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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完《三国演义》的读者，对于小说中的刘备形象解读，也算的上是众说纷纭。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认为刘备是一个“虚伪”的人。对于“刘备虚伪”的认识，民间其实早有歇后语可以表现出来：刘备摔孩子，假仁假义。但需要注意的是，《三国演义》中的这一情节出现的背景是，“赵子龙单骑救主”，摔子的确有收买人心的嫌疑，但也可以理解为“身陷绝境”以及“爱才惜才”的至情至性。

其实让人们会有这样的理解，与《三国演义》写作特点有关，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批评说这种描写人物方式，属于是“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进而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问题。但是鲁迅评价中的“似伪”论断是评价小说描写效果的，并没有涉及对刘备人格特点的评价。因此，“刘备虚伪”的判断何来呢？

“刘备虚伪”的形象从哪里来的

“虚伪”这一论断从何而来？

很多人认为《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这一人物形象在传统观念上，可以被认为其是道德信义的化身，但是其道德信义的表面掩藏了他性格的真实内核——虚伪。人们认为刘备属于欺世盗名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大野心家，为人假仁假义，又惺惺作态，同时残酷无情，没有半点怜悯之心，此外还贪图享受，不思进取。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显然不会完全认可这一片面的观点，因为这是脱离小说的一厢情愿式评论，大致读一下其中“携民渡江”、“髀肉复生”等情节，你就可以看出刘备没有上面所诉说的那么不堪。

还有，很有趣的是“大野心家”与“不思进取”不矛盾吗？

当然“刘备虚伪”的论断，作为个人见解本无可厚非，但要欲成公论，我们就还需探讨。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刘备虚伪”的形象时属于小说形象还是真实的历史形象。

《三国演义》是由罗贯中成书，后来到毛氏父子修订，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尊刘贬曹”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和意蕴。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开篇有这么一段文字：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

毛宗岗评删定本为《三国演义》，选择的正统就是蜀汉。因此尊刘就是“卫正统”，贬曹就是“反僭国”。

由此可知，小说是把刘备当作“明君圣主”、“仁政典范”这样的一个君主形象来塑造的，所有围绕刘备的情节都有意采取一种追慕赞赏的态度，所以才有了后来鲁迅先生“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批判。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小说中的刘备形象，我们应该说是是“长厚”而非“虚伪”。

说到刘备真正的历史形象，就需要参考陈寿的《三国志》。

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陈寿对刘备的评价：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史书从没有没有“刘备虚伪”的评价，也无相关记载。

再说说民间的形象。自魏晋之后，民间立场素来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尊刘贬曹”，把刘备当作明君圣主，仁政代表，尊刘体现出“渴望统一”、民心思定；

另一种则是“刘备摔孩子假仁假义”、“刘备哭荆州有借无还”等，这些民间歇后语大都有一种调侃倾向，可算作民间对刘备的另一种倾向。

所以，“刘备虚伪”这一判断，绝不是小说形象，也非历史形象塑造，最多算是民间的一种立场，而且是带有调侃性质的歇后语之类的评价。

从个人角度来说，你作为一名读者，阅读《三国演义》必然会带有个人感情色彩，那么将“刘备虚伪”作为一个观点、一种解读，这是非常正常且合理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三国演义》就是想要将刘备塑造成一个“虚伪”、“假仁假义”的枭雄形象。

刘备到底是“虚伪”还是“长厚”

其实，梳理刘备生平，认为刘备是“虚伪的”应该算得上有点先入为主的感觉，因为我们往往会从“实力”、“权力”、“野心”等多角度层层深入探究刘备形象。认为刘备是一个君主，那么前期的那些举动就很自然地会认为是为壮大自身，而做的收买人心的行为，并不是发自内心。

但是，我们稍微梳理一下刘备生平，就不难发现他的人生轨迹，要从桃园结义开始，才算进入了政治军事权力的旋涡里。

二十四岁“桃园三结义”，三十四岁“接任徐州牧”，四十七岁“三顾茅庐”，四十九岁“任荆州牧”，五十四岁“任益州牧”，五十九岁成为“汉中王”，六十一岁“称帝”。

从一开始兵不过百，将不过关张，到后来卧龙凤雏、五虎上将格局渐成，终有实力一争天下，终有权力封疆裂土，但刘备的野心或雄心，显然并止于此，他真正想要的是像刘邦一样再塑乾坤。这点从他几个儿子的名字中可以看得出来，长子刘封和嫡长子刘禅的名字，封禅二字代表着帝王才拥有的特权。

刘备基本没有回避过自己的志向，当然也有过藏拙的经历。当在曹操麾下的时候，刘备就靠种菜躲避曹操耳目，靠丢筷子让曹操放下戒心，但这种行为是智慧不是虚伪。

因此，刘备到底是 “虚伪”还是“长厚”，还是需要判断力的，更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立场。

我们阅读《三国演义》可以有“刘备形象批判”，但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刘备。毕竟喜不喜欢刘备是个人情绪或喜恶，但对于刘备虚伪还是长厚的论断就涉及人物形象分析，甚至对意蕴的解读了。

在阅读时，我们判断“虚伪”往往有个既定的逻辑。即第一想不想要，第二谢绝或接受的理由，第三真实原因，如果言不由衷，那就是“虚伪”无疑了。这种逻辑常识指出“这三个问题弄清楚了，就能大体上判断刘备是否是虚伪了。

这些问题的获取都可以在小说中逐一找到。结果无非就是有占领动机，谢绝的理由冠冕堂皇，真实的原因是自身实力、形势所迫以及名誉需要。

我们照此逻辑推理一下让众人觉得刘备是虚伪的几个事件。

“三让徐州”本意不是让，是以退为进；“占据益州”本来就是“隆中对”里的蜀国发展战略，总是谦让也是虚伪；“汉中称王”本就是效仿汉高祖，登基称帝本来就是战略计划。刘备一切的“仁义礼让”等都是形式的，因此都是虚伪。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不可否认，这样的逻辑并无问题，虚伪论断也的确有凭有据。如果单从事件个体来看，确实如此。

但回归小说语境，回归罗贯中创作背景，这种分析恐怕就“捉襟见肘”，甚至南辕北辙了。

首先看“三让徐州”。当时是兴平元年，已经三十四岁的刘备时任平原县令，青州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围攻于都昌，刘备接到孔融的求援率军三千前去救援，并成功解围。同年夏，兖州牧曹操为报父仇，屠戮徐州。徐州牧陶谦向四方求救，刘备与青州刺史田楷前往救援。因为曹操后院被吕布偷袭，刘备不费一兵一卒，凭借一封信劝退曹操。因此，事后的陶谦举荐刘备为豫州刺史，驻军小沛。

仔细想想，刘备不远千里驰援徐州，原本兵不过千人，将不过数名，却依旧逢曹亮剑，足见勇气。

到了年底，陶谦欲托付徐州，刘备三让徐州，后来在徐州别驾糜竺、典农校尉陈登等人极力拥戴下，并在北海孔融极力支持下，刘备才敢接任徐州牧。其实刘备不接任徐州，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根基尚浅，徐州地处四战之地，四面诸侯虎视眈眈，刘备本身底子太差，根本没法站住脚。

事实证明，根基尚弱，缺乏成熟谋略的刘备最后被吕布赶出了徐州，再次开始了一段“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生活。

从这样看刘备“三让徐州”这件事，刘备虚伪吗？

再看“占据益州”。这确实是“隆中对”蜀汉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建安十六年十二月， 五十一岁的刘备在张松、法正的协助下，率庞统、法正、黄忠、魏延等人西入益州。刘璋推举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

到了年底，张松事败被斩。刘备在葭萌关一直劝课农桑，韬光养兵。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俘虏刘璋，一则考虑民心向背，二则担心道义不符，同宗兄弟入其地杀其主，名不正言不顺。后来即使战事一路高歌猛进，依旧坚持“仁政”原则，进围成都，收降马超，接受刘璋投降。刘备兼领益州牧。一直到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夺取汉中，七月即位汉中王，拜大司马，立刘禅为王太子。

我们可以看到，刘备入主益州，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深思熟虑，这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刘备去益州是安境保民，是为了将益州作为自己的大后方的，因此，不能操之过急。

刘备想要占据益州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但刘备前期在益州的所作所为虚伪吗？回答当然不虚伪，哪怕换任何一个君主来，都会这样做。

至于后来蜀汉臣子几次表奏称帝，刘备拒绝，那就更有话说了。当时曹丕代汉称帝。当时局势天下三分已成，刘备即位势在必行。这也算是延续汉室国祚。章武元年四月初六，六十一岁的刘备于成都即位，延续国号汉。

至于君臣表奏请辞之类的戏码，是古代新君即位的一个流程，何来虚伪之说？曹操称魏王，曹丕称帝，孙权称帝莫不如此，难道都是意图与行为之间不对称的虚伪？

结语

《三国演义》全书在“尊刘”的基调下，塑造一个大仁大义、宅心仁厚的刘备形象，以此完成民间对明君圣主的召唤、对仁政的渴求。所以，正史中刘备进驻益州发布“抢劫令”这样的“暴发户心态”小说里是被遮蔽的，“鞭打督邮”这样的快意恩仇最后也处理成了张飞鲁莽的佐证。

我们可以在历史与演义的对比中，反思小说家创作设计，甚至批判罗贯中或毛氏“别有用心”，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但决不可罔顾小说文本事实，混淆小说与史实，进而将刘备的“英雄史诗”解读为“虚伪谋略”。

这种形象，是既不是小说形象，更不是历史真相，最多只能算是民间形象的重新演义，这算是再创作。

若认定“刘备虚伪”，我们不禁要问：罗贯中同意吗？毛氏父子呢？

最后值得商榷的是“虚伪”一词。人在生活中，往往不得不低头，谁能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呢？时事复杂，不宜简单评判“虚伪”与否。

三让徐州，臣表帝让，反复再三根本不是虚伪做派，而是追求一个名正言顺。就算目的动机与行为之间存在差距，刘备的战略目标与具体实施之间算不算虚伪，是不是也值得商榷呢？

毕竟，伪一时是虚伪，那伪装一辈子“大仁大义”“宅心仁厚”还算是虚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