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壮志和无奈：说说以失败而告终的蜀汉北伐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复，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

每读起这段感人肺腑的《出师表》，不禁热泪盈眶，慨叹诸葛亮之志，姜维之胆。北伐是以失败告终，北伐的失败不仅在于未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更在于后人对北伐的误解。英雄的一腔热血和赤诚，却换来史家的批评和诋毁，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让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吧。

蜀汉自失荆州，败夷陵后，元气大伤，兴复汉室的事业几乎毁于一旦。同盟破裂，曹魏坐收渔人之利，形成了蜀弱，吴孤，魏强的形势。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公元223年诸葛亮遣邓芝使吴，用唇齿相依的道理说服孙权绝魏联蜀，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又遣陈震使吴，庆贺孙权称尊号，重申盟好，中分天下。在重修吴蜀盟好的同时，诸葛亮加强了内政的治理，整顿吏治，举贤任能，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政治稳定后，大力奖励耕战，务农殖谷，治戎讲武。公元225年诸葛亮进兵南中平叛，巩固了后方。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蜀国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富强局面，还训练了一支近二十万人的军队。此时北伐万事具备，只欠“天下有变”这一东风。公元227年3月诸葛亮调整军事部署，留护军陈到驻永安以防孙吴，调前将军李严移屯江州为后援，自己亲率大军北驻汉中。临行，发表了著名的《出师表》。

公元228年正月，第一次北伐。诸葛亮进军的部署是声东击西，扬言由斜谷取眉，而实际西出祁山，夺取陇右。诸葛亮只派出赵云，邓芝率领少量人马据守褒斜道中段的岔口箕谷作为掩护大军的侧翼。曹魏“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于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但是诸葛亮攻占祁山后，蜀军受到阻滞。陇西太守游楚坚守，雍州刺史郭淮保据上圭。当蜀军攻下上圭时，曹魏援军已诸道上陇。诸葛亮坐镇西县为后援，命马谡督率诸军渡过渭水，据守街亭战略要地。马谡违亮节度，“依阻南山，不下据城”，张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据守箕谷的赵云，邓芝因兵少亦被魏将曹真击败。第一次北伐失败。

同年12月，第二次北伐，北出散关，围陈仓。这是一次仓促出征，因8月东吴陆逊大破魏军于石亭，魏军东下，关中空虚，诸葛亮趁势出兵。但魏将郝昭早有准备，据城坚守，以千余精兵抵抗数万蜀军进攻，诸葛亮围城二十余日不能拔，粮尽而还，斩魏追将王双。

229年春，第三次北伐，派将军陈式西出阳平关攻取魏武都，阴平二郡。曹魏这两个边郡突入在蜀汉境内，正挡在益州通往汉中的大道之侧，诸葛亮全力以争，夺取二郡屏蔽汉中，益州。219年曹操退出汉中时就预知二郡不能守，迁其民氐人五万余落于扶风，天水界。所以诸葛亮这次出征是一小胜。

230年，魏大司马曹真建言数道并伐蜀。9月，司马懿沿汉水向西城，张合出子午谷，曹真出斜谷，郭淮出建威，汇聚汉中。诸葛亮命李严从江州率军两万入援汉中，命魏延西入羌中截击郭淮，自己亲率大军屯成固迎敌。会下大雨三十余日，阻滞了魏军的行进。9月魏明帝下令退军。

231年，第四次北伐。魏明帝命司马懿代曹真为大将军，督张合，郭淮等迎击蜀军。两军相持于上圭，蜀军运粮不继，退还汉中，张合追击，在木门中伏毙命。

诸葛亮鉴于连年出师无功，决心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然后大举北伐。“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屯驻汉中的士兵实行“十二更下，在者八万”的轮换制度，兼顾兵农。诸葛亮还改革了阵图，战法，创连弩，木牛，流马。又在斜谷建立邸阁预先屯粮，用木牛流马运。经过近三年的准备，于234年2月率十万众由斜谷大入，直指雍眉，约吴同攻。4月，蜀军至眉，军于渭水之南原。司马懿已先期渡渭，也在南原背水为垒，坚壁不出，以待蜀军粮尽退还时追击。诸葛亮也下定决心持久相抗，“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魏蜀两军相持百余日，8月，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蜀军退还。诸葛亮的北伐于此结束。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两人均放弃北伐，转为守土保民的政策。再后，姜维执掌军政大权。姜维感诸葛亮的知遇之恩，竭尽忠诚继承诸葛亮的遗志主持北伐，大的用兵有九次：

第一次247年，姜维率军讨汶山平康夷，又出陇西，南安，金城界，与魏将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洮西，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维“迎逆安抚，居之于繁县”。

第二次249年，姜维出攻雍州，进围洮城，魏将邓艾先自据城，不克而还。

第三次250年，姜维出西平，欲诱羌胡以为羽翼，隔断陇西，不克而还。

第四次253年，姜维率众围南安，不克而还。

第五次254年，姜维出陇西，魏狄道长李简举城降，进围襄武破徐质军，乘胜“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

第六次255年，姜维复出陇西狄道，大破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

第七次256年，姜维与镇西将军胡济期会上圭，济失期不至，维被魏将邓艾大破于段谷，蜀军“星散流离，死者数众”。

第八次257年，姜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乘魏关中兵东调之机，率数万径出骆谷，魏将邓艾，司马望合兵相拒，坚壁不出，诸葛诞兵败，维引还。

第九次263年，姜维出汉，侯和，进取秦州，为邓艾所破，还屯沓中。

诸葛亮六出祁山，实际上是五次攻魏，一次防御，单从战术上说，除街亭失败外，其余几次均有收获。姜维九伐中原，两次大胜，一次小胜，一次大败，一次小败，相拒不克四次，亦是胜略占优势。但他二人的北伐最终都归于失败，不但未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反而弄得蜀国兵疲民困，国力消耗，加速了灭亡，因此北伐不可取。这是学术界很多人对北伐所持的论调，究竟该怎样看待北伐呢？

我们首先来分析北伐的地理形势。北伐出师地汉中是一个地形险要的盆地，进可攻，退可守。早在法正劝刘备夺取汉中时就已制定了攻守策略：“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塞，为持久之计。”汉中在关中的正南，中间隔着一道秦岭。从汉中北出秦岭，兵下秦川可夺取关中，这是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出兵方向。从汉中西出经武兴，向西北迂回祁山可断陇右。从汉中东出可直向宛洛，或循汉水南下攻襄阳，或迂回武关取长安。但从汉中东出被广袤的豫鄂山地所阻，道路险远，必须占领西城，上庸，房陵等汉水中上游的重镇作为前进基地。由于蜀汉丧失了上庸基地，故北伐从汉中东出的道路即被阻塞。从汉中北入关中，跨越秦岭，主要有三条谷道，由西向东为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东道子午道最为险远，有660里的高山险谷，南段叫午谷，北段叫子谷，子谷谷口在长安之南，所以东道虽然险远，但可出其不意，直插长安。中道傥骆谷最近，谷长420里，蜀军出中道可陈兵武功，对长安的威胁也很大。西道褒斜道较宽坦，有470里的山谷，南段叫褒谷，谷起褒城，在汉中郡治南郑北面，北段叫斜谷，谷口在陕西眉县西南三十里。褒斜道中段有一条西出折向北的支道叫箕谷，往北经散关即达陈仓。蜀军出褒斜道，前据雍眉，可屏断陇右。从总的地理形势来看，关中有八百里秦川，陈仓在川原之西，长安在川原之东，东西距离五百余里，回旋余地大，而汉中只是一个狭小的盆地，三条通道如车辐之聚于车毂。因此，由北向南攻，可诸道并进，居高临下会于汉中，反之由汉中北伐，三条通道呈辐射状，若诸道并进，出谷后因分散在秦川东西川原上不易集中，且北伐的东道全线在魏境。因此蜀军北出秦岭只能用兵一个方向，走中道或西道。

这就是诸葛亮北伐为什么用的是中策“蚕食雍凉，广拓境土”而没采取上策“倾覆寇敌，尊奖王室”（直取长安）的原因。法正定汉中攻守策略是针对当时形势蜀国尚有荆州，上庸等地提出的，如今形势已变，荆州，上庸俱已沦陷，无侧翼掩护分散敌人兵势，主力深入险地于重围之势，事若不济，必遭灭顶之灾。诸葛亮一生谨慎，当然不肯弄险。中策虽缓，但若蜀取陇右就在地理形势上打破了曹魏对蜀汉的包围，而可以居高临下虎视关中，反之，曹魏固守陇右，不仅巩固了关中形势，还从侧翼包围汉中，并可出奇兵直插蜀中腹地，邓艾灭蜀正是以陇右为基地。陇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诸葛亮北伐第一步夺取凉州，第二步再取关中。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北伐的重心也在陇右，姜维自以为“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与魏反复争夺，使曹魏一度朝野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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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策亦非万全之计。既然要蚕食魏境，必然是场持久战。蜀汉与曹魏反复争夺陇右，从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到263年蜀亡的35年间有15年是在连年征战，形成了小国与大国拼消耗的局面，这在战略上是得不偿失的。曹魏占据中原，地大物博，三分天下有其二，况中原是正统文化所在，历来南北对抗都是北方统一南方。政治上曹魏具有高度政治集权，经曹操，曹丕，曹睿三明主经营转入勃兴的司马氏集团，人才济济，有带甲五十余万。反观蜀汉，偏据一州四塞之地，诸葛亮惨淡经营才养成了一支不到二十万人的军队，又要留守后方，又要东防孙吴，还要维持运输粮饷，所以每次用兵不过十余万人，投入一线的兵力只有数万，因此只能集中使用于一个方向，不能数道并出，也难怪魏延请兵万人异道，诸葛亮都不允许，真是捉襟见肘。政治上刘禅昏庸无能，诸葛亮北伐时尚有蒋琬，费祎，董允，郭攸之等维持内政，到了姜维北伐时，国无良辅，致使宦官专权，民不聊生。人才更新换代上更不及曹魏，由于刘备和诸葛亮执政时一直偏重荆州和东川集团，忽视对益州本地人才的开发，且其所用皆二三流人才，导致北伐后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总而言之，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曹魏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蜀弱魏强，差距太大。

但是单从强弱之势论成败也是片面的。曹刘孙三方最初都是以弱胜强，力挫群雄争得了三分，何以北伐就不能以弱胜强呢？其实北伐是有一线成功希望的，这希望就在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当时曹魏方面全力伐吴，认为刘备死后，蜀汉“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关中，陇右防务空虚，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诸葛亮出师，“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兵力集中，声势浩大，曹魏“朝野恐惧”，陇右三郡叛魏应亮。蜀将魏延提出大军出斜谷直趋秦川，自己率精兵万人从子午谷下长安，与诸葛亮异道会于潼关。诸葛亮认为此计悬危，若曹魏方有人识破此计，于山僻中以兵截杀，非惟魏延一路受害，亦大丧锐气，“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魏延计。从事后来看，魏延此计可行。弱国对抗强国，绝不能拼消耗，必须出奇制胜。出奇难免要弄险，关键在于权衡弄险的得失利弊，是否值得弄险，况曹魏统帅夏侯懋乃膏粱子弟，怯而无谋，未必识破此计。为诸葛亮计，可派魏延出子午谷取长安，自己由斜谷而进，倘若获胜，则一举攻克关中，扼守潼关，平定陇右，东向以争天下，若失败也只覆没一路偏师，主力尚存。只可惜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敢弄险，机会丧失实在可惜。

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了，史家也正是基于事后分析来批评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大为失策，设身处地站在诸葛亮当时的境地想，他的顾虑也是有道理的。诸葛亮的失误主要并不在于是否采纳魏延之计，关键在于街亭之败。街亭是古代通往关中，天水，安定，金城的总路口，蜀军据守街亭可以阻断魏军入陇西，如果失去街亭就不能在渭水北立脚。战略位置如此重要，诸葛亮却违众用马谡，马谡乃一书生，只知纸上谈兵，短于临阵决计，岂是久经沙场的张合的对手。一着失误，全盘皆输。魏军在克平三郡后对叛魏者血腥镇压，大加封赏陇西吏民，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此后北伐，无有应者，更重要的是曹魏加强了关陇的防务，此后北伐的难度更艰巨了，胜利的希望很渺茫。

于是乎，各种对北伐的批评和非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最早持反对意见的是蜀汉光禄大夫谯周，他作《仇国论》，讥讽姜维“极武黩征”，造成蜀汉“土崩势生”。陈寿师事谯周，袭用谯周观点说姜维“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北宋叶适更是激烈批评姜维“勤兵无名”，导致“隙开于内，衅起于外”，甚至把“国被覆灭之祸”也加在姜维头上。现代的部分学者更将矛头追溯到诸葛亮，提出北伐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拖得蜀汉兵疲民竭，国力空虚，加速了灭亡，应持否定，主张闭关息民，守土保境。

诚然，如果采取该方针，蜀汉不会这么早灭亡，但要看到你在休养生息，敌人也在休养生息，曹魏占据天下大半疆土，而蜀汉只据边陲之一州，同样时间的休养生息，曹魏蓄积的国力将是蜀汉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况中原人口众多，技术先进，恢复被战乱破坏的经济比起南方开发经济要迅速得多。政治上蜀汉日益腐败，诸葛亮死后蜀中无人，仅姜维一人苦撑大局，而曹魏的司马氏集团事业蒸蒸日上，人才辈出。一旦曹魏得到充分的时间恢复和调整足以几线开战时，那么蜀汉的末日也就来临了。因此闭关息民，守土保境政策只可作为“天下未变”一时的权宜之计，不可作为基本国策执行，否则无异于等死。

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寻求一切可能机会争取一线生机。关于这一点诸葛亮早已认识到，并在《后出师表》中提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愿也，。。。。。。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后出师表》情调有些低沉，这是因为第一次北伐失败，形势起了变化，北伐难度增加。但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诸葛亮明知“民穷兵疲”，但“事不可息”，所以抱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耿耿忠心来行事了。而姜维深得诸葛亮真传，感其恩而继承其遗志，是蜀汉后期的中流砥柱，至死都不忘兴复汉室，北定中原。《三国演义》中加了一笔：姜维殉国后，魏兵剖维腹，其胆大如鸡卵，魏将卫灌说：“蜀国之灭，非将军之罪，实是后主无道所致也”，由此可看出民间对姜维北伐的肯定。

呜呼！英雄的壮志和无奈，岂是那些满口“顺天而行”的“宿命论者”所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