊出了“驱逐胡虏”的口号，如《谕中原檄》所言：

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但是，《谕中原檄》虽然充满了华夷之辨的意识形态，但其主要的世界观则是天命论。所以，开头就明确了朱元璋对元朝的态度，即：

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在朱元璋看来，宋朝统治中国三百年，后来气数已尽，于是天命转到大漠的蒙元；现在天下大乱，元朝的气数已尽，所以是该从元朝转到大明了。因此，朱元璋以及朱元璋统治集团，完全承认元朝统治的正当性。

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

元朝虽是夷狄，但我朱元璋君臣的的父母皆仰赖大元的生养。元朝之所以兴、之所以亡，都是因为天命气运，我朱元璋也没有逆天占卜的能力。华夷虽然有辨，但这个辨也要置于天命观之下。

明朝的时候还有一则逸事：

徐达北伐大元的时候，故意放走了元顺帝。对于这件事，朱元璋很生气，但是徐达反问朱元璋说：

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之以归，汝何治焉?

意思是大元虽然衰败，但毕竟曾经南御中国，我徐达把大元的皇帝抓回来，你朱元璋能怎么处置他？

虽是逸事却广为流传，足以见得当时朱元璋君臣是怎么看待蒙古大元的，他们是蛮夷，但也是一个正统王朝。

02.元朝灭亡后会有很多遗民吗

这个数据没法统计，因为明朝不可能搞一次意识形态的人口普查。而且，至于有多少人为元朝殉国或自焚的，就更没法统计和记录了。新王朝百废待兴、旧王朝根植深厚，不可能有人去做这件事。但，出名的元朝移民还是很多的。

比如张三丰，给朱元璋的回信落款就自称“大元遗老”。

明洪武十七年岁在甲子中和节，大元遗老。张三丰自记于武当天柱峰之草庐。

张三丰不是修道的出家人吗？怎么成了元朝遗民？原因就是张三丰在年轻的时候，担任过元朝的县令。在前朝当官，自然就是新朝遗民了。

所谓前朝遗民，一般是指经历新旧王朝更替后拒绝在新王朝担任官职的人。但是，这个概念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是精英、能在新王朝当官或新王朝对你求贤若渴。一个普通人，在旧朝种地纳粮，在新朝就继续种地纳粮吧，算不上什么前朝遗民。而最鲜明的标签，就是在旧朝当过官的，因为这足以证明你是精英。所以，元朝的官员拒绝在明朝当官的，就肯定是元朝遗民了。这样的人有吗？这样的人不仅有，而且不在少数。

比如元朝的户部尚书张昶，是个汉人，他曾代表元朝出使朱元璋。朱元璋发现张昶是个人才，于是就扣住不放了，甚至一直给他封官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但是，这个人“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最后，朱元璋忍痛割爱，只能把他杀了。

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的杨维桢、沈梦麟和藤克恭，在明朝参加过编纂《元史》和评阅科举考卷的工作，但因为以元朝遗民自称，所以死活也不在明朝当官。但是，这几个人都活到八九十岁，朱元璋和大明朝廷也没难为他们。所以，明朝人也接受了前朝遗民这个事实。其中的杨维桢还写了一首《老客妇谣》，前两句就非常气人：

老客妇，老客妇，行年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犹存旧箕帚。南山阿妹北山姨，劝我再嫁我力辞。

年少嫁人，就选对了好郎君，虽然郎君死了但自己仍旧念念不忘。老客妇，自然是指杨维桢自己；而少年嫁的好郎君，当然就是大元。然后，南山阿妹北山姨，这些人劝我改嫁、我肯定不能答应啊。所谓改嫁，就是到明朝去做官。

这首诗还传到了朱元璋的几案上，于是大臣们就劝朱元璋把这个老遗民杀了。朱元璋的回复则是“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这个老东西本来也活不了几年，就是想让我把他杀了，好成全名节，我才不杀他呢。

还有很多关于元朝遗民的史料记载。这充分能说明元朝遗民不是没有，而且也不是一两个。而明朝呢？朱元璋和大明朝廷也接受了这些人，并没有想着把他们赶尽杀绝，更没有以华夷之辨来诛心。

03.不能用现在人的观念来理解古人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本来都是汉族人，怎么非要给所谓的夷狄当遗民，而且还那么恋恋不舍？

如果这样想，就是在以现代的意识形态来揣摩古人的心态。那么，关于国家，中国古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或者说，中国古代就没有国家观念吗？

我们都来自于传承，所以古人的国家观念来自于历史。这里还是取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一文的观点，来理清古人的国家观念。

一是君主认同。

春秋后期，晋国的中行穆子率军灭掉鼓国，然后把鼓国国君带回晋国，让鼓子苑支来治理鼓国，并让鼓国百姓“各复其所”。但鼓国大臣夙沙厘非要跟着鼓国国君一起走，国君去哪、他就去哪。中行穆子就对夙沙厘说：我不是让你们该干嘛干嘛去了吗？在鼓国踏实呆着就不行吗？于是，夙沙厘则答复说：

臣委质於狄之鼓，未委质於晋之鼓也。

这就有点儿欧洲的骑士精神的意思了。我忠于鼓国国君，而不是忠于鼓国土地，自古只有君臣而没有土臣，即所谓“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所以，这就是古人最初的国家认同，认同国君而不是认同土地。这个认同一直持续到西汉后期。

二是王朝认同。

这时候的国家认同，就聚焦在某一姓的君主统系之上。比较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就是刘裕杀司马氏。自此之后，后代王朝往往都要把前代王朝的君主统系干掉。因为国家认同已经由君主认同转变为一姓王朝的认同，主要是君主一姓。

南宋太后和皇帝都成了元朝的俘虏。于是，南宋太后就通知那些还在抵抗的南宋将领赶紧投降。但是，这伙人就是不投降，后来跑到南方立了两个小皇帝，只要这赵姓一系还在，他们就非要抵抗。文天祥是这么理解的：

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

皇帝和太后投降了，无所谓，王朝还没死。我们再立个赵家皇帝，还能继续跟蒙古人打。

三是中国认同。

无论是君主认同还是王朝认同，在这期间有一个趋势始终在生长。那就是中国认同。王朝总有兴亡，但亡国不等于亡天下。而天下就是中国。

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

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认识的一个调整：但问志略何如耳。在北魏时期，这种认识逐渐成为一种王朝认同之下的共识调整。这就意味着非汉人王朝也能成为正统。在三国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时代，各方除了战争较量还有人心争夺，于是正统这个概念就成了争人心的武器。所以，夷狄与否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正统。而怎么区分正统呢？北方人以中原为正统，特别是非汉人的北方政权，我在中国、我就是正统，而南方政权，即便是汉人政权，也是蛮夷。比如，刘裕北伐南燕之时，鲜卑宗室、太尉慕容镇就对朝堂汉族大臣说：

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

所以，除了君主认同和王朝认同，一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逐渐发展了起来，这就是中国认同。而这个意识形态一直贯穿了宋元明清，成为古人的主流意识形态。

于是，非但元朝灭亡会有遗民，清朝灭亡也会有遗民。因为这些人的国家认同，是君主认同、王朝认同和中国认同的复杂融合。单纯的华夷之辨，或者西方的民族主义，根本就要解释不了这种复杂。我们用现代的意识形态来理解古人，就一定会一头雾水。

04.总结：我们来自于传承

还是那句话：我们来自于传承。所以，你不能割裂历史来谈问题，这么做不仅没有解释力，而且没有意义。

所以，近年来网上一些关于元朝和清朝不是中国朝代的文章，就十分荒唐。这就是在以割裂历史的现代观念来认识古人、理解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现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你用这种西方的主义来理解中国历史，根本就理解不了。

以西方的标准看来，今日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且它现在正在行使着一个单个的民族国家的功能。

这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恂所说的。他认为中国没有成为欧洲的样貌就是一个“中国的神话”。之所以有这样的认为，就是因为纯粹西方的意识形态解释不了中国的问题，也理解不了中国的问题。

近代和现代中国，还能维持统一的样式，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于传承。你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路径，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虽然现代意识形态，具体说就是现代民族主义已经成为重要的思潮，但也不能割裂中国历史的传承，更不能在割裂历史中来理解中国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