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太监权力有多广？除镇守、监军坐"总监"，还是皇帝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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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的宦官机构，集中设置在京城之内。

但在京城之外，也有不少常驻或临时派出的宦官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少数特殊地区的守备太监

明代在南京、天寿山、风阳、湖广承天府等少数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地区设置有常驻的守备太监。

南京守备太监：

南京系明初都城。明王朝迁都北京后，仍以南京为留都。南京是当时江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又是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的陵墓孝陵所在地。

由于上述因素： 明代统治者对于南京给予了特殊的重视。掌管留都事务的最高长官，是为南京守备（外臣），“以公、侯、伯充之，兼领中军都督事”（《明史·职官志》)。

留都亦设有六部九卿等一套机构。

除此之外，明代统治者自洪熙元年(1425年)起，又加派了南京守备太监一员，下亦有内府二十四衙门等套宦官机构。

南京守备太监的职掌为，“护卫留都，为三千里外亲臣，辖南京内府二十四衙门、孝陵神宫监等官，奏进神帛，鲋鱼、苗姜等鲜。”(《明宫史·内府职掌》)

南京守备太监为司礼监外差，初设一员，后为正、副二员，然实际添设三员乃至四员的情形亦常发生。

天寿山守备太监：

天寿山系明代诸皇陵的集中之地，故亦设守备太监一员，辖十二陵掌印、佥书、工部厂掌司等官。 其职掌为“辖各陵守陵太监，职司护卫”(《明史·职官志》)。每岁办进松花、黄连、茶、核桃、榛栗等果。各陵皆有晾果厂在京。

凤阳守备太监：

凤阳系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亦其祖陵所在地。 故亦设守备太监一员，辖佥书数十员。掌护卫皇陵，兼管高墙犯罪宗室。

湖广承天府守备太监：

明世宗朱厚熜系由藩王入继大统，藩邸所在旧日安陆州。 朱厚熜入继帝位后，改安陆州为承天府，并在此设守备太监一员，辖佥书数十员，职掌为护卫显陵（朱厚熜生父兴献王朱祐杬陵墓)，兼辖承德，荆襄地方，每年进茶、扇、葛布、手巾等物。

2、分驻各地的镇守太监、分守太监、守备太监

镇守、分守与守备，本为明代武官职衔。

“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明史·职官志》）

奉派负责监督防地军事的宦官，袭用上述职衔，称为镇守太监、分守太监、守备太监（此处之守备太监与上述少数特殊地区的守备太监性质有所不同)。此外，又有监枪之名。

据《明史·职官志》：

“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

实际上，早在洪熙之前的永乐年间，宦官出镇的现象即已大量发生。

永乐初年，明成祖在派遣武官出镇边地时，“别选宦官有谋略者与之偕行，赐公侯服，位诸将上”(《明通鉴·卷十四》)。

自洪熙之后，宦官具衔（或镇守、或分守、或监枪、或守备）出镇者人数不断增加，出镇地区渐趋广泛。宦官出镇，初在边地，后在内地亦渐添设。

除各省，各重镇之外，甚至各府、各边关隘口等处也多有宦官出镇。

至明英宗正统、天顺年间，即已达到了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的程度。

明宪宗即位之初，诏令“浙江、江西、福建、陕西、临清镇守内外官，诸边镇守内官，正统间所无者悉罢之”。 但实际上镇守宦官非但没有“悉罢”，反而比前又有增设，“镇守、守备内宫视天顺闻逾数倍”(《明史·汪奎传》)。

明武宗即位，也曾下诏“革天下守备内官非旧额者”，然“诏墨未干，弊端复作”。

正德元年(1506年)，曾有朝臣上疏奏请“尽取沿边内臣闻京，所带头目尽行革去”，并具体建议：

“如山东临清之镇守，湖广行都司及密云、怀来、建昌之分守，宣大、甘宁、广宁之监枪，山海、龙门、永宁、大同、朔州之守备，皆所当革；其奏带头目通行严禁，不许逾数”。

但此建议并未被明武宗采纳。

次年，在边关隘口等处，除旧设守备内臣之外，又“添补凡十二处”。

明世宗嘉靖年间，曾诏令废撤天下镇守宦官。据《明史·职官志》云：

宦官出镇“至嘉靖八年后始革”。

另据《明史·宦官传》云：

进宗“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事实上，当时既没“尽撤”，事后亦有“复设”。

如嘉靖十七年时，即“复遣内侍出镇守”(《明史·谢瑜传》)，“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等边各仍设一人”。

嘉靖之后，镇守宦官虽未绝迹，但其设置确实有了大幅缩减。至明代末期，复又重新出现了“内阉纷纷出镇”的局面。

出镇宦官的职务范围，本为监督防区军事，但防区内的民情政事无疑也在其监视之下。

除了进行监视密报之类的特务活动之外，出镇宦官常常凭借权势越界行事，直接干预地方刑名政事。

有的“掣诸司之肘，决狱惟货，多不以情”；有的“逮治四品以下官”；有的“擅执军职，受民讼”；有的“擅理公事，贼杀不辜”；有的“挟势奏举三司官贤能，并劾不职者”等等。

正德年间，经正德皇帝批推，出镇宦官遂取得了干预总制防区政事的合法权力。

时权阉刘瑾专擅朝政，乃“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各处镇守中官辄假以便宜行事”，甚至能够“请敕总制三司裁决各衙门大小事”，事实上成为了所镇守地方的最高长官。

刘瑾死后，此种情况仍有存在。类似这样经特准而得以“兼辖地方”、“兼理民事”、“赐符验旗牌”的出镇宦官，正德前后均有记载。

出镇宦官的举用派遣事务，系由司礼监主持。

出镇宦官的身份，有太监，有诸监左右少监，也有诸监左右监丞等。

明代后期，因宦官势盛，主事者“献媚”，凡出镇宦官“俱票注太监二字，遂以为例”。

3、与军事有关的其他名目的派驻宦官

除了上述镇守、守备等具有相对固定的防区的出镇宦官之外，明代派驻军队系统的其他名目的宦官主要还有两种类型，一是提督京营，二是出任监军。

提督京营：

所谓京营：

即负贵守卫京城的京军，系明代征伐用兵时的主力部队。据《明史·兵志》，宦官提督京营，始于明成祖永乐年间。是时，创置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

其中五军营设提督内臣一人、武臣二人，三千营设提督内臣二人、武臣二人，神机营亦设提督内臣二人、武臣二人，该营分为五军，其中军又设坐营内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四司又各设监枪内臣一人、武臣数人。

三大营互不统属，至洪熙时始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景泰年间，改三大营为十营团练，总由兵部尚书于谦及宦官刘永诚、曹吉祥等人节制，其下又由宦官和武臣分别提督各营。 天顺年间，撤罢团营，恢复三大营之制。宦官曹吉祥“迁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

明宪宗即位后，又恢复团营，增为十二营团练，各营“监以内臣”，“又用（宦官）汪直总督团营，禁旅专掌于内臣，身帝始也”。

实际上，京军专掌于宦官并非始自宪宗，早在英宗时宦官曹吉祥即已“总督三大营”了。

宪宗之后，京营之制又有数次变更。至明世宗嘉靖年间，悉罢团营，复三大营旧制，“罢提督，监枪等内臣”，由武臣一人总督京营戎政。

明熹宗时，权阉魏忠贤用事，“立内操，又增内臣为监视及把牌诸小内监”。

至崇祯年间，“京营自监督外，总理捕务者二员，提督禁门、巡视点军者三员，帝（朱由检）皆以御马监、司礼、文书房内臣为之，于是营务尽领于中官矣”。

派驻京营的提督太监、坐营太监、监枪太监，照例由司礼监负责拣选。京营的检阅事务，亦由司礼太监负责。“故事，京营兵每三年遣司礼太监一人阅视。”

提督京营，多为宦官兼职。兼掌营务期间，本监职衔仍可不免。

出任监军：

明代宦官监军，始于永乐年间。“既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

明未崇祯年间，“时兵事益亟，帝命京军出防剿，皆监以中官”。

监军一般系临时派遣，主要是对出征军队进行监督。 类似的职使名目，还有观军、巡视，监视、劳军、监饷，等等。

为了提高监军宦官的地位，明代又有“总监”之名，如崇祯帝朱由检即曾“特命（宦官高起潜）为总监”。

总监的地位高于一般监军，“以总督体统行事”。

除监督出征军队之外，明代宦官直接统出征者亦大有人在。

如永乐三年，“遭中官郑和等率兵二万七千余人，遍历西洋诸国。复遣中官山寿帅师出云州。此（宦官）将兵之始”。

再如正统四年，“遣太监吴诚、（曹）吉祥监督诸军讨麓川宣慰司任发，败绩。此内臣总兵之始也”。

又如正德五年，“命御用监太监张永总督宁夏等处军务。兵部言，旧无总督军务太监关防，特造给之”。

正德六年，“刘六、刘七反，命宦官谷大用总督军务，偕伏羌伯毛锐、兵部侍郎陆完讨之”。

由上可知，统兵监军的宦官自至有直接加授“总督军务”头衔者。

4、与经济有关的各类派驻

宦官明代与经济事务有关的派驻宦官名目甚多，主要有市舶太监、监督仓场太监、税使、矿监、采办，织造、烧造等。此外，还有充使主持茶马贸易、监视盐务等。

提督市舶太监：

明初即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置了市舶提举司，后一度罢撤。永乐初年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命由宦官提督。嘉靖初年，罢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所罢市舶司，后又有复设。自永乐之后，各市舶司例由太监提督。

市舶司的职掌为：

“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

除管理海外贸易事务之外，市舶太监还能够乞奉钦命获得其他方面的职任权限。

如明宪宗成化年间广东市舶太监韦眷“请以均徭余剩六十户，隶舶司为造办进贡之需”。

可知市舶太监亦掌管有关造办进贡事务。成化年间的另一市舶太监林槐也曾奉敕获取了“提督沿海职任”。后至嘉靖年间，“提督浙江市舶提举司太监赖恩，比（林槐）例乞换敕谕，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调官军，有旨许之”。

可知市舶太监还一度具有提督沿海、调动官军之权。

另据有关记载：

泉州城内有“市舶内臣公署”，“洪武八年，建织染局于府治东南光泽坊内；成化十六年，太监尚春以其地建市舶府”。

可知市舶太监驻地建有正式的公署官府。

监督仓场太监：

《明史·职官志》云：“各仓、各场俱设监督太监”。 明代中央政府直辖的漕仓，初由户部管理，后加派宦官监督。

“诸仓初不设中官，宣德末，京（师）、通（州）二仓始置总督中官一人，后淮（安）、徐（州）、临（清）、德（州）诸仓亦管监督。”

明代中央政府的库藏，最主要者是为内府十库。各库名义上分属政府各部，但均由宦官负实际管理之责。

明代的皇庄，设有管庄太监。明代的草场，亦遭宦官监管。

税使：

自明初开始，即已委遣宦官监督核查各地税务。 其后，各地税务机构抽分广由宦官出领的现象渐次增多，关津城门的税收事务亦多由宦官监管。嘉靖初年，明世宗曾一度将抽分中官”“多所裁革”，但为时不久即又派遣宦官出领抽分厂。

至万历年间，更是大量派遣宦官出任榷税之使，直接控制各地的税收事务，乃至出现了“各省皆设税使”，“通都大邑皆税监”的局面。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时榷税的“中官遍天下”，“高宷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芦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

这些税使所到之处，“树旗建厂”，收罗爪牙，建立了所谓“中使衙门”。

税使的职掌，主要是主持管理各地税务，但亦多有“请假便宜得刺举将吏”、“请节制有司”者。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诏罢采矿，以税务归有司，而税使不撤”。直至明神宗死后，继位的明光宗始以神宗遗诏“撤回税监”。

矿监：

明初自永乐年间即曾派遣宦官核查矿务。

景泰年间，开采浙江、福建银场，亦命宦官提督其事。天顺年间，也曾派进宦官前往浙江、云南、福建、四川等地课取矿税。

大规模地派遣宦官主持各地采矿事务，则始于万历年间。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自万历二十四年之后，差往各地的矿监“中使四出，各矿监皆给以关防。矿监与税使，或专遣，或兼摄。

采办：

派遣宦官至各地采办各类物资，始自明初，迄至明末。

其间虽然也曾屡次下语撤罢诸处采办，但“内使屡敕辙还，而奉行不实”。

明神宗时，“内使杂出，采造益繁”。明熹宗时，“一听中官，采造尤伙”。

宦官采办物质的范围甚广，采木，采珠、采香、采药、采书、采金玉宝石、采禽鸟花木、采果品海鲜，大凡宫廷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几乎无所不采。

各地进贡朝廷的物品亦由管运内官负责押送。

织造：

明代负责生产宫廷所需纺织品的各地织造，亦派驻宦官监管。

明初即在苏杭等地设织造局，初由地方官督造，自永乐年间始遣宦官监督织造。其后，差遣宦官提督织造遂成惯例。

天顺年间，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增造坐派于此始”。“至世宗时，其祸未讫。 即位未几，即令中官监织于南京、苏、杭、陕西。穆宗登极，诏撤中官，已而复遣。”

万历年间曾一度“取回织造内臣”，但“未九复遣中官”，“添织渐多”。 后又“令税监兼司，奸弊日滋”。各地织造最初“间行间止”，以后因“相沿日久，遂以为常”。

苏杭等处织造太监地位颇高。“有敕谕关防，秩视秉笔，而安逸尊富过之”。织造太监之下，又有副使、司吏，堂长、写字等职役。至崇祯初年，停止宦官提督织造。

烧造：

烧造之事，主要负责烧制官廷所需的砖瓦瓷器。时多委派宦官管理监督瓷器的烧造。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宣宗时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滋州造赵府祭器。逾年，（张）善以罪诛。罢其役。”

正统年间，“敕中官往督更造”。“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资孝宗初，撤回中官，寻复遣。弘治十五年复撤。正德末复遣。”

嘉靖至万历年间，烧造之事盛行不绝。万历末年之后，“役亦渐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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