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宋英宗认爹风云背后宋朝朝堂大分裂以及王安石变法的开端

北宋东京汴梁城在城市的东北角有一座风景绝美的皇家园林，依一座人为垫高北宋皇宫东北角的土山而建，山被称之为万岁山，又由于地处先天八卦的“艮”位被称之为艮岳。这座园林由宋徽宗修建，我们想想宋徽宗的艺术品位就能想象出这座园林的秀美。为了修建这座园林此还创造出来一个能够毁掉北宋的专有名词“花石纲“。而这大兴土木堆山造园的源头在于宋徽宗登基以后的一个担忧：生孩子以及养孩子的问题。

北宋太宗这一支的血脉仿佛受到诅咒一样，在宋代皇宫中即使能生出来皇子也养不大，不能说是子孙满堂，只能说差点断子绝孙。从宋太宗登基开始，北宋皇宫内到徽宗登基一共125年诞生了25个皇子，养大成人的只有11个；其中从宋仁宗赵祯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出生到宋哲宗赵煦熙宁九年（1077年）出生中间67年宋朝皇宫内没有长成一个皇子，所有皇子的记录后面都是早夭二字。要说这些太医但凡有一点用也不至于一点用也没有啊。宋仁宗也因此绝嗣，不得不过继了堂兄赵允让家的儿子赵宗实，也就是宋英宗赵曙。而宋英宗赵曙认爹的问题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宋朝士大夫大分裂，为随后的王安石变法以及变法中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顺便说一句，这个艮岳确实有用，宋徽宗一辈子生了39个儿子，对于这种神秘主义问题，我只能为我过于沉迷科学而羞愧不已。

造成宋朝士大夫大分裂的“濮议”

前面我们说了宋仁宗一辈子没少生孩子，但是多数都是姑娘，其中最出名的可能就是《清平乐》（《孤城闭》）中的主角福康公主了，但是偏偏男孩子生一个夭折一个。没有儿子对于皇帝来说是非常悲伤的事情，个人情感、政治权力、历史定位多方面都无所寄托。

某种意义上我们前文所提的庆历新政在流产以后，仁宗一朝再次陷入到保守因循的尴尬局面之中：之前庆历新政那些直接触及到士大夫阶层利益的条款逐渐被废除，情况严重到连庆历新政的保守派张方平都对当时的弊病四起都看不下去的程度，认为这是“因人废法”；外戚、宦官势力再度猖獗，内外勾结转恣不法。

而到嘉佑年间庆历新政的那些改革派再次上台，至和二年(1055)六月,富弼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嘉佑元年(1056)韩琦拜枢密使,嘉佑三年六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欧阳修自滁州被贬整十二年之后,亦调回汴京,并于嘉佑三年又入为翰林学士。“嘉佑中富韩公为宰相,欧阳公在翰林,包孝肃公为御史中巫,胡翼之侍讲在太学,皆极天下之望,一时士大夫相语曰: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但是此一时彼一时，这时候已经不可能有机会再次改革了。因为此时最为关键的已经不是治理大宋王朝的弊端，而是皇帝的身体以及皇帝的继承人问题了。

由于一直没有皇子，仁宗立储的问题牵动着前朝、后宫、宗室的诸多利益。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十八日夜间，坤宁宫附近一带，宫廷禁卫军士兵颜秀等四人密谋叛乱，杀人放火，一度危及赵祯的安全，这件事情就极其诡异。

而与此同时赵祯辛劳国事，回后宫为了生儿子又得旦旦而伐，铁打的身体也熬不住。早在景祐元年他25岁时便大病过一场，到至和三年元旦46岁时朝堂之上表现出中风症状，面见辽朝使者语无伦次，宰相文彦博只能推脱说陛下喝高了。随后仁宗甚至高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到二月才逐渐恢复开始能够处理政事。考虑到他们老赵家中风的传统，朝臣对于立储问题尤其关心。

我们所知道的结果是嘉佑七年宋仁宗在韩琦、包拯、范镇、司马光等人的反复劝说之下，立太宗皇帝第四子赵元份三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为皇子，赐名赵曙。这里的“立为皇子”很重要，划线后面要考。

但是赵曙此时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同时他的内心是极其脆弱的。其实赵曙他们家一直都是备胎命。早在真宗时期，他父亲赵允让在真宗久久无子的情况下便被收养在宫中，直到仁宗赵祯出生后被送出宫，一辈子生了22个儿子难免让人想到有竞争旨意，就是气死赵祯这个“老绝户”。到赵曙这一辈又是这个命，早在景祐三年自己四岁之时就收养在宫中，但是这背后是仁宗的无奈，如后来司马光的奏报那样

但愿陛下自择宗室仁孝聪明者，养以为子，官爵居处，稍异于众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属，以系远近之心

赵曙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安心。随后他有幸受到曹皇后喜欢，娶了被曹皇后收养的外甥女高滔滔，但是他过得极其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他表面上“上及皇后鞠视如子，既出还第，问劳赏赐不绝，诸宗室莫得比”，但是另外一面“居禁中，其时先帝为左右奸人所喋，不无小惑。内外之人，以至陛下旧邸诸亲，无一人敢通信问者。陛下饮食悉皆阙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晓夕惶恐，百方为计，偷送食物之类者甚多”。赵曙这一段表面风光，实际上并不被人重视甚至是极为恐惧。而这背后是仁宗的冷漠猜忌，否则内侍不会忽视慢待，曹皇后不会不敢做主。

最关键的是，他四岁被接进宫中，后来豫王出生又被送出宫中，始终没有名分，随后到赵祯身体逐渐垮掉，儿子又相继死亡，再也没有机会生出皇子，在大臣们的纷纷上书之下，嘉祐六年担任秦州防御史、知宗正寺。当时赵曙亲生父亲去世已经三年，他以守丧期不满推脱了四次。即使后来被立为皇子，到嘉祐八年又有“韩虫儿假孕案”，一个宫女被皇帝临幸后谎称有孕，这件事情背后又掺杂有曹太后与赵宗实之间的权力争斗，但对赵曙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这种混乱的局面某种意义上导致韩琦等人的重心都放在了皇位传承问题之上，朝堂政治日趋保守，不仅不再敢于任用新人如王安石、苏轼等，还为自己巩固权位积极参与到皇位传承乃至于随后的“濮议”问题上。而仁宗曹皇后的长期冷漠与濮王和赵曙父子的深厚感情也导致了赵曙对仁宗曹皇后心怀怨恨，给随后的大混乱埋下了伏笔。

英宗朝的大混乱

嘉祐八年（1063年）农历三月，仁宗逝世。夏四月初一，曹皇后发布遗诏，让赵曙继承皇帝位。文武百官进入宫廷，痛哭哀悼。韩琦读仁宗遗诏制命。赵曙到东殿接见文武百官。正式即位，是为宋英宗。四月初二，大赦天下，赐给百官爵加一等，奖赏各军。

英宗此时所面临的问题是伟光正的仁宗皇帝，“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依前朝章献太后旧事垂帘并手握玉玺的曹太后；强大并长期掌权的宰相班子(包括韩琦、欧阳修、曾公亮、赵概等人)；再考虑到自己长期患病的身体以及脆弱的合法性，宋英宗赵曙对于独揽大权的渴望极其强烈。而这背后就是贯穿于英宗乃至于随后神宗朝皇帝与士大夫对于政治、思想文化主导权的争夺。

而对于英宗皇帝来说，他首先第一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消除掉自己养父仁宗皇帝的一切痕迹。仁宗丧礼英宗称病胡言乱语捣乱，被司马光骂。仁宗身后祔庙恰好此时太祖三昭三穆凑齐，仁宗是第八个怎么办挑起争端。随后的明堂配享问题继续。而在这两个礼制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泾渭分明，或者说南北分明。一派如王珪（ 成都华阳） 和孙抃（ 眉州） 为南人， 王畴（ 曹州） 为北人； 后一派中吕诲（ 开封） 和司马光为北人， 钱公辅（ 常州） 为南人，南北纷争在礼法与亲情之下拉开序幕。

知否知否剧照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癸亥， 宰辅韩琦、欧阳修等提出尊崇濮王之议。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治平二年( 1065年)四月, 英宗正式下诏议崇奉濮王典礼, 濮议的序幕随之拉开。濮议之争中, 一方以翰林学士王珪、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为代表, 主张英宗改称生父濮王为“皇伯父”, 不得称“亲”, 不立庙;另一方以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为代表, 赞成英宗“尊亲”, 主张尊称濮王为“皇考”,为其“即园立庙”。这场大争论持续时间长达18个月。宋英宗在位一共三年，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驾崩，可以说他在位期间一直在折腾这件事情。

从表面来看，濮议是礼制之争，但是这与后来明朝老道士嘉靖皇帝即位之初的“大礼议”事件一样，都是在礼制之争背后的政治之争，而且，濮议由于宋英宗本身的养子身份掀起来的更没道理。支持者以韩琦为代表的的宰执大臣强调皇帝的亲情，反对者以司马光为代表的的台谏大臣强调礼制的阶级属性，双方争论不休，最后以曹太后出面妥协，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为结果。

濮议背后的王安石及其随后的变法

濮议期间被赶出朝堂的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人都是北方人，宰执大臣中也从庆历年间北人居多到嘉祐治平年间南北平衡到随后神宗继位的熙宁年间南人反超，礼法之争背后所隐藏的是地域之争。而此时王安石处于对韩琦等人以及在位皇帝的不满，或者说对当时朝政的混乱局面之下改革前程感到晦暗不明，在嘉祐八年丁母忧离开朝廷，居丧金陵，屡召不起，同时授徒讲学，宣传主张，养望于野，达到了到熙宁元年入朝之时“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于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职，闻者莫不喜悦”的高度。

而王安石在此事中也看到了一个危险信号。北宋前期思想文化的繁荣得益于宋朝宽松的文化环境，因此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发展，使得儒学有复兴之势。但是，多元化在繁荣的同时会在朝堂之上落于派性之争，朋党之争，会引起大规模的对抗。这场濮议正是学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结果，导致英宗治平一朝士大夫分裂，不能有所振作。王安石随后强硬的政治手腕、高压的政治权力，强调一道德，以新学为抓手，从上而下打出一套组合拳，彻底消除多元化的麻烦，在朝野之中梳理独一无二，只能信仰服从不得质疑违抗，来塑造一种同心同德的士大夫群体和高度统一的官僚集团，其根源便在于此。

而在濮议之中，朝野上下也深感朝政萎靡不振，逐渐再次兴起了改革呼声。朝野上对于改革的意见也浮出水面，当时的支持尊崇濮王的宰执大臣本身就是庆历改革的旧臣，他们不反对变法，但是只能变一点点；而司马光等人则认为宋代国事糜烂是没有尊重祖制的结果，不应该改革，而应该回到祖制中去；而身在朝野的王安石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王安石变法之中的大分裂，早已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