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涛：《何以简约——透视宋代金银釦瓷“活”的器用观念》

——透视宋代金银釦瓷“活”的器用观念

贾国涛

重庆大学副教授

摘要：金银釦瓷以洗练莹润的瓷体、筋骨流光的釦形的完美结合堪称宋瓷中的宋瓷。宋初将金银釦瓷替代金银器皿实现了内廷生活的器用更易，与之相应的“官家样式”及造作制度随之形成，并以“美之典范”引领时代乃至东亚文化圈的日用风尚。透过宋代金银釦瓷三百余年盛行史，从推行器宜简约的生活观到纳入“祖宗家法”的日常行径，经制度礼法、文人智识的形塑，转为对简雅比德审美观的极致化追求，而“简约”作为一以贯之、层累叠合、随宜灵活的多义化观念体系贯通始末，不仅蕴含了宋代社会治理、文化审美、生活器用的联通关系，也牵动着金银釦瓷乃至宋瓷世界简约之风、 两宋“极简之美”生成的动脉网络。

关键词：釦瓷；简约；器用观念；造作制度；官家样式

釦器，先秦两汉重在漆木、玉、琉璃、玛瑙等器物施釦的工艺性，唐宋以后强调“釦”与“器”的整体性，又作稜器、楞器、棱器等。法门寺地宫唐咸通十五年（874）越窑“银棱秘色碗”是当前最早文、物并现的纪年性釦瓷（图1），五代少数贵族墓亦有出土。入宋后，金银釦瓷的官史、笔记、图像层出，实物遍及越窑、定窑、耀州窑、景德镇、建窑、湖田窑、龙泉窑等不同时期、区域名窑和高级墓葬。以往金银釦瓷的讨论较集中于技术性（掩盖芒口、加固）和装饰效果（材质对比与色相效果），较少从器用观念的视域考察其盛行三百余年的动因。

图1.唐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碗 法门寺博物馆：《法门寺文物图饰》

一、器用更易与金银釦瓷的日用常态化

宋太祖、太宗结束晚唐五代乱局而使中原重归一统，王朝的革故鼎新，既有重建秩序的宏观架构，又体现于内廷生活器用的微末之间。据《宋会要》《宋史》载，开宝六年（973）二月十二日，进“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银棱盘子十”、开宝九年（976）六月四日进“瓷器万一千事，内有千事银棱”、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八日进“金银棱器（未注窑口及数量）”、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三日进“银塗金越器二百事”、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二日，进“瓷器五万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1]，乾德四年（966）献“釦金瓷器万事”、太平兴国元年（976）贡“金银釦器五百事”[2]，太平兴国五年(980)九月上“金装定器千事”、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贡“金银（釦）陶器五百事”[3]等，从乾德四年到太平兴国八年十余年间，吴越等地方贡入详细数目的瓷器超过25万件，其中金银棱（釦）至少在3100件以上，主要为盘、盏、碗、盒等生活器皿，除越窑外，耀州窯、定窑、邢窑等均有进御且生产有金银釦瓷，只是未明细单列，加之北宋的速亡致使史馆档案散失严重，故宋初地方贡入金银釦瓷的实际数量远不至此。

真宗景德四年（1007），瓷器库已多至出卖“拣余者”：“瓷器库除拣封樁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4]仁宗天圣元年（1023）九月：“内侍高品、朱文正拆御厨银棱器，折金银三千六百两，三司言，工匠偷弊难于破除，诏三司根究以闻。”[5]据宋廷日用膳食器构成情况，内侍偷拆的御厨“银棱器”多为银棱（釦）瓷，而三司所折合的金银两数则侧面说明了内廷金银釦瓷的使用、储存规模。朝廷为何要如此规模的瓷器入禁中甚至远超实际用度？排除吴越归宋前的主动朝贡，其余应主要为朝廷下诏烧制，《宋会要》记，淳化元年（990）设瓷器库：“掌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鉴库。……淳化元年七月，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练出缺璺数目，登第科罪……’”[6]八月乙巳：“令诏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悉毁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上曰：‘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卒皆毁之。圣意如是，天下大幸。”[7]两则前后不到一个月的诏令并读：太宗七月设“瓷器库”专人管理，八月就以“慈俭”为名诏销毁左藏库金银器皿，严令金银精巧者不备“进御”，此举既有为政者假借销毁精巧金银器充实国库不足的考虑，也可管窥太宗将金银器皿彻底移出内廷日用空间的决心，而相对材料易得、制作简易的瓷器便成了日用金银器的最佳替代品。

换而言之，地方大规模入贡金银釦瓷、太宗命“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8]、设“瓷器库”规范管理，都是“瓷代金银”、更易唐五代以来金银玉器皿为禁中生活用器的具体推进。内廷为了延续唐五代以金银玉器为内廷日用的皇权徽识和有别于一般瓷器的样式特征，以金银器为祖型、以光洁莹亮的白瓷象银、以温润素净的青瓷比玉、以局部镶釦会意通体金银来烧制加工金银釦瓷（图2—3），进而达到比类象物的目的，通过简素之“瓷”更易奢华之“金银”（玉）彰显新朝之德。

图2.北宋越窑银釦波涛龙纹青瓷碗 谢明良：《陶瓷手记》

图3.北宋“官”款鎏金银釦白釉六出花口凤纹洗（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与同制宫廷窖藏鎏金錾花六出花口银盏（下）绍兴上虞博物馆：《易水寒光：宋代宫廷金银器窖藏》

北宋中期以降，金银釦瓷作为两宋内廷生活常物在官史、笔记、图像中皆有体现。仁宗初，“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左右近习亦少假借,赐与皆有节。赐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9]“尚方器”即金银、玳瑁、玛瑙、玉等奢贵器皿，章献太后赐族人御食的“釦器”主要为金银釦瓷，盛御食者必以御器，食与器一并赐予，既折射了大宋柄国者的政治素养和生活操守，又体现了金银釦瓷为御食器的常态化，四时八节、重臣戚里生辰嫁娶，帝后循例赐御食、茶酒、米面及瓷、漆、银等禁中日用器[10]，北宋宰相吕大防家族墓出土的高品级青瓷金银釦茶酒器或为御赐之物（图4）。

徽宗名下《十八学士图》绘的虽是唐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游宴事，但人物服用皆为宋式，园林环境、家具陈设、饮食器皿、随从数量的规格，众多马匹中唯一匹无人牵驭体型劲健、神情持重的白骏身上的云龙纹马鞍毯以及乐师使用的云龙纹琴身竖箜篌、云龙纹捍拨琵琶等（图5），都暗示了这场大型游宴皇帝的“隐身”与“在场”，仆人备茶小景中各式茶器写实如真（图6），茶盏、茶托、白瓷盘沿（棱）、足上的亮灰色边缘当是银釦，图中白瓷盘与同时期定窑白釉釦瓷产品同制，黑色茶盏造型严整、釉色纹理结晶清晰可见，应为徽宗最爱之建窑兔毫茶盏，相类文物见于北宋晚期建窑“供御”铭龙牙蕙草纹银釦兔毫乌金盏（图7），而徽宗笔下的学士游宴雅集及器用详情，在蔡京《延福宫曲宴记》亦有类似记述：“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特召学士承旨臣李邦彦、学士臣宇文粹中与示异恩也。是日，初御睿谟殿，设席如外廷赐宴之礼，然器用淆品，瑰奇精致，非常宴比。……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澹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既而命坐，酒行无算，复出宫人合曲，妙舞蹁跹，态有余妍，凡目创见。” [11]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记：“孝宗圣性简俭,虽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时直宿禁林，夜召周以入，谓必大‘多时不与卿说话’。赐必大座，上耳语黄门，……用金绿青窑器承以玳瑁托子，中浸羊絃線，清可鉴。酒仅一再行，上曰：‘未及款曲。’必大归语其家，欢上之简俭。翌日遂拜政地云。”[12]孝宗以“金绿青窑器”内盛“清可鉴”的羊絃線为召见周必大、叙话饮器，以类金镶玉质的青瓷盛清澈可鉴的玉液礼遇清鉴之臣，颇有效唐太宗赐提出“宏简易之政”、“敦朴素，革浇浮”的高季辅钟乳、金镜以表其清鉴的意味 [13]，此间“金绿青窑器”既为御用常器，也是传递圣性、沟通君臣的媒介。

图4.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耀州窑金釦五曲青瓷碗、银釦执壶与同制窖藏宫廷狮钮（龙牙惠草纹柄）银执壶 , 左、中，陕西历史博物馆：《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出土文物》；右，绍兴上虞博物馆：《易水寒光：宋代宫廷金银器窖藏》.

图5.宋徽宗《十八学士图》云龙纹竖箜篌、云龙纹马鞍毯 台北故宫博物院：《雅集图特展》

图6.备茶小景中建窑银釦兔毫乌金盏、银釦白瓷盘与12世纪定窑白釉镶釦深腹折肩萱草纹盘（右下）,台北故宫博物院：《雅集图特展》右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7.北宋建窑“供御”铭龙牙蕙草纹银釦兔毫乌金盏 西泠印社2019秋季十五周年拍卖会首届陶瓷专场

二、金银釦瓷“官家样式”的形成与时尚化

朝廷在持续推动以金银釦瓷等釦器更易金银玉器的过程中，为进一步满足禁中日用、规范造作制度，制作符合皇室身份——“官家样式”的金银釦瓷，少府监统辖文思院下属的“三十二作”（后并入苑作十，为四十二作）之“棱作”，专门从事陶瓷、漆木、琉璃等釦器加工，真宗、仁宗朝完备建制，亲事官与文思院共同监作，设一人专掌棱作事，高宗南渡袭旧制，宁宗嘉定年间，“棱作”依然为文思院主要造作门。[14]加釦的瓷器主要来自禁中御窑和地方贡窑，镶釦基本由文思院完成，倘遇超量制作，招募市井巧匠入协助制作，偶委以地方，则“制样须索”，文思院“降样”以明制度、合法式，釦材、称量、式样、工艺均在其列，谓“兹器准则，……恐其大小不一或以病民故，以此为大节目，今文思院降样亦此意也。”[15]真宗至南宋，土贡登科、朝廷诏命虽不乏有瓷器入禁中，却鲜有金银釦瓷的专录，盖与文思院“棱作”制度有关，如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贡：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16]，《元丰九域志》载各路进贡瓷器：西京两百事、河北西路一十事、陕西路五十事、两浙路五十事[17]，也都只记了贡瓷数量。

从宋代金银釦瓷样式看，北宋中前期多延续五代釦瓷宽边厚棱，注重釦包裹面的凸显和保护作用，镶釦材质、外形磨洗、边缘处理都略显糙感。北宋中晚期以降发生了新转变：一是卷圆、轻薄、细窄边釦的日渐流行，从宽釦包镶的厚重感转向了对轻薄严整、线性骨感的凸显和釦、瓷的整体感，使得疏朗流光之釦与洗练莹洁之瓷完美结合——多一分拙笨、少一分轻薄的中正简雅之美（图8），成为南宋金银釦瓷的主流样式；二是为贴近新式金银器意匠神采，文思院制出了釦上錾刻金银器时尚纹饰的新釦式，建窑“供御”铭龙牙蕙草纹银釦兔毫乌金盏便是典型；三是用于制作金银釦的瓷，正烧器口沿多薄而微卷或有刮釉痕迹、圈足磨砂，覆烧“芒口”与釉面处有璇刻线槽，可以说是为镶釦而进行的“特别设计”，增加釦与瓷的嵌合关系。

图8.南宋兵部尚书程瑀之女墓银釦青白瓷斗笠盏 中国茶叶博物馆：《盛世清尚：宋代茶文化展》

“凡智巧之士，皆被延誉；出类拔萃之器，专书登录，争相仿效。仿效之有成，更精研细琢之而创新其势。”[18]金银釦瓷替代金银器皿成为内廷日用器的确立，其“官家样式”也作为一种“美之典范”被民间效仿，北宋汴京、南宋临安、湖州等地都有专事棱釦器的作坊，瓷为主要加工对象（铜、锡、铅为釦材），民间擅釦器者“皆巧思得之于心，出人意表者”，文思院“不敢为”的镶釦技术在手中乃“易事耳”[19]。受宋地器用风尚的影响，金朝承袭北宋定窑釦瓷的基础上走向新高峰（图9），除供御，也用于与南宋、高丽的交聘。由宋瓷脱胎的高丽翡色瓷（内贡司甕院、扶安、康津等窑场生产）亦盛行加釦之风（图10），满足王室、贵胄之用和朝贡中国。日本镰仓、室町时期，中国金银釦茶器风靡上层社会，丹觉寺《佛日庵公物目录》建窑“银覆轮汤盏”、《看文御记》“银建盏”皆“唐物”，《荫凉轩日录》有“金覆轮建盏”、“银工五藤”为建盏制作釦银需“二百五十疋”的描述[20]，由于宋对金银釦瓷的严格管理，故日本现存13世纪前后金银釦瓷全然来自中国，还是日本工匠将舶来宋瓷再行施釦则需另考。

图9.金定窑金釦印花茶盏 台北故宫博物院：《定州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

图10.高丽银釦青瓷象嵌碗 용인대학교박물관：《髙고麗려國국風펑》

在金银釦瓷的启发下，12世纪后及同期金地开始流行靠釉色差异来追求类似金银釦瓷视觉效果的双色瓷，北宋汝窑黑覆轮（图11）、南宋官窑（图11）、龙泉窑（12）、磁州窑（图13）、定窑（图14）、吉州窑（图15）等瓷器口、足黄釉比金、白釉类银的线性双色釉瓷各具特色，虽仿自金银釦瓷，但更具浑然天成之美。南宋金银釦漆茶盏的出现说明金银釦瓷审美风尚在物质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如邵武黄涣墓出土的仿建盏银釦兔毫乌金盏的漆盏（图16），敛口薄唇、深腹小足，银釦、内外壁为乌亮饰褐色兔毫放射线纹，釦器本为漆木首创，瓷后效之，此类器反其道而为之，足见时人对金银釦瓷的追捧之甚。

图11.北宋晚期宝丰清凉寺汝窑黑覆轮碗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宝丰汝窑博物馆 ：《梦韵天青——宝丰清凉寺汝窑最新出土瓷器集萃》

图12.南宋官窑紫口铁足青瓷龙纹洗 台北故宫博物院：《贵似晨星：清宫12至14世纪青瓷特展》

图13.宋越窑鎏金银釦茶托（上）首都博物馆：《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1080年展》、元龙泉窑青瓷茶托（下）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西南海底船發掘40週年紀念特别展》

图14.12世纪磁州窑油滴白覆轮天目盏 出光美术馆：《宋磁》

图15.12世纪定窑柿釉盏 東武美術館：《宋磁》

图 16.南宋吉州窑梅梢月纹白釉剔花盏 深圳博物馆：《禅风与儒韵：宋元时代的吉州窑瓷器》

图17.南宋邵武黄涣墓银釦兔毫漆盏托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器物卷》。

三、“流动”的“简约”与宋代金银釦瓷“活”的器用观念

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宋朝一直被誉为简约之风——极简之美的典范时代，宋瓷无疑是造物艺术之圭臬，凡加釦者无一不精，故金银釦瓷堪称宋瓷中的宋瓷，而窥视金银釦瓷长盛于两宋、“简约之风——极简之美”之成因就要追索宋初内廷器用更易、中期日常态化、制度化和中晚期至南宋时尚化在观念上的层叠贯通性。

1.易简治理与躬守慈俭的互通——器宜简约的生活观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21]“易简”的天人之理被不断阐发，并延伸出了“易简至约”的为政、致德、安民之道——“崇节俭之清风，肃玉石之明禁；质素简约者，贵而显之；乱化侵民者，黜而戮之。”[22]“简约”，不论是致力重建天下秩序的宋初，还是斯文治世的仁宗时代，抑或是社稷再造的高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既涵盖了宋人反复强调的“致广大”的治理思想——“王者之治，至简而详,至约而博。”[23]也“尽精微”于文化、生活——“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24]作为一个多义化的观念系统——简约“贯彻在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时人而言，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很多原则都是相互贯通的。”[25]

宋初以史为鉴，君臣多次斥责晚唐五代的奢靡无度，视其为“乱化侵民”之败源，加之社会经济尚未恢复，“易简至约”不仅成为一定时期内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也是当时普遍奉行的生活观。《宋史》《长编》皆记宋太祖严斥服用奢僭为取亡之道，日行俭（简）约乃兴家弼国之举，“帝性孝友节俭，质任自然。……魏国长公主襦饰翠羽，戒勿复用，又教之‘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26]见孟昶溺器亦装饰七宝，“上遂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上躬履俭约，常衣浣濯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青布苇簾，宫闱帟幕无文采之饰。尝出麻履布裳赐左右，曰：‘此我旧所服用也’。”[27]太宗严于治理，对内廷服用左右最大，是宋“祖宗家法”之“尚俭”的奠基者——“虚己纳谏，不好攻猎，不赏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于用羊肉……”[28]《长编》：“上性节俭，退朝常著华阳巾，布褐、䌷条，内服惟丝绢，咸屡经汗濯，乘舆给用之物，无所增益焉。”[29]太祖指责孟昶奢僭并销其用器、太宗设瓷窑库、毁尽左藏库精巧金银器、期间地方频繁入贡巨额金银釦瓷等一系列事件都指向了宋初“器宜简约”的生活观念——不好奢华、不尚金玉精巧、以金银釦瓷取代金银玉器的主导性。仁宗在位42年，为宋“祖宗家法”的全面建构、践行者，尝以“钦遵圣猷，精求政治，务菲躬而图俭”自勉，《宋史》赞：“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君臣上下恻恒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雍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之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30]欧阳修记：“至和（1055）二年春，不豫，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礼，见上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塌上衾褥皆黄絁，色以故暗，宫人遂取新衾覆上，亦黄絁也。”[31]仁宗“器服简质”较之父祖有过之而不及，“素瓷”更开日常御用之新风。宋人所谓“祖宗家法”，实际上是一种君王与士大夫观念对流和价值共识的集体智慧，“既是列祖列宗所确立的诸多规矩之总括，也是其中体现的调整关系准则之通称；它不仅包括某些可列举的具体内容，更包括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的防微杜渐精神。”[32]尽管出现过“说法”与“做法”的出入，但太祖、太宗、仁宗、高宗、孝宗之俭德被不同时段宋人反复颂赞和引申发挥也是史实，而“非大礼之采章”（卤薄、服制等）不用金玉、尚陶瓷在宋廷日常生活空间也是基本稳定的，元丰六年（1083）蔡京使辽，辽人指玉盘盏“谓南朝无此”，徽宗欲用五代玉卮作饮，“恐人以为太华。”[33]从章献太后日常不用“尚方器”而以釦瓷赐食戚里表现出的简素之风、“圣性简俭”的孝宗以“金绿青窑器”礼遇周必大等史实都可以看出：金银釦瓷化入“祖宗家法”之“尚俭”——器宜简约的生活观已为时人共知，而日用尚瓷即为“俭以养德”。

2.器用等差与物合礼法的互文——简明条约的制度观

金银釦瓷替代金银器为内廷日用，真宗朝已趋于稳定，其“样式”的礼法性随之渐成。“澶渊之盟”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进入勃兴，僭违之风随之渐起，金银器皿违铸、内廷服用仿造、“贡余”什物的畈用时有发生，瓷、漆等金银釦器也在其中，大中祥符八年（1015）五月壬午明诏：“邦家所尚本以为备乎威仪，民俗相因，由是成于奢僭。自非大礼之采章，并命攸司而简省。上从中禁，下暨庶邦，靡限等差，同其条约，必行之以命。……其乘舆法物，除大礼各有旧制外，自中宫以下并不依销金贴……金楞、金背、金彩……其外庭臣庶之家悉皆禁绝。……自余悉皆禁止，如敢有为，本犯人及工匠干连人并当重断。”[34]严明瓷、漆等“金楞器”为内廷专用，违者连同工匠重断。仁宗对违制使用纯金、鎏金、涂金等釦器（瓷）做了更明确规定：“凡器用，……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釦器具；用銀釦者毋得塗金。……违者物主、工匠论违制，工匠黥隸他州，募告者赏钱五万。……寻又诏官司所用铜器及鍮石为饰者勿得涂金。”[35]时任太仆少卿的魏咸熙，知杭州日，宴请宾友的大治酒具有“越中银釦陶器”，童仆不慎打碎竟使“坐客皆失色”，而咸熙不变容、不笞责，皆赞其性宽厚 [36]，以越窑银釦瓷酒器之贵重来反衬魏咸熙人品之气量，也说明了金银釦瓷“非赐”或品阶不高者难得。南宋度宗圣节“殿上纯金，廊下纯银，食器皆金棱漆碗碟。……俱遵国初之礼在，累朝不敢更易。”[37]金银棱瓷为御筵食器已成定制。庆元令对金釦器使用虽有下移，但依然在四品以上：“诸品官之家非经恩赐不得以纯金玉为食器，食器仍不得玳瑁。非四品以上及宗室近戚，器不得用金棱。”[38]宋廷对金银釦瓷的禁约，既表明了君主尚俭杜奢的态度，也彰显了礼法性及其器用制度，龙、凤、“官”、“供御”、“殿”等皇室徽号及北宋宰相吕大防家族墓、金紫光禄卿章岷墓、南宋张孝祥（状元、荆湖北路安抚使、著名词人）之子张同之墓、南宋名臣兵部尚书程瑀之女（汀州知州汪赓则妻）墓等墓葬出土的各式金银釦瓷皆为物证，而文思院“棱作”建制的不断扩大、“官家样式”的“制样须索”从工艺造作层面强化了金银釦瓷的制度性。

3.日用具举与内外交养的互化——简雅比德的审美观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积累和文德致治的推进，金银釦瓷“器宜简约”的观念已然从节约成本、彪炳新朝气象经制度礼法、文人智识的形塑转向了对比德化、审美化的追求。“品味的流动性是宋代的普遍特征，日趋复杂的社会、交流增多，以及城市化使得品味和风尚相对自由地在不同媒介或社会领域间迁移。……艺术品中的风格和品位可以作为身份和财富的标识，但也反映了智识趣味，甚至道德诉求。……和以往时代相比，宋代宫廷趣味并不沉迷于奢靡品和财富，而更关心精致和高雅文化的展示：这表明文人价值渗透到宫廷之中。”[39]“道是风雅却平常”，“简约”的极尽便是“极简”——在宋人看来，追求审美品味的“极简”与自我标识人格修养的“简德”是互文的，是“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40]更寓于“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也。”[41]物合道理，各尽其功，美在日用间，两宋乃至10至13世纪的东亚世界，金银釦瓷以生活饮食器见多，兼有花器、礼器，尤以茶器最典型：茶，乃宋人日常“第一风雅事”，御前茶筵之荣、交游雅集之欢、参禅悟道之妙、碎玉铿金之声、啜英咀华之象、斗茶品茗之趣皆赖简雅之器。可以说，从“简约之风”到“极简之美”的层叠转化，既是观念的，又是物质的，既是日常的，又是制度的，更是道与器、雅与俗互为升华的比德修辞。

因此，宋代金银釦瓷及仿其样式日用器的生产流通，既有君主个人意志的主导，又渗透着士人道德智识，名义上的尚简俭、去奢华几乎贯通于两宋始末，不仅是素简“官样”制度化、时尚化的轴心，也蕴含着金银釦瓷“活”的器用观念与两宋“简约”的流动内涵互为连通。

四、结语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42]陈寅恪先生指出的宋代华夏民族文化之“造极”的内涵与范围应是整体性、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政治经济制度的新运作，又有社会生活领域的新变化，既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又指代一种文化类型极致化的发展态势，自然也涵盖多义化的“简约”及其日常生活世界、审美文化领域趋于“造极”的“极简之美”。所以，以贯通于两宋流动性、多义化的“简约”为整体视域，对“宋瓷中的宋瓷”——金银釦瓷器用观念之“活”：延展于治理方略、贴近于日常生活、牵系于制度礼法、共生于审美风尚的动态观察，在一定意义上也回应了长期以来金银釦瓷为何长盛于两宋、宋瓷何以简约、极简之美因何发生于宋朝等联动性问题。

注释：

[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14，第9935-9939页。

[2][元]脱脱：《宋史》卷四八十，列传二百三十九·世家三·吴越钱氏，中华书局，北京，1985，第13911、13901页

[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十二，吴越六，徐敏霞、周莹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1179页

[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14，第7191页

[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14，方域四，第9329页

[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14，第7190页

[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92，第704页

[8]李攻略藏雷咸百衲琴，腹内两边提“太平兴国七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再修补吴越国王百衲琴”字样，证实了宋初设置越州瓷窑务的存在。[宋]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上，《全宋笔记》第八编·一，大象出版社，郑州，2017，第212页

[9][元]脱脱：《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一·后妃上·章献明肃刘皇后，中华书局，北京，1985，第8614页

[10]宰执、两府生辰赐羊、酒、米面等，四时八节恩赐重臣戚里御食：立春，赐春盤；寒食，神餤、赐粥；端午，粽子；伏日，米沙冰；重阳，糕、酒；三伏日，五日一赐冰。元祐二年十一月冬至，神宗赐御筵于宰执吕公著私邸“以御饮器劝酒……皆异恩也。”同[2]卷一百一十九，志七十二，第2802页

[11][宋]蔡京，《延福宫曲宴记》，[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收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12，第185-186页。

[12][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乙集，《全宋笔记》第六编·九，大象出版社，2018，第275页

[13][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中华书局，2009，第37页

[14]同[1]职官二九，第3781-3787页

[15][宋]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文物出版社，北京，2020，第121页

[1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14，第6931页

[17][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第4、80、121、209页

[18]盖瑞忠：《宋代工艺史》，台湾省立博物馆出版，台北，1986，第16页

[19][宋]洪迈：《夷坚志》（二），《全宋笔记》，第九编·四，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365-366页

[20]谢明良：《陶瓷手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65页

[21]《周易》，系辞，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27页

[22][晋]葛洪：《抱朴子·诘鲍》，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北京，1997，第552页

[23][宋]刘安节：《答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刘左史文集》卷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31），线装书局，北京，2004，第477页

[24][宋]陈亮：《六经发题》，《陈亮集》（上），邓广铭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104页

[25]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闲情与雅器：宋人的生活与器用”，《文汇学人》，2016.3.18

[26][元]脱脱：《宋史》卷四，本纪·太祖，中华书局，北京，1985，第49页

[2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中华书局，1992，第171页

[28]宋人之“祖宗家法”，又称“祖宗之法”、“祖宗之制”、“祖宗法”等，哲宗宰相吕大防概括为事亲、事长、治内、待外戚、尚俭、勤身、尚礼、宽仁，实际循行远胜于此。同[7]卷四八，第11416页。

[2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一，第704页

[30][元]脱脱：《宋史》卷十二，本纪·仁宗，中华书局，北京，1985，第250-251页

[31][宋]欧阳修：《归田录》，《全宋笔记》第一编·五，大象出版社，2010，第245页

[32]邓小南：《祖宗之法》，三联书店，2014，第503页

[33][宋]周辉：《清波杂志》，《全宋笔记》第五编·九，大象出版社，2012，第28页

[34][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司仪祖等点校，中华书局，1962，第736页

[3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九，中华书局，1992，第2798页

[36][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99-100页

[37][宋]吴自牧：《梦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0，第20-21页

[38][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事类三，仪制令·服饰器物，燕京大学图书馆藏版，民国三十七年（1948），影印，第16页

[39]（美）杜朴，文以诚：《中国艺术与文化》，张欣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第209-210页

[40][宋]赵佶：《大观茶论》，中华书局，2013，第5页

[41][宋]李靖德：《朱子语类》卷三四，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866页

[4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北京，2011，第277页

本文刊于《装饰》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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