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 /石章《玉兔千年空捣药——宋代松鼠水注相关问题研究》

——宋代松鼠水注相关问题研究

呼啸 /石章

呼啸：陕西历史博物馆党政办公室，副研究馆员

石章：福建博物院对外交流部，馆员

摘要：水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房用具，本文通过对福建博物院所藏“宋龙泉窑松鼠水注”的定名辨析入手，讨论并确定了其造型应是“玉兔捣药”。水丞是文房中的盛水用具，古人基于同类相从的文化习惯和“月精生水”的理念，选择了代表月之精魄的蟾蜍和玉兔捣药作为水丞的外形，虽然两种形象流行的时代不同，蟾蜍形水丞主要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玉兔捣药水丞主要流行于宋代，但其背后的文化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关键词：玉兔捣药 月亮 蟾蜍 水丞

福建博物院基本陈列中展出的这件水丞，定名为“宋龙泉窑松鼠水注”（图一），1952年莆田畅林采集，通高9厘米，1990年定为二级文物。通观这件器物，左侧为一小口鼓腹的瓷臼，臼下腹部伸出六只三角形尖足，其中两足出土时残损，后来修复。瓷臼右侧一只小动物双前足扒着臼口，后腿支撑，身体直立。它的头部呈椭圆形，双耳已残，短而尖的尾巴朝上紧贴于身后，整体显得乖巧可爱（图二）。整器通身罩莹润青釉，臼足底部刮釉，露出灰色素胎，正是南宋龙泉窑特征，称得上是一件精品。但对于这件器物，我们认为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与研究。

“松鼠水注”定名辨析

（图一）

（图二）

首先，关于这件器物造型的定名“松鼠水注”，笔者以为并不妥当，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动物的造型特征不符合。松鼠的尾部硕大，长度往往等同、甚至超过躯干部分，因此工匠在表现松鼠题材时，往往会特别突出它毛茸茸的大尾巴。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清代民窑常见的松鼠葡萄纹青花盘。盘心中部缠绕的葡萄藤蔓间，一只松鼠刚摘下一颗葡萄，正准备享用美食。它尾巴的长度几乎与身体相当，尾尖部更是硕大（图三）。虽然工匠把松鼠的头部画的像是田鼠一样，但对于松鼠最有标志性的尾部却没有马虎。反观这件“松鼠水注”的动物尾巴，短而小，很显然与松鼠并非一个物种。

二是动物所处的情景不符。松鼠题材的文物多见于明、清时期，常见题材是松鼠摘葡萄、爬藤蔓、抱松果等。几乎没有见过宋代的松鼠题材文物，更不用说松鼠抱着臼，这样的组合含义无法理解。其实，如果熟悉唐宋铜镜纹饰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如果我们将这“松鼠水注”与唐代月宫图铜镜中的玉兔捣药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一形象并非“松鼠”，而是“玉兔捣药”。比如西安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唐代月宫图镜，1969年西安市莲湖区电容厂唐墓出土，直径14.1厘米[1]。镜为圆形，正似一轮圆月，镜背正中一颗树干遒劲、枝叶茂密的桂树，桂树树干中部凸起一个硕大的树瘤，正好作为镜钮。桂树将镜背分为左右两部分，右侧上部，一位头梳高髻、衣带飘飘的仙女正托着一个盛放着仙丹的托盘缓缓飞来，显然正是嫦娥。右侧下部，一只蟾蜍头朝向嫦娥，仿佛正在高兴的跳跃。桂树的左边，一只玉兔身体直立，两只前腿握着一根药杵，正在药臼中捣药（图四）。除了玉兔的比例较大外，这件铜镜上的玉兔捣药与福建博物院藏的“松鼠水注”的构图情景与组成元素完全一致。恰好浙江省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龙泉窑窑址出土的水丞[2]，与福建省博的这件几乎一模一样（图五），只是釉色偏暗，兼器身有窑粘，不如福建省博所藏精美。而浙博此件定名为“兔形水丞”，由此可见，此类器物造型为“玉兔捣药”可谓定谳。

（图三）

（图四）

（图五）

至于器型，笔者以为，则应以浙博所定“水丞”较“水注”为宜。水丞与水注均为文房用具，用途接近，均是盛水为研墨时添水的水器。只是水注通常有流，可以直接向砚台中注水，而水丞则类似水盂，圆口无流，故需要以小勺之类挹水器将水舀出倒置砚上。此两件水器，储水的部分仿臼的造型，均为小圆口，无流，故当定“水丞”合宜。因此，这两件瓷器应定名为“玉兔捣药水丞”。

“金丹九转徒可闻，玉兔千年空捣药。”这是宋代大诗人陆游《春愁曲》一诗中的名句。诗人借用嫦娥服食不死金丹飞升月宫，从此与玉兔长居广寒宫的典故，以孤寂清冷千年不变的月宫隐喻自己萦绕心头无记消除的愁闷，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郁郁之情。上述两件玉兔捣药青瓷水丞，今天观看，颇与放翁这句“玉兔千年空捣药”意境相合。

蟾蜍隐退玉兔显

“玉兔捣药水丞”固然造型精美，不过为何要将文房水丞做成这样的造型？笔者以为，玉兔捣药造型所代表的乃是月亮。不仅玉兔捣药如此，以蟾蜍形象作为水丞的也是同样的原因。

在我国古人的文化理念中，有同类相通，互为譬喻的习惯。《吕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览”《应同》一篇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物之从同，不可为记。”意思是说：天地万物，同类之间会彼此相合，相互招引，相互呼应。水丞为文房水器，那么其造型就应该选择与水相类，最好是能生水的。如前所述，玉兔捣药代表的是月亮，而月亮正是“生水之精”。宋代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天部，日、月条下引《抱朴子》逸文云“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涛大”。这是古人观察到月亮引力引起潮汐变化的自然现象，并将其神化的结果。同时也说明，在古人的阴阳五行观念中，太阳、月亮分别代表了极阳与极阴，阳极生火，阴极生水，故而月亮为阴精能生水。因此，用生水的月之精魄的相关形象来制作水丞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图六）。

早在西汉时期，玉兔和蟾蜍的形象就已经存在于月亮之中。西安交通大学发现一座西汉时期的砖券壁画墓，主墓室顶部绘有星象图，以白彩勾边，紫、绿两色赋彩的云气纹弥漫墓室顶部，日、月、星宿闪耀其间。圆圆的月亮以黑、红两色绘轮廓，内中填入白彩，并以黑、绿两色绘奔跑的兔子和跳跃的蟾蜍[3]

（图七）

山东滕州大康留出土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祠，顶部也有一幅日月星象图，星象图中的日月有非常丰富的动物元素。整个画面遵循严谨的二分式构图，一边的太阳是一只巨大的鸟，双翼张开作飞翔状，它身体中间的圆形代表太阳，太阳中刻有两只动物，一只三足乌是太阳的象征，另一只犬类应该是吃日的天狗。另一侧的月亮则在一只大蛇的环绕中，月中也刻着玉兔和蟾蜍，只是这里的玉兔已经拿起了药杵蹲在臼旁开始捣药了。太阳与月亮周围，还有人身蛇尾的伏羲与女娲，飘渺的云气和漫天的星斗[4]。

虽然玉兔和蟾蜍早在西汉时期开始就一同居住在月亮上，不过作为月之精魄代表月亮出现时，两者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大约在宋代以前，玉兔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它通常和蟾蜍一起搭配出现代表月亮。而蟾蜍则可以独立的代表月亮。

（图八）

1975年，甘肃省成县城关镇石碑村在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一座汉代砖室墓，墓中出土四件鎏金铜棺饰。其中一件圆形棺饰，直径27.6厘米，厚0.1厘米，中心有一圆孔，上面的纹饰被描述为“两棵树和一只怪兽”，左侧“两颗树主干弯曲相交，树冠枝繁叶茂，层层叠叠，分为三层，共四组十一朵，呈蘑菇状。”右侧“树干上用环状粗链条拴一怪兽，怪兽有四爪，两爪伸向空中，向前做挣扎状，怪兽全身布满斑点，四肢强壮，看似力大无比，凶猛异常。”[5]细审饰片当中图案，其实并非“两棵树和一只怪兽”，而是桂树与蟾蜍。圆圆的牌饰象征月亮，月中两棵桂树枝叶繁茂。解题的关键是右侧树下的蟾蜍，它圆目大口，满身斑点正是自然界中蟾蜍身上毒腺的写照。因为画的体型巨大而孔武有力，被误认为了怪兽，实则仍是代表了月亮，而蟾蜍则是其中月精的代表。不过这里的蟾蜍是孤独的，并没有玉兔作伴。

（图九）

自三国至东晋，长江流域出土了不少越窑烧造的青瓷水丞，这些水丞今天大多定名为蛙形水注，实际上其造型并不是蛙，而是蟾蜍。以湖北省鄂州博物馆所藏的这件三国时期吴国的蛙形青瓷水注为例，这件器物最大腹径10.6厘米，通高7.8厘米，口径2.5厘米，1976年鄂州鄂钢工地出土。整器主要由扁圆形器身和器身顶部上圆柱形水柱组成。器身外侧贴塑三角形的头部，与粗短有力的四肢，并以戳印、刻画的方式绘制细部特征。从其造型看，确实有点像一只匍匐的青蛙，不过细看之下与青蛙则并不相同，一是这种动物四肢几乎等长，有尖锐有力的三趾；二是腹部两侧有线刻扇形区域，戳印大量斑点状纹饰；三是头上眼睛后部有隆起的脊腺。这些都是蟾蜍特有的外形特征（图九）[6]。用蟾蜍来做水丞，也同样是因为蟾蜍在当时人眼中是月之精，取月精生水之意的缘故。

三国至南朝的三百多年间，蟾蜍形象在文房水器中一家独大，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书写方式的变化，东汉晚期以前，书写基本上以竹简木渎为载体，毛笔、墨丸、黛板是主要的文房用具，那时的文房用具中还没有出现具有砚池的砚台和水丞。到了东汉晚期，随着造纸术的改进，纸张开始作为书写的材质，随之而来的是墨、砚等文房用具的改进，具有砚池的砚台开始普及，用于给砚台添水的水丞也随之出现了。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月精生水观念的影响。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占卜书《归葬》中最早记载了嫦娥奔月的传说。《归葬》全书早已亡逸，但后代书中曾经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段落。《文选》中在《祭颜光禄文》的引文中，引用了来自《归藏》的一段话说“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东汉张衡的《灵宪》中说“嫦娥，羿妻也，窃王母不死药服之，奔月。将往，枚占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灵宪》是张衡所著的天文学著作，代表了当时天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目前所见文献中以蟾蜍为“月之精”代表月亮的较早例子。这段记载是说嫦娥是后羿的妻子，她偷了西王母的不死之药，准备吃了之后飞升仙界。服用之前，她找‘有黄’占卜，卦象显示为吉兆，于是她再无担心，服下灵药，飞升月宫，化作了一只蟾蜍。这说明在当时人心目中，嫦娥奔月后就化身成了蟾蜍，获得了长生并永远居住在月亮上。所以蟾蜍就是嫦娥，是月之精，是月亮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玉兔不过是陪着嫦娥的配角而已。这样看来，用蟾蜍作为水丞的造型实在是合情合理。

（图十）

然而，隋唐时期，随着嫦娥形象的独立，蟾蜍与玉兔捣药的形象成为了嫦娥的辅助，他们一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月宫图像，就像前文所举的唐代月宫图镜一样。玉兔捣药真正成为月中代表则是到了宋代。自宋代开始，人们越来越习惯以玉兔捣药的形象代表月亮。龙泉窑的这两件玉兔捣药水丞正是这一时尚的代表。自此，玉兔捣药成为月之精图像的主流。2007年福建松溪祖墩乡发现一座元代壁画墓，墓室北壁上部绘有月相图。图中，圆圆的月亮里，左侧一株桂树，右侧树下一只玉兔正在捣药，绘画技法娴熟，意境雅致（图十）[7]。

这种形象甚至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陕西历史博物馆2016年曾征集一件民国时期的月宫图“中秋月饼”铭漆木招幌。这件招幌长 61 厘米，宽 52 厘米。招幌主体刻为圆形，象征满月，其中心贴以纸绘的嫦娥与玉兔捣药图案，图案四周刻有“中秋月饼”四个大字，边沿饰一周回纹，招幌上下部则雕刻出荷叶纹与龙纹（图十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玉兔捣药”形象流传与风靡的程度。

（图十一）

玉兔捣药成为月亮的“首席代言”之后，蟾蜍在文房中仍然偶有出现，比如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的两件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蟾蜍水盂就是其中代表。

结语

“留花翠幕，添香红袖，常恨情长春浅。”这是南宋词人赵彦端（1121~1175）《鹊桥仙(送路勉道赴长乐)》词中的首句。婉约纤秾的气氛中，作者勾勒出了一幅暮春时节，书斋赏花、美人相伴的温柔画卷，虽然也有“恨”，不过更像是“浅浅”的感叹。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更像是一种对“岁月静好”的炫耀，而他在诗中创造的“红袖添香”的意向更是说出了千古文人的梦想：轩室读书，美人相伴。当我们以这个视角审视这件玉兔捣药水丞，就会发现其中别样的意趣。玉兔捣药代表月亮，那么用着这样的文房为男主人滴水研墨、添香烹茗的‘红袖’不就是嫦娥么。虽然说白了不过是一种想象，但其背后婉约的比兴，正是宋人诗意美学的典范。文学、艺术、图像三者之间发生了积极地互动，共同创造了含蕴隽永的意义空间，并最终通过商品的形式被生产与消费，其背后的美学之道最终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了整个社会。

本文原题《宋代松鼠水注相关问题研究》，发表于《洛阳考古》2022年第1期

[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文物精华·铜镜卷》，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8，第124页。

[2] 展品见于2019年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丽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天下龙泉 ——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展，照片由严锐先生拍摄并提供，谨致谢忱。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上），科学出版社，2009，第12页。

[4] 展品见于2017年滕州汉画像石馆《滕州墓室画像石陈列》，呼啸拍摄。

[5] 该藏品介绍见于甘肃成县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2021年3月11日推文《馆藏推介：鎏金棺饰铜牌》，网址：https://img2.youxi777.cn/down118/d/file/tineiron/202305/09/p

[6] 饶浩洲主编：《鄂州馆藏文物精品图录》，湖北美术出版社，2016，第36页。

[7] 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卷10），科学出版社，2012，第86页。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欢迎订阅转发

谢绝不经同意擅自拷贝图文至自己公微号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