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切中西汉潜伏危机的“廊庙才”，英年早逝让人惋惜，毛主席为他写过两首诗

毛主席非常赞赏的汉文帝时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敲响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毛主席非常欣赏贾谊的见识和文才，在谈话、诗文中屡屡提到贾谊这位青年才俊，他甚至在自己的诗词中称赞贾谊为“廊庙才”。

199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集》，一共收诗词67首，其中评论贾谊的有两首，并且评价很高。

其一，《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其二，《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敏锐地预见到这种危机的正是贾谊，他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是这种预见的集中体现，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削藩”，他主张从政治、思想、经济诸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制。

在政治上，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治安策》中，贾谊为之痛哭的是：诸侯王各据一方，尾大不掉，企图夺取中央政权，他清醒地看到了西汉帝国初年由于刘邦分封了一大批刘姓诸侯国王，这些诸侯王势力渐渐长大，到了汉文帝初期已经开始显现能够威胁汉帝国和危害天下治安的危险程度。

贾谊满怀忧虑地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么，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像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他从前朝历史和设置诸侯的沿革，分析了诸侯叛变的根源，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贾谊主张分两个步骤以“削藩”。第一步，由大化小，分而治之。将地广人众，其势足于叛乱的封国，令其照汉王室分封藩王的方法，分封给藩王的子弟，改变以嫡传国。这样可以齐分若干国，赵、楚分若干国，“齐悼惠王之分地尽而止，赵幽王、楚元王之子孙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吴、淮南他国皆然”。第二步，重新调整封国以卫王室。汉文帝时，除了汉之郡县外，支持中央的藩国，只有代、淮阳、梁三处。代是文帝原来的封国，而代“与匈奴为邻，仅自完足矣”。所以贾谊献策：“举淮南之地以益淮阳，即有后患，割淮阳北边一、二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即有后患，代可以徙都新雎阳。梁起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这后一种方法是前一种方法的过渡。

经济上，贾谊主张储粮备战，对盐、铁、铜，特别是货币实行中央管制，以此为外逐匈奴、内削藩国打下经济基础。对外，贾谊主张以耕战备边抗拒匈奴入侵。

《治安策》中，贾谊为之流涕的两件事是：其一，匈奴侵扰，虽封爵、和亲、馈赠金帛财物都不能缓和矛盾，边界长期处于战备状态，而皇帝未予重视解决；其二，皇帝软弱，对边界问题不敢碰硬，本来“德可远施，威可远加”，却搞得数百里外，匈奴肆虐，“威令不信”。因此，他建议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严惩里通少数民族的官员。

贾谊在《治安策》中为之长叹息者本为六项，班固的《汉书》仅择其要保存了三项，其余内容已渺不可查。

《治安策》的内容极其丰富，毛主席最赞许哪些呢？这从《七律·咏贾谊》的“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两句中可以看出。

“胸罗文章兵百万”用典与范仲淹有关，范抵抗西夏守边数年。西夏人畏惧他，说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贾谊并没有像范仲淹那样带兵戍边，但他在《治安策》中反对自西汉开国以来对北方匈奴实行的和柔政策。贾谊主张采取强硬的制服政策。这些主张或许与当时正在反对来自北方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毛主席的想法正好相合。

“胆照华国树千台”，一般认为“树千台”指的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贾谊死后，后来晁错虽然执行了贾谊方略，但手段强硬了点，才造成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掌权后，主父偃彻底领略了贾谊的战略意图，向武帝建议施行“推恩令”。“推恩令”的本质是：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可以在封国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这一纸“推恩令”实行后，则“王子无不封侯则诸侯益弱矣”。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略，对大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汉武帝时，朝廷向长沙贾谊故居颁赐“大汉敕刻纪功碑”之举。汉武帝念及贾谊之功，还将贾谊之孙二人任太守之事。

毛主席极为欣赏贾谊在“削藩”主张的远见卓识，多次予以高度赞扬。

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

“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十多天后，即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后来又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四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政论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

《治安策》从历史到现实举出种种事例进行了分析，说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文笔犀利，感情真挚。因此，毛主席称赞“《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当汉文帝准备再提拔贾谊时，当时位高权重的周勃、灌婴等三朝老臣，联合起来攻击贾谊，说他专欲擅权，设法使贾谊在汉文帝面前失去信任。汉文帝只好打消原来的主意，将贾谊调出朝廷，拜他为长沙王太傅。这不过是一个闲职。

贾谊壮志难酬，赶赴长沙，当他渡湘江时写了《吊屈原赋》，也是哀伤自己的遭遇。贾谊贬谪长沙达三年之久，很难适应那里的气候和环境，写下《鵩鸟赋》以舒愤。后来由于汉文帝在处理周勃被谗言诬陷事件时，想起贾谊也是无因被谗，因而把贾谊从长沙征召回长安，并且在未央宫宣室（正室）隆重地召见了他，畅谈直至深夜。但是此时汉文帝却是与他谈论天地鬼神之事，“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以大自然变化万端，指出灾异现象的不足怪。这些观点使文帝对于贾谊的博学十分佩服，并且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老师）。

梁怀王是汉文帝所疼爱的小儿子，让贾谊当梁怀王的老师，是文帝对他的器重。贾谊当太傅仅三年，梁怀王却因跑马跌死，贾谊认为自己是“为傅无状”，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因此深重自责，日夜哭泣，一年后，贾谊终因积忧成疾而亡，死时仅33岁。

毛主席对贾谊的死十分惋惜，他在诗中写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认为贾谊为了一件与自己责任关系不是很大的事情（“寻常事”）忧伤而死，是不值得的。

当临近生命尽头时，毛主席也常常想起贾谊。晚年毛主席对护士孟锦云讲：

“汉朝有个贾谊，写过一篇《鵩鸟赋》，我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长存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情，连办得到的事情也耽误啰！”

《鵩鸟赋》是贾谊传世的文学作品。在这篇赋里，贾谊阐发了“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的朴素辩证法观点，对人的死亡发表了非常通达的看法：“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他认为生命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一个生命结束了，只不过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从宏观的眼光来看，任何存在形式都是可以的，“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这种生死达观的洒脱襟怀也是毛主席所欣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