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扬古：董鄂妃弟弟，康熙平定噶尔丹他是主将，有一嗜好关羽也有

康熙年间平定准噶尔贵族噶尔丹叛乱的著名将领。

1、独当一面的右卫将军

顺治十五年(1658年)，鄂硕病逝，费扬古袭父三等伯爵。康熙平三藩时，他随安亲王岳乐率兵至江西、湖南讨伐吴三桂的叛军，委署营总，屡建战功。

凯旋后，他被擢升领侍卫内大臣兼火器营总管、议政大臣，开始参与重大的国事活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的叛乱分裂活动在沙俄的支持下日益猖狂，康熙深信“此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因命大臣献计，准备亲征。

但“众皆劝阻，惟伯费扬古言其当讨”。

康熙由此看出费扬古具有分析局势、抓住关键的头脑，就有意培养他独当一面的能力。

他先受命往科尔沁调蒙古兵随抚远大将军福全征讨噶尔丹，并参赞军事。

三十二年(1693年)，他任安北将军驻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三十三年(1694年)五月，噶尔丹遣使者至归化城说要向清廷入贡。他没有轻信，派人深入侦察，发现随噶尔丹使者而来的还有一千余人，正在悄悄地向归化城逼近。

他立即率兵迎头堵截，同时又派人飞驰请旨。

康熙接到紧急情报后，断定这是噶尔丹“阳为修好，潜蓄窥探”的阴谋，派侍郎满丕至归化城，责令噶尔丹使者返回。

七月，有情报说噶尔丹将攻图拉（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一带），康熙命费扬古同右卫将军希福率兵往御。

希福请求增兵，康熙斥责他胆小，让他留下，只由费扬古独自率兵前往，并对大学士说：

“费扬古勋旧大臣，今驻防归化城，军民皆心服，于此事无不能办也。”

后来又获悉噶尔丹不攻图拉将攻归化城，费扬古又奉命率兵返回归化城。

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据报噶尔丹已到哈密，费扬古立即率兵往御。

噶尔丹闻讯后向图拉河西逃走。

九月，噶尔丹因不甘心乌兰布通之战的失败，又率兵由科布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吉尔格朗图)东进至克鲁伦河上游的巴颜乌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以西、达尔汗以北)。

由于噶尔丹不仅“阴遣使诱内蒙古各部叛归己”，当众侮辱清廷使者，并且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内犯”。

所以，康熙早已下定决心，准备在以噶尔丹为首的叛乱集团南下时将他们“一战覆之”。

为此，康熙特命费扬古为右卫将军，兼管归化城军事。

康熙于十一月接到费扬古关于“噶尔丹在巴颜乌兰之地，宜分军进剿”的奏报后，知道噶尔丹心有余悸，不敢轻易南下，就与文武大臣议定：

于次年春天留皇太子守京师，自率中路军三万二千九百余名，出独石口（在今河北赤城北、长城南侧）北上由正面进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路军九千余名，出兴安岭沿克鲁伦河西进，从东面进行牵制性的侧击；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西路军四万六千余名，从西边切断噶尔丹西逃科布多的退路。

2、艰难的行军

三路之中数西路军的堵截任务最为艰巨，路途遥远，荒漠辽阔，水草奇缺，气候恶劣。

所以清廷决定，西路军先分两支北上。

东面一支由费扬古率领二万四千余名官兵，出归化城由西北方向前进；西面一支由振武将军孙思克率领二万二千余名官兵，出宁夏（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北上。

两军在途中的翁金(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海尔汗杜兰西边)会师后，再分兵前进，与中路大军相会于土喇（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

为防备噶尔丹闻讯逃跑，清军出发的时间不断提前，最后决定，东路军起程日期是三十五年(1696年)四月初六日，中路军是二月三十日，西路军的费扬古军是二月十八日，孙思克军是二月二十二日。出征官兵除自带八十日粮外，还供应两月行粮，并马匹、厮役。

费扬古原计划四月初三日至翁金，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颜乌兰。

可是，穿越大沙漠的艰苦行军迫使孙思克军的速度逐渐放慢，“及度戈壁，马畜相继踣毙，更前益乏水草，会大风雨连数日夜，兵寒且饿，人马颠仆，资粮委弃，渐有溃逃，虽追斩之弗止。”

四月十一日，孙思克终于在翁金附近的察罕和朔追上了费扬古。

因孙思克军“途遇风雨，马匹迟误一半”，所以费扬古决定，从孙思克军中先挑选八旗和绿营各二千精兵随他一道前进，不再分行；其余的一部分随后跟上；另一部分留在翁金看守军粮，等待大军返回。

与此同时，他又立即派人报告康熙，说西路军因故后期，可能四月三十日才能到达土喇，五月初七日到巴颜乌兰。

康熙接到费扬古的报告后，令中路军缓行以待，西路军加速前进。

费扬古遵令，“当即率大兵星夜前进，但行程遥远，马匹少疲，而噶尔丹自布尔察克地方以前十余站尽焚有草之地”。

费扬古被迫绕道而行，将到土喇的时间再次推迟。

五月初七日，中路军抵达克鲁伦河，“噶尔丹知圣驾亲来，大惊，尽弃庐帐器械逃去。”

清军追击，噶尔丹认为“中路兵甚猛烈，不当与战；可与西路兵，俘掠之”。于是他率兵迎着费扬古军来的方向前进。

3、昭莫多之战

五月十三日，两军终于在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相遇。

清军首先抢占有利地形。费扬古令孙思克率绿营兵居中占领山头，其余的一部依山列阵于东，另一部沿河布阵于西，按康熙的指示一律先下马步战。

这时，前锋兵且战且退，已将准噶尔军诱至阵前。噶尔丹指挥骑兵下马步战，集中力量猛攻山头。清军坚守阵地，前面用拒马木稳住阵脚，后面用火器和弓箭猛烈还击。

“而噶尔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矢舍骑而斗，锋甚锐。”

宁夏总兵殷化行见天已黄昏，胜负未决，就派人告诉费扬古说：

“河边兵宜令依柳林而左出冲其胁，贼必乱。又望贼阵后，人马甚盛，而不前助战，必其驼畜妇女也。宜遣一军绕南右出以劫之，贼必返顾扰动，然后山上军迎面奋击，败之易耳。”

费扬古认为殷化行的作战方案很正确，于是指挥左右两翼冲入准噶尔军阵中，准噶尔军阵里果然骚动，孙思克又率绿营兵从山上俯冲而下，上下夹击，霎时间，呼声震天，枪炮齐鸣，刀箭交加。

短兵相接时，有一队清兵所持武器“非枪非刀，冲突直入，所向之处，人皆披靡，死者无算”。

噶尔丹见大势已去，夺路先逃，余众瓦解，或逃或降。

费扬古鸣角号令上马追歼，“分行追逐至特勒尔济口，剿杀三十余里，斩首二千余级，生擒百余人，及昏黑乃鸣角收兵”。

4、名将风范

康熙对昭莫多之战的胜利很高兴，但对费扬古没有指挥穷追到底并生擒噶尔丹也很不满，令西路军改道返回，留费扬古驻守科图（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北），继续监视噶尔丹的活动，以便伺机歼灭。

后来费扬古奉命移驻蒙古喀尔喀郡王善巴游牧地，防御噶尔丹骑兵的侵掠。

噶尔丹多次派兵出掠，常遭费扬古追击，所获无几，被迫遣使请降。

十二月，康熙在黄河西界的行宫里特别召见费扬古，问到昭莫多之战时，费扬古说：

“军中机务，皆谨遵圣上指授手画密谕而行，并未能别出意见，有所效力。况西路兵已粮匮马乏，不能前进，及闻驾至克鲁伦，众官兵无不奋发，齐言皇上出自深宫，尚且先至敌境，我等敢不冒死前进，故不俟督催，奋勇克敌。噶尔丹之破败，皆圣谟神武之所致，奈臣庸劣，以皇上穷追困蹙之寇，不能生擒以献，实臣罪也。”

昭莫多之战是费扬古一生征途中胜利的颠峰，但无论是上疏或面见康熙，他从不借机夸耀自己的功绩，而是大谈特谈将士的艰苦和自己的过失，强调此战“徼幸成功，实出意外”。

众将和幕客很不理解。

费扬古解释说：

“天子深居九重，如见奏功之易若此，必长其好大喜功之志。军中士卒劳瘁，不可不令上闻之，以消异日穷兵黩武之患也。”

又说：

“我兵枵腹，不能耐久，故鼓其锐气忘命一战，竟能胜之。如彼持重不斗，环围一日，则我败矣。”

有人要颂扬他的战功，他坚决劝阻说：

“我有罪无功。我恃勇深入，至于绝粮，一罪也；约会后期，致劳圣虑，二罪也。倘不仗圣主如天之福，虏不知兵，我死有余辜，安敢言功乎？”

众人听了很敬服，认为他谦虚、识大体、有远见。

费扬古虽不言己功，但部将之功“不忌不掩”，极力表扬和推荐在昭莫多之战中立下战功的孙思克、殷化行等一大批将领。

他对士兵也很宽厚，不仅能够同甘共苦，而且善于因过使功。有一次，行军途中立营未久，一个士兵闯入民房调戏妇女，被当地百姓捉来见费扬古。

费扬古问明该兵罪在调戏而非强奸的实情后，立即拔出一把军刀交给百姓说：“今立营之初斩之不祥，嗣后此兵敢再来汝家，即将此刀斩之。”

后来这个士兵为感激费扬古的活命之恩，在战斗中勇猛向前，屡建战功。

费扬古像貌雄伟，性格朴直，不仅胆识过人，并且谦虚好学，喜读《春秋》，很有古代名将的气质和风度。

康熙经常在文武大臣面前夸奖他说：

“昔朕欲亲征噶尔丹，众皆不欲，惟费扬古密抒谋略与朕意合…累年以来，统兵诸将未有能过之者。”

5、经略蒙古

然而康熙和费扬古都以昭莫多之战未能俘获噶尔丹而深感遗憾。

三十六年(1697年)初，康熙因为噶尔丹虽遣使请降但实无诚意，决定再次出征，命费扬古和马思喀率兵分进合击。

四月初九日，费扬古在途中得知噶尔丹因势穷力竭，众叛亲离，已饮药自杀的确切消息后，一面派人奏报，一面率精骑前去迎接来降的丹济拉等人。

后闻丹济拉等已往投策妄阿拉布坦，费扬古才奉命从鄂尔多斯驿站返回。

六月二十三日，费扬古因“感冒伤寒，更兼体弱，不能率兵前行”，将军队交给马思喀后离队先回。

费扬古回京后，康熙仍命他为领侍卫内大臣，晋升一等公。

费扬古以“昭莫多战胜之时，不能生擒噶尔丹，至今怀惭，未敢请功”西为由，疏辞封爵。

康熙不允，并对大学士说：

“朕屡出征，知为将甚难，固不可急，亦不可缓。费扬古惟相机调遣，缓急合宜，是以济事。”

由此看来，康熙根据多年的体会，已对费扬古未能按期会师，生擒噶尔丹一事表示谅解，不再引为憾事了。

四十年六月，费扬古扈驾出巡塞外时，“途间患病，上停銮一日，亲往视疾。”因费扬古病情突然加重，康熙只得派内大臣和侍卫护送他回家。

费扬古病逝后，清廷赐谥“襄壮”，子长泰袭爵。雍正十年(1732年)以竣工入祀贤良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